（锡林郭勒草场）
（一）
“浩特”，蒙古语“城市”，锡林有“草原明珠”的含义。
锡林浩特，地级市，20万人口，锡盟大草原的首府。锡林浩特富，不在牧场，不在天然植被，甚至也不在这几年被称为锡林八景的旅游资源，而在地下，在已被探明的煤炭、石油、风力和30余种矿产资源，这里已被列入国家级能源基地，城边最显著的建筑是一排高大的烟囱，一座大型的火力发电厂。
锡林 浩特名气大，并非是因为资源丰富。真正名扬四海，是去年的事情。去年这里的西乌旗发生了一起运煤卡车轧死牧民的事故，导致当地牧民和中学生上街游行抗议，并进一步影响到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部队出动，武警封锁，通讯、交通管制，政府费了很大的劲才得以平息，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内蒙资源丰富，第一轮开采高潮是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那时大跃进，不知什因为什么，竟然提出了7年超英，15年赶美的口号。1958年钢铁产量硬性规定翻一番，达到1760万吨，全民毁林毁山大炼钢铁。钢铁产量上没上去不甚了了，到是内蒙有铁矿出了大名，我们那代人，对白云鄂博铁矿，包头钢铁厂都有清晰的记忆。
第二轮的开采是近几年的事情。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为中心，热了30多年。随着传统低附加值出口产业的衰落，通货膨胀的威胁和房地产开发的调控，投资资源成了一时之热，内蒙越来越受到资本的关注。
2009年我们西上额济纳旗就曾碰到地矿探查的队伍，那个老板告诉我，内蒙资源便宜，政府在到处招商，是个一本万利的事情。我们一路走来，草原开肠破肚，到处在修公路，短短几年，这里已成了资源开发的战场。
按说资源开发是好事情，有利当地的经济发展。可一窝蜂，来得太快，没有规划。又大都是私人企业，小煤矿、小矿山，低成本开发，不顾及环境保护，不注重基础设施。而千百年来，牧民是靠草原生活。草场被破坏，对内蒙的牧民来说，岂是给几个钱的事情？去年西乌旗的牧民抗议事件就来源于矿山不修矿区公路，随意碾压牧民草场，牧民阻拦发生冲突，直至发生轧死人的事件。
事件归事件，可有资源总是好事情，眼下的锡林浩特早已平静，正是旅游旺季。
（二）
这里旅游轻松，不像大城市要跑出去多远，市中心就有贝子庙，事实上正是因为清乾隆八年（1743年）这里建了“贝子庙”，才有了人气的聚集，才有了锡林浩特。
开车来到贝子庙，门前人来人往，好大的广场，几座鲜亮的蒙古包。门墙有介绍，“贝子庙”是内蒙古喇嘛教四大庙宇之一，“贝子庙”是俗称，源自第一代喇嘛建寺传教得到“贝子”（清爵位，管辖三个旗）的支持和资助。原名名“班智达葛根庙”，汉名“崇善寺”。
（贝子庙）
好大的一座寺庙，殿阁重重，曲径通幽。可以看出，前院大殿刚刚修复，其余殿堂尚没恢复，瓦损墙残。我们到来时，偏殿正在举行法事，巨大的香炉轻烟缭绕，有信徒五体投地，殿内钟磬敲击，低沉咏诵。
走进大殿，很典型的喇嘛教堂。殿大进深，高高的藻顶垂着条条经幡，45根油漆彩画的木柱，6列长长的坐垫，能容100多人听讲。佛龛前点着酥油长明灯，供奉的佛像。不像汉族青教的大雄宝殿，佛龛前有高背座椅，活佛在那里讲经，其实就是一间大课堂。
王小平拉着一个年轻喇嘛聊，不承想这个喇嘛还真不是俗人，据他说他父亲是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也够得上自治区党和政府的领导，而且还有点革命老干部的背景。他说自幼受佛教影响，大学毕业在鄂尔多斯当过几天公务员，厌烦了官场的腐败风气，也不想做官二代，愤而出家。先后在鄂尔多斯寺庙修行三年，又到外蒙古寺庙修行三年，之后在蒙古大地四处周游弘法，最近三年来到这里。他对现下的社会风气很不满意，对蒙古族的状况也颇多牢骚。
一个年轻人，受过高等教育，却一心想靠弘扬佛法普渡众生，真是异数。我们没时间多聊，但我能感觉出他是真诚的，平淡的口气透着坚定。
听他介绍，贝子庙属藏传黄教，最鼎盛时在清末民初，有1000多喇嘛。抗战时期这里是日管区，也有喇嘛500多。1945年苏联红军从这里过，抢走不少珍宝。解放后推行无神论，寺庙更加衰落。文革中遭到惨重破坏，宗教活动停止，喇嘛驱散。这里曾供奉一尊2.5米高的全银打造的佛像，是为镇寺之宝，清朝、民国都好好的，文革中不翼而飞，至今不知去向。
