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五一文集
（草原夜幕）
这是2012年的一次旅游记录。盛夏，耐不住北京的酷暑，自驾从北京穿越内蒙锡林郭勒草原，沿国境线向东，直至漠河。一路，所见所闻做了大量的记录。
2020年初，武汉疫情暴发。几乎是一瞬间，世界被病毒凝固。面对天罗地网的重重封锁，我们选择了不打疫苗，以中药对抗疫情，归入另类，被种种政策限制在家中。
不得自由出入，我选择了静下心来整理自己的游记。
开始写这篇游记已是2022年六月，疫情已接近尾声，距离那次旅游整整10年后。拿着笔犹豫，写与不写成了问题。为什么?
此前，疫情已经延续了两年，我也因此，重写了80万字的游记，并在海外“优酷”以朗诵发表。后经朋友提示，开始在国内网络“西瓜视频”转播。才发现有大约10%的篇幅被网警以“社会不宜”的名义删除。我开始警觉，开始自我检查，自我删改，自我约束。
可写游记原本是文学追求，写的过程中难免有联想，有批判、有不平，有愤怒。况且我已走进古稀之年，深知时日无多。写作是趁头脑清醒，总结自己的心路，也是修心养性。也就放松警觉，随心所欲，继续写下去。只为写给自己，写给孩子。
是为序。
漠河行，源自一个心愿。
2009年金秋，邀朋友耿少峰、许天宁、丁月明驾车从北京北上敕勒川，穿越阿拉善戈壁，直抵甘肃、内蒙的交界——额济纳旗。那里正在举办“第十一届额济纳胡杨节”。
内蒙西部，人烟稀少，地域开阔。一连三天的自驾跋涉，无尽的戈壁连接着无尽的沙漠。白天，满眼黑灰，偶然几蓬骆驼刺，一派凄凉；黑夜，漫天繁星，清亮的银河，无声的蓬勃。穿越巴丹吉林沙漠，一条发源于祁连山的黑河（弱水）注入额济纳，有了戈壁绿洲，有了瀚海胡杨，有了居延海，有了枯寂的黑水城和那无尽的传说。
额济纳美，深秋的胡杨林庇护着小河，动荡着从黄到红的秋色。那秋色烘托着蓝天，天晴得让人眩晕。羊群从秋色覆盖的沙丘穿过。我站上高台向东瞭望：那里有“居延海”，金色的胡杨纠结着金色的芦苇，伸延着蔚蓝的大湖，融入无边的大漠。
我萌生了一个心愿，走进那里，沿边境穿越阿拉善戈壁，经锡林郭勒草原，科尔沁草原，呼伦贝尔草原，直抵东北漠河。那里有一条从西北走向东北的小路，贯穿着生命的寂寞到无限生机的壮阔。我想走过去，亲眼目睹，诗人笔下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3年过去，机会来了。还是盛夏，还是耐不住北京的酷暑。一早，拉上朋友王小平、许天宁、丁月明驾车走上通向张家口的高速路。
十点走上八达岭，这里熟悉。这里的长城脚下有个康庄人民公社。35年前我曾作为“下乡工作组驻队干部”在那里生活。说起来也是异数，我一生居然两度“上山下乡”，而且扮演着完全相反的角色。
第一次，1968年11月。随着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被插队到云南西双版纳关坪农场，作为被教育对象在那里待了三个年头。第二次，8年后（1977年），我被西城区委抽调到“农村工作队”，来到眼前的康庄公社，马房大队，承担起了教育知识青年的“责任”。
我曾经想过，从1949年夺取政权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整整27个年头。 我们究竟都做了点什么？
做的事很多，究其本质只做了一件事：夺取权力，并且向领袖集权。只采取了一个手段：不断的掀起运动，不断的阶级斗争。而“工作队”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当代青年对“工作组”陌生。可我们那个时代，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从未中断过“运动”，也因此从未停止派“工作组”。
那是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运动”不断翻新。每来一个运动，就组成特定的工作组下基层指导。运动多，工作组自然多，派出的干部就多。这既是对干部的整肃，也是对干部的教育，也因此培养出一批富于阶级斗争的骨干。