上世纪80年代，宗教开始恢复，政府拨了款项修复，喇嘛也回来一部分。这几年百姓信教的人多了，做法事，为房屋、建筑开光，布施的也多了，宗教在恢复，眼下这里已有了40多个喇嘛。
这几年，政府招商修庙，这里大殿前的地面有一青石，雕刻，“内蒙古老青城博览园有限公司”2003年9月9日大修。据说投资了上千万，目前还没收回。这里门票20元，曾经的黄教圣地已成为发财的场所。
尽管百姓有宗教需要，可恢复不容易。这里的八世活佛丹增刚圆寂，九世活佛尚未产生，眼下贝子庙是这里的旅游局托管，宗教活动并不兴旺，主要是旅游收入。
告别了年轻喇嘛，来到寺后的额尔敦敖包。敖包是蒙族民众祭祀先人的场所，到处都有。这里的敖包名气大，一是建在风景秀丽的敖包山顶，而且有十三座，每座都有独立的寓意，简单说是佛祖和当地部落的综合代表。二是敖包在山顶，山下就是贝子庙，远方朝圣的信徒拜过贝子庙顺道来这里祭扫敖包。而且一条大道笔直的从敖包山顶直通锡林大道商业繁华区，站在山顶可饱览锡林浩特城市风光。
（额尔墩敖包）
值得一记得是：额尔敦敖包原建于清乾隆年间，附近牧民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集会祭扫，在当地已形成一个节日，有很大的影响。文革中，敖包毁坏，祭扫禁止。1979年，在原敖包山修建了高20米的革命烈士纪念碑，据说，敖包山冷清了不少。
近年，旅游开发，敖包有了含金量，十三座敖包重又整修一新，山顶青砖漫地，种上了小青松，金色的大樁，五彩经幡飘飘。十三座大樁由彩色经幡连成一体，远远的看去，新月形的彩虹一道。
围绕敖包，又新建了门坊、白塔、五羊雕塑、六角琉璃亭等景观，成了一座远近闻名的旅游公园。今天，虽不是祭祀的日子，可全国各地的游客来的不少，我们一路遇到从昆明，海南，广西来的游客；一对广州夫妇走广西，经云贵，上西藏，下新疆，历时58天来到这里，为敖包焚香，向功德箱塞钞票。反倒是那个烈士陵园冷寂在那里，游客很少。
（三）
我和锡盟的渊源还得益于亲家濮烨老师。她1969年来到这里的西乌旗，在草原生活了四年，参加了当地的乌兰牧骑（文工团），也因此结识了一群终生的朋友，我们四人的到来得到他们的欢迎。
晚饭在酒店单间由濮老师当年的兵团战友，孙凤兰、老韩、老朴等四人为我们接风。
说到兵团，人情就近了，我和许天宁都曾经是云南西双版纳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士。那个年代，到处都在准备打仗，边疆的知青屯垦戍边。那时的黑龙江，内蒙，新疆，云南农垦都改制为生产建设兵团，统称兵团战友，自然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有亲近就得有酒，有酒自然就有歌声，更何况是在以热情豪放著称的蒙古族的地面。文工团出身的兵团战士，一把手风琴，一根萨克斯管，一曲《草原上的红卫兵》把我们又带到了当年。
红卫兵实在是个无从定位的称呼。曾几何时，谁人不参加造反派？谁人不是红卫兵？可等文革结束，红卫兵成了负面名词，大家纷纷回避。十年动乱，天翻地覆，11届三中全会总结：领袖被蒙蔽，党组织受考验，粉碎了四人帮，一切又回到伟大光荣正确的航程。
可红卫兵呢？
我们这代人经历了红卫兵由生到灭的全过程。我们清楚，红卫兵是党的阶级路线的产物，是党内路线（权力）斗争的产物，更是长期以来个人崇拜的产物。红卫兵随党内路线斗争而兴，又随路线斗争而亡，可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成为时代的牺牲品。
那个时代，从红卫兵到知青。不仅意味着动乱、苦难、毁灭，也意味着理想、奉献、激情的陨落。千百万付出了巨大牺牲的青年，用“上山下乡”背负了文革几乎全部的苦难和救赎。才有了后来的反思，后来的思想解放，后来的改革开放。
我理解为什么那代人总是舍不下那个时代的歌曲。不是为了那些歌词，而是那些曲调凝聚着太多的记忆：那里有无私的的奉献，青春的燃烧，激情的毁灭，涅磐的再生。那是一代因为被抛弃而不得不思想解放的人，也正是因为这代人的奋争，这古老的大地有了最初的觉醒。
几杯酒下肚，随着歌声，我仿佛看到当年的内蒙草原，当年的版纳密林，当年那批只有十几岁的孩子在生命底线的奋斗。我明白，那些歌声已经裹着昔日的苦难融化在我们的血液中，我们因此而有幸，我们因为有过真诚的只属于自己的人生。
（当年的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