工作队如何阶级斗争，有一套历史传承的模式。老一套但很管用。特别对我们这些刚踏入“官场”的青年，有很大震动。
进村，首先是“恐吓”。第一件事，开批斗会。不问青红皂白，拉出5类分子就斗。什么叫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听明白了吗？不要说“反革命、坏分子、右派”没有法律意义的界定，就是真吃过地租的地主、富农那时也多被土改斩尽杀绝，能留下的只是子女。家庭出身就是他们的“罪恶”。
批斗的方式简单，把全村老少集中起来。把“五类分子”押到台上，由工作队领导动员，贫下中农“揭发”，把农村的“干群对立、邻里不和、小偷小摸、婆媳打架，甚至丢了牲口，卫生落后，”统统都归到“五类分子”的头上。挂上牌子，喊一通口号，少不了体罚，打得浑身是血。“五类分子”的“气焰”肯定是没了，全村男女老少的“气焰”也跟着熄火。紧接着就会宣布一套“紧箍咒”一样的政策，不许偷懒，不许偷球，不许私自外出，甚至不许养鸡超过四只。那时的“人民公社”，政教合一，高度集权，就像个大集中营。工作队实际上就是“集中营”的监护者。那时，村民抵触，毫无生产积极性。
1967年我所在的马坊大队一个工（一个壮年农民的全天收入）只有3.6毛钱，还是好的，附近有的生产队一年下来一个工不到1毛钱，只够买一斤玉米粒，根本无法生活。
那时的生产队，欠债是普遍现象，偷秋（偷粮食）是无组织的集体行为。知青就像一群没人管的“盲流”，口粮都不够。有的孩子偷秋，被民兵抓住吊打。我唯一的管理，就是掩护和动员孩子们“回城”，那里有家人照顾。我理解知青的苦衷和无奈！
那些不敢偷秋的“五类分子”，饿得实在受不了只能逃跑，我所在的康庄公社有很多人跑到了内蒙，边疆管得松，那里人善，可以保命生活。
那时的人民公社其实已经破产。村里一位参加过卢沟桥抗战的老兵告诉我：抗战时，村里捐钱捐粮，大户人家都有积蓄，小户人家也不会挨饿。现在哪还有大户人家？老百姓的生活连那时的雇工都不如。
我至今没想明白，一个有着3500年历史，以和谐和中庸之道作为追求的古老民族。为什么面临西方文化的进入，会反复陷入癫狂。爆发“太平天国”，“义和团”，直至“文化大革命？
我们从这些历史的悲剧中究竟应该吸收点什么？
向北，出了张家口就是内蒙的锡林格勒盟，坐在车上思索：我熟悉锡林格勒源于北京西城区委的插队知青。
1984年7月，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选择了经商下海，在西城区委留职停薪。那时区委有一批插队回城又陆续上大学的毕业生。领头的是后来担任过组织部长的李三友。
三友曾在锡林格勒盟阿巴嘎旗插队八年，也因此为西城区引进一批上山下乡知青出身的干部，我们是朋友。
1985年前后，正是改革开放初期，世事尚未变革，人心已经萌动。内蒙的干部到北京跑政策，知青成了香饽饽。要动员曾经的知青为第二故乡做贡献，锡林格勒盟和西城区建立了友好蒙区关系，大批知青被邀请回第二故乡探亲。我作为北京市信息公司负责人，几度走进锡林格勒盟。那里的大草原开阔的无边无际，朦朦胧胧，很让我心动。
为什么会有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几十年来一直有争议。最主流的认识，文革中，为了平息红卫兵运动，为了安置城市青年。我以为不尽然。事实上，公开呼吁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几乎是伴随着新政权产生，文革前已然形成运动。文革中，1968年，毛泽东再一次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有必要。”形成了极大的社会压力。全国1600万城市青年被压迫着走向农村和边疆。
1968年11月，受这股大潮的裹挟，我来到云南西双版纳关坪农场。那里有着中国最大的热带雨林，最多的野生动物。有着近5万来自北京、上海、重庆的知青。
因为是知青，对全国的知青命运也就格外关心，我一直关注着内蒙。不仅因为那里有我的中学同学，更因为同病相怜，同气相求。
那时内蒙的知青和云南的知青大体相同。都是有30多万，分为军垦兵团和农村插队两部分，内蒙是放牧。
其实认真思索。从文化历史的角度看，上山下乡既不符合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国人自古尊师重教，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士农工商，士为四民之首。马克思主义更是舶来品，是被有能力接触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引入。苏联在中国推动组建列宁主义政党，也首先找到陈独秀、李大钊这样的大学教授。那时党内的中坚力量是留法、流苏的青年学生。有学位，有知识是光荣，是见多识广，掌握真理的象征。
毛进一步提出改造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那个时期党内公开倡导的价值标准是“越老粗越光荣”，大批受过教育的城市女青年被组织强迫嫁给农民出身的老干部。并且逐渐把读书、学历与资产阶级挂钩。
此一认知过程，起源于延安整风，延续到解放。1955 年 9 月，毛泽东就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 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拉开了全国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序幕。更重要的原因，1957年，全国爆发反右运动， 300万民国培养的知识分子，几乎全被打入另册，知识分子成了右派的象征。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一时泛滥。事实上，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青年学生自己主动提出，主动行动。那是长期误导的结果，内蒙的知青那时走在前头。
其实，往细了想，这是一股思潮，是对近代西方文明引进中国的反动。从列强打开中国大门的那一刻，就风起云涌。天平天国是第一个高潮，义和团是第二个高潮。延安整风批判“言必称希腊”是萌芽，直至第三个高潮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此一思潮的根源，经过文革的巨大创伤，至今没有得到清算，仍在暗流涌动。最悲哀的是，那些站在前列，激烈反对现代文明的老人，很多就是当年红卫兵出身的知青。
当代人说：知青是被耽搁的一代，这种说法我不赞同。不是被耽搁，而是被误导，被洗脑，很多人至今没有清醒。正如世人评价：不是老人变坏了，是坏人变老了。
13点，GPS显示已上升到海拔1300米，我们已走入内蒙古正蓝旗。
这一带不陌生，在近20年的时间里先后5次走过。最后一次是两年前，可眼前的景象还是让我吃惊。内蒙变了！几乎是一年一变，最醒目是它的公路。
1986年夏天，我第一次走进锡林格勒。那次是代表西城区和阿巴嘎旗科技转让。那时路窄，都是沙石路。有的地方路基沉降，干脆从草场压过去。从北京出发，上坝要整整一天，住在张北县。第二天再一天颠簸，傍晚才到锡林浩特。
两年前经过这里，已经开始修路，车辆明显增多，正是雨季，拉煤的载重车，把漂亮的等级公路碾压的开膛破肚，内蒙居然有了堵车。当地干部告诉我，这里地下有大煤田，有多种矿藏，政府在向全世界招商，抓紧修路。
如今再来，天高了，气爽了，北京直通锡盟的高速路已经竣工，正在做最后的修饰。一路，拉煤的载重车排着队，司机告诉我，如今到北京也就半天时间，锡盟走上了康庄大道。
昨晚夜宿正蓝旗。
正蓝旗距离北京不过200公里，古代骑马也就四天的行程，可以说是内蒙的边缘。为什么要住在这里？这里对了解内蒙太重要。怎么重要？这里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元上都遗址”。它是蒙汉文化结合的发祥地，也是蒙元帝国的第一个首都。
历史上的蒙古国，马上得天下，砍砍杀杀，四处征战，疆域大到不可思议。可讲的故事太多，可记得历史太乱。但具体到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有一个人最重要，谁？元世祖忽必烈。
忽必烈是蒙古黄金家族第一个真正接受了汉文化的大汗。
公元1211年，年仅30岁的忽必烈，被他的哥哥蒙哥大汗任命总领漠南蒙古。他率领一批有志青年，找到了这里的金莲川草原。为什么选择这里？不仅因为这里气候湿润，水草丰美，易于游牧。更重要这里古驿道四通八达，是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结合部，两种文化在这里交融。
忽必烈在这里网罗了一批以汉族知识分子为主的能员干将，并接受他们的规劝，放弃游牧生活，建立都城，进行改制。有学者把忽必烈在这里的作为，称为“蒙元帝国的二次创业”。
1211年，忽必烈任命汉人刘秉忠在金莲川建开平城。1260年，忽必烈继大汗位，开平府升为元上都。自此，包括忽必烈在内，六位元朝皇帝在这里登基。1267年，忽必烈定都燕京，1271年改燕京为大都，改上都为夏都，并开始不断扩建。
当年的元上都，外城周长19公里，内城城垣8公里，城内有60座官署，160余座堂观寺庙。驿道发达，商贾往来，常年有数十万流动人口。马可波罗当年就是在这里觐见的忽必烈，对当时商贾云集，市场繁荣有过很好的记录。
前年，我与朋友结伴去过那里。说是遗址，其实更多的是一路的广告，元上都只剩下一段残破的城垣，一尊石人，几处石料的宫墙基础。也许是因为保护，不许牛羊侵扰，又有闪电河水滋润，草长得半人高。一人高的木栈道，鲜花盛开，蜂蝶环绕。入口新修的石门，插满彩旗，中心一座巨大的敖包。
马可波罗笔下那个仅次于元大都的世界级都市，仅仅600年竟消失得无声无息，以致我怀疑马可波罗游记的可靠。
那里有一幅元上都复原图。由外城、皇城和宫城组成。以宫殿为中心，分层放射状分布，既有游牧民族传统的毡帐、穹庐式建筑，也有土木为主的汉式宫殿楼阁建筑，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结合的惊人杰作。
我查过网络。元上都由于忽必烈的经营，一度成为世界的中心。当时最繁华的都市。
怎么做到的，看看忽必烈的智慧。
忽必烈高明，他不仅接受了农耕文明的汉文化，还接受了中亚伊斯兰的工商文化，并且以这里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商业网络。最难得，他还有一套运行机制。
忽必烈被蒙古各部族拥护为蒙古大汗，不是靠武力压迫，而是靠商业贿赂。什么叫商业贿赂？对蒙古各部大汗大量赏赐金银。可蒙古人不懂经商，他们就把金银借给阿拉伯商人生利。有了利益，就有了蒙古各汗国对商人的保护。那时的阿拉伯商人，在蒙古各汗国的保护下，不仅打通了西域经中亚到欧洲的陆路商道。还打通了从泉州、温州经南海到红海的海上商道。
历史上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就是那时的威尼斯商人行走欧亚大陆的记录。那里有对上都的描述：“宫顶甚高，宫墙及房壁涂满金银，、、、、、、屋顶之天花板，除金银及绘画别无他物。大殿宽广，足容6000人聚食而有余，房屋之多，可谓奇观。”
商业的繁荣，不仅给蒙古王公们带来巨大的利益。还极大的促进了东西方文化和商品的交流。而世界性的文化交融，为后来的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提供了基础。
说了这么多，都是忽必烈和元上都，和正蓝旗有什么关系？
正蓝旗是金人后代后金对这里的称呼。清太祖努儿哈赤将军队定制为黄、白、蓝、红，镶黄、镶白、镶蓝、镶红八旗。随着后金势力的扩张，向西征服蒙古，向南征服辽东，又有了蒙八旗和汉八旗。清世祖皇太极更进一步把旗的组织结构引入行政管理体系，将蒙古草原分为西蒙古、东蒙古两部分。西蒙古86旗（大体就是现在的蒙古国）东蒙古6盟49旗（现在的内蒙古）。
这也是报应。13世纪初，成吉思汗在这里与当时的草原统治者
金朝抗争。对抗的结果，公元1234年成吉思汗的孙子窝阔台灭金。把金人赶回了东北的白山黑水。
金人在东北蛰伏了整整400年，再度中兴。这回风水轮流转，后金成了大清，征服了蒙古诸部。蒙古部族被迫采取了清朝制度，这里改名正蓝旗。
清晨5点，窗外，云层低沉，冷雨凄凄，隐隐低沉的雷声，我一个人顶着细雨，走进文化广场中心。
草坪回护，杨树隔离，一片清亮亮的广场，青砖铺地。中心，一围四方低陷的仿古城墙，镶嵌着淡雅的汉白玉，上面有浮雕，记录着蒙古先人的事迹。正中，一座高耸的梯形基座，矗立着跃马扬鞭的巨型雕塑。细看，有汉字和蒙文：忽必烈广场。
我竟然是在这样一个阴沉沉的黎明，孤零零的和这世界十大帝国之首的开拓者对立。
13世纪可称为蒙古人的世纪，大蒙古国颠覆了世界的旧有秩序，囊括了多半个欧亚版图，首次形成人类历史上长达百年的“世界体系”。忽必烈传承了成吉思汗的衣钵。以少数民族统治中国，身兼蒙古大汗和中国皇帝，改变了世界和中国的格局。
眼前，这位蒙古族的英雄，扬鞭跃马，凝视前方，那里有一条大道，直指北京，直指曾经辉煌一时的蒙元帝国。
面对雕塑，透过雨幕，点上一根烟，细想：是否也是这样一个早晨，忽必烈透过凄凄雨幕，面对南征的蒙古雄师，向世界宣布：自立为帝，自此有了大元帝国。
600过去，沧海桑田。蒙元帝国早已作古，满清帝国也已湮灭，历史在这里只留下当年元上都颓残的宫墙。这里正在向联合国申报加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参观忽必烈广场，有当地人告知，广场西侧有上京博物馆。
走过去，仿古的青砖建筑，门前青铜的蒙古勇士雕塑，一个很现代的博物馆。遗憾的是，走进馆厅，竟然没有一个参观者，连服务员也不知去向。保安匆匆找来负责人，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却说这里不开放。可已经进来了，而且看到了这里的陈列，和青年商量。他告诉我们，这里两层展厅，所展文物，大多从上都遗址出土。博物馆原是政府投资兴建，归旗文物局管理。可文物局没钱，当地人又很少参观，靠游客门票维持不下去，承包给了个人。目前，展品正在整理，大多珍贵的文物被省博物馆收走，余下的文物，权属归旗文物局，经营权交给了私人。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在中国私人承包政府的博物馆。
博物馆在世界各地大都归文化和教育部门管理，由政府支出。即使有私人基金介入，也决不会以盈利为目的。我问他私人靠什么维持？小伙子显然是新来，不甚了解情况，只说可以出租服装、文物，靠拍片子、照相挣钱。我愕然！
好在王小平说服了他同意我们参观，但讲明不许照相。我不知这里有什么珍贵文物需要保密，但能参观总是好的。细看，其实还真是个不错的博物馆。这里不仅有大批当地的出土文物，而且不乏珍品。还有很多蒙古民族历史上用过的工具、家具、器物、服饰。陈列按文物性质，历史分期作了系统归类。展板和图片说明也规划得有模有样。如此一个地方文化浓厚的博物馆，政府怎么会放弃？又怎么会没人参观？
我居住的加拿大几乎每座城镇都有自己的博物馆，哪怕只是展示几块土著的木雕，粗糙的石刻。那里没有中世纪的历史，所谓文物不过一二百年殖民建造的木屋、教堂和从欧洲带来的钟表、服饰、家具。人们带孩子参观，了解历史。
我们有着灿烂的古代文明，有着足以傲视世界的先人功业。一部24史，2000多年从未中断，历史也因此被称为中国人的“宗教”。可今天是怎么了？满街的西方文化，甚至到了“哈日”“哈韩”的程度。历史在消融，我们的文化自信呢？
今天的计划是到锡盟首府锡林浩特。3点出发，怪事来了。加油，不能刷卡，只收现金，还不开发票。所以说是怪事，因为昨天一走进内蒙就碰到一起，也是中石油，不刷卡只收现金，不开发票。问他们为什么？说是刷卡机坏了，发票临时用完。并且承诺，到下一个中石油的加油站，可以从那里补开发票。
我们信了，可到了这里，不仅不能补开发票，而且同样又是刷卡机坏了，发票用完。同样的借口，同样的手段。
我们出发前，网络就有报导，有些加油站只收现金，而且私调油表，私改发票，甚至不开发票。不仅为了逃税，最主要坐地分赃。我以为此类事情只可能是地方自办的小加油站所为。所以出发前就明确，只在中石油、中石化两家大公司加油。没想到，首先碰到此类事情的竟是中石油。
许天宁和他们理论，表示要向税务部门举报。可他们不怕，争来争去没有结果，最后他们表示，往锡盟方向300公里还有他们的加油站，到那里再领发票，并且当着我们的面打了电话。无奈，只能信他们，赶路要紧。
不想走了300公里到下一个加油站却不认账。好在我们早有准备，许天宁在上一个加油站不仅对加油过程照了相，而且录了像。我们告知对方，这是举报取证。也许他们从没遇见过如此难缠的“老头”，看了我们的录像，相信我们会去举报，才给我们开了发票。其实发票就在柜台里，不争是不会给开的。
虽说最后我们拿到了发票却高兴不起来，一件很简单而且是合情合理的要求，却搞得如此大费周章，甚至启用了特殊手段，这社会是怎么了？
开发票多耗费了一个小时，原定到锡盟由朋友接风的晚宴只能电话取消。天黑了，我们不得不放慢速度。
前方不远是锡盟首府锡林浩特，故地重游，面对的却是傍晚的重重雨幕。此刻，北方有电闪雷鸣，那里在下雨。巨大的闪光划亮了夜空，闪光中，孤零零几座平顶山。延绵起伏的坡顶，风力发电机组密密重重。
26年前，也是这个季节，也是黄昏中走进锡林浩特。那时，改革刚刚启动，人们尚在懵懂。那时的锡林浩特，最大型的建筑就是贝子庙和王爷府。贝子庙前有集市，那是牧民的流动商街。也有几座三层楼的供销社、百货店。一条主路铺着柏油，满地的牛马粪。王爷府周围，有数的一片民房，土墙瓦巷，人来人往，夹杂着鸡鸣狗跳，牧民骑着马，赶着牛羊在街上游荡。我清楚的记着，打电话要去电话局，几个小时都接不通。晚上，街面黑洞洞，几点零星的灯火伴随着漫天的繁星。
再走近锡林浩特，夜幕中，一片光晕升腾。雨幕滋润着一条宽阔的大道，明晃晃的街灯。两侧高楼林立，大型的商业广告，彩色的霓虹。内蒙大变了，看看这现代化的都城。
“浩特”，蒙古语“城市”，锡林有“草原明珠”的含义。锡林浩特完整的翻译：草原明珠城市。
锡林浩特，地级市，20万人口，锡盟大草原的首府。锡林浩特富，不在牧场，不在植被，甚至也不在这几年被称为锡林八景的旅游资源，而在地下，在已被探明的煤炭、石油、和30余种矿产资源，这里已被列入国家级能源基地。最显著的地标，一排高大的烟囱，一座大型的火力发电厂。
锡林浩特去年大大的出了一次名，不是因为资源，不是因为发展，是因为一起交通事故。交通事故经常有，怎么会出名？因为不是普通的事故，是牧民阻挠拉煤卡车碾压草场，被卡车碾压。当地牧民和中学生上街游行，影响到了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呼市大学生、市民上街游行。事闹大了，武警封锁，通讯、交通管制，费了很大的劲才算平息，引起了世人的关注。究其原因，竟然是发展过度。
内蒙资源丰富，第一轮开发高潮是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那时大跃进，中央提出7年超英，15年赶美。1958年钢铁产量硬性规定翻一番，达到1760万吨，全民毁林，毁山大炼钢铁。钢铁产量上没上去不甚了了，到是内蒙有铁矿出了大名。我们那代人，对白云鄂博铁矿，包头钢铁厂都记忆深刻。
第二轮开发是近几年的事情。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为中心，热了30多年。随着传统低附加值产业的衰落，投资能源成了内蒙的一时之热，内蒙越来越受到资本的关注。
2009年我们西上额济纳旗，就曾碰到地矿探查的队伍。那个老板告诉我，内蒙资源便宜，政府到处招商，是个一本万利的事情。我们一路走来，草原开肠破肚，到处在修公路，短短几年，这里已成了能源开发的战场。
能源开发是好事情，有利当地的经济发展。可一窝蜂，来得太块，没有规划，管理薄弱，又大都是私人投资。小煤矿、小矿山，低成本，完全不顾基础设施和保护环境，草场被破坏。可千百年来，牧民靠草原生活。草场被破坏，牧民心痛，也不是补贴几个钱的事情？西乌旗发生的牧民抗议，就来源于矿山不修矿区公路，随意碾压草场造成。
怎么一提锡林浩特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因为一路走来，不断的有人告知，不断地有人提醒，版本很多。看得出，引起众怒。
好在眼下的锡林浩特已进入旅游旺季，去年的事故正在平静。
旅游，不大的城市，市中心就在王爷府。事实上，锡林浩特是先有王爷府，有了行政中心。清乾隆八年（1743年），在这个行政中心附近，建了“贝子庙”，又有了精神高地，才有了人气的聚集，才有了锡林浩特。
贝子庙，门前好大的广场，几座鲜亮的蒙古包，人来人往。门墙有介绍，“贝子庙”是内蒙古喇嘛教四大庙宇之一，“贝子庙”是俗称，源自第一代喇嘛建寺传教得到“贝子”（清爵位，管辖三个旗）的支持和资助。原名“班智达葛根庙”，汉名“崇善寺”。
好大的一座寺庙，殿阁重重，曲径通幽。前院大殿正在维护，其余殿堂尚有残损，看得出，旅游景点正在恢复。我们到来，偏殿正在举行法事，巨大的香炉轻烟缭绕，殿内钟磬敲击，低沉咏诵，信徒五体投地。
走进大殿，很典型的喇嘛教。宏大的殿堂，高高的藻顶，垂着条条经幡，45根油漆彩画的木柱，6列长长的坐垫，能容100多人聚会。佛龛供奉佛像，点着酥油灯。有高背座椅，活佛在那里讲经，其实就是一间大课堂。
王小平拉着一个年轻喇嘛聊天，不承想还真不是俗人。据他说，他父亲是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而且还有点革命背景。他说自幼受佛教影响，大学毕业在鄂尔多斯当过几天公务员，厌烦了官场的不作为，也不想做官二代，愤而出家。先后在鄂尔多斯寺庙修行三年，又到外蒙古寺庙修行三年，之后在蒙古大地四处周游，最近三年来到这里。他对现下的社会风气很不满意，对蒙古族的状况很担忧。
一个年轻人，受过高等教育，却一心想靠佛法普渡众生，真是异数。我们没时间多聊，但我能感觉出他是真诚的，平淡的口气透着坚定。
听他介绍，贝子庙属藏传黄教，最鼎盛时在清末民初，有1000多喇嘛。抗战时期这里是日管区，也有喇嘛500多。1945年苏联红军从这里经过，抢走不少珍宝。解放后推行无神论，寺庙更加衰落。文革中，喇嘛驱散，停止宗教活动，这里遭到严重损毁。
他告诉我，这里曾供奉一尊2.5米高的全银打造的佛像，是为镇寺之宝。清朝、民国都好好的，文革中不翼而飞，至今下落不明。
上世纪80年代，宗教开始恢复。信教的人多了，做法事，布施的就多，喇嘛回来了40多人。
这几年开发旅游，政府招商。眼下是一家叫“老青城的公司”承包修复。据说投资了上千万，目前正在回收。这里门票20元，曾经的黄教圣地已成为旅游招财的场所。
尽管百姓有宗教需要，可恢复不容易。这里的八世活佛丹增刚圆寂，九世活佛尚未产生，眼下贝子庙被这里的旅游局托管，宗教活动并不兴旺，主要靠旅游收入。
告别了年轻喇嘛，来到寺后的额尔敦敖包。
敖包是蒙族百姓祭祀先人的场所，遍布蒙古大地。这里的敖包名气大，建在贝子庙后面的山顶，而且有十三座，据说代表十三个部族。
额尔敦敖包建于清乾隆年间，附近牧民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集会祭扫，在当地已形成一个节日，有很大的影响。文革中，敖包毁坏，祭扫禁止。1979年，这里修建了一座高20米的革命烈士纪念碑，敖包山冷清了不少。
近年，旅游开发，敖包山重修。山顶青砖漫地，种上了松树。金色的大樁，五彩的经幡，十三座齐齐整整的敖包。围绕敖包，又新建了白塔、五羊雕塑、六角琉璃亭，成了一座远近闻名的旅游公园。
爬上敖包山顶，眼前一条笔直的大道，直通锡林大道商业区。好一片壮阔的草原新城。
来到草原就有个愿望，到牧民家里探访。
正好王小平有个朋友在这一带搞过环保项目，和这里的牧民毕力格熟悉。她告诉我们，去牧民家不要带别的礼物，多带一些蔬菜。这里的牧民不会种菜，来了客人只有肉、奶招待。多带点菜，既满足主人的需求，也为自己。
我们在县城采购。菜摊老板娘告诉我们，草原只生产牛羊，不生产蔬菜。并不是草原不长蔬菜，而是大棚栽种比内地成本高。蔬菜从200公里以外的赤峰和张家口贩来，比当地种还便宜。圆白菜、胡萝卜1块钱1斤，大白菜、西葫芦、茄子、黄瓜1块2一斤，芹菜、土豆1块8一斤，花生米8块5一斤，平均低于北京市的价格。高速路通了，这里已形成市场。
下午4点来到毕力格家。
毕力格全称乌云毕力格，40岁出头，1米75的个头，浓眉、方脸，红红的脸庞，身材壮硕。妻子乌云图雅，看上去比毕力格年轻。一对儿女在旗里（县城）读中学，一个标准的蒙古族家庭。
25年前，我来过这里。那时的牧民都住蒙古包，没有固定的草场，一年四季追逐水草放牧。条件好的家庭已经有了风力发电机组，晚上电灯忽明忽暗，可以看模模糊糊，不断跳动的电视，和外面的世界基本隔绝。如今大变了：牧民已经不穿传统的蒙古长袍，也不再游牧。新一代的牧民大都通汉语，放牧骑摩托车，通话用手机，跟外面的世界有了更多的联络。
毕力格有一套三室一厅的瓦房，两栋八间一排的室内羊圈，还有700多只羊（其中100只左右是山羊，其余是绵羊，十几只公羊，400多只母羊，200多只小羊），50多头牛，4匹马。政府分给毕力格7000亩草场。不够用，又从别人那租来6000亩草场。一年租金2万元，一次支付4年的租金8万元。就这样，草料还是紧张。无奈，去年秋天，他卖掉了300只羊，只剩下400只羊过冬，还要买大量的干草。
毕力格有四匹马，那是他的骄傲。
毕力格的马不一般，是新疆种马和本地马杂交的后代。长期以来，牧民骑马放牧。近年有了摩托车，牧民不再骑马，马被逐渐淘汰。但蒙古族是马背上的民族，蒙古族的文化离不开骏马。虽然马脱离了蒙古族的日常生活，但每年都有赛马会，那些获奖的男儿依然是蒙古族的英雄，那些获奖的马匹也仍然是蒙古族的骄傲。
毕力格爱马，他告诉我，新疆的马快但不适应蒙古高原，脚力软，不适应长距离奔跑。把新疆马和当地马杂交，能出好马。他的马，都是千挑万选的结果。他训练它们，每年参加比赛，今年由他的小侄子做骑手，他寄托着很大的期望。
毕力格的家已相当现代，和城市居民差不多。不仅接通了电线，有电视、电灯、电冰箱，电话，而且地砖铺地，塑料板吊顶。唯一的不足是还没有接通大市政，没有上下水改造。吃水靠水井，厕所在离家不远的草场。
毕力格的家大，7000亩草场，一圈铁丝网维护，养着一群凶猛的藏獒。
毕力格有一辆摩托车，一辆皮卡，一辆崭新的捷达卧车。他喜欢这辆车，不停地擦拭，邀请我们坐车巡视他的草场。
好大的牧场，我们走了8公里才追上他的牛羊。700只羊，60头牛，一个羊倌，悠哉游哉的放牧。
毕力格告诉我们，他养的牛都是西门达尔的改良品种，如今市场价格不好，他不急于销售。我们问他牛羊晚上宿在草原会不会有狼？他说，早就没狼了，狼都跑到了外蒙古。那边人少，地域辽阔。他告诉我，他在外蒙有亲人，在离这里不远的边境那边。但70年了，边境时紧时松，一直没能来往。两代人下来，亲人已多不相识。
毕力格的家业大，牛羊多，照顾不过来，雇了羊倌，管吃住，每月2500元工资。牧民富裕了，如今的草原，收购一只成年的羊要1000多元，大个的公羊要2000多元。一只改良品种的牛要5000元到6000元，马的价格上万。25年前，我来这里，一只羊才20几元钱，那时的牛羊主要是自己食用。现在不同了，有了公路，通向内地的市场，草原的牛羊有了价值。
毕力格去年春天接生了300多只羊羔，秋天卖了600多只（主要是小羊），刨去成本，还有20几万的收入。这里牧民有了合作医疗，一年每人上缴30多元，大病住院可享受70%的报销。孩子上学也取消了学费，牧民生活有了保障。
牧民也有忧虑，首先是天灾。天一旱就闹蝗虫，草衰了，牛羊没得吃。其次是瘟疫，俗话说，“家有万贯，带毛的不算。瘟疫来了，牛羊死伤无数。第三是人祸。这几年这里修铁路，修公路，到处开矿，大批的牧场被侵占。其实他们最大的忧虑是草原生活方式的改变。
毕力格告诉我，他的孩子在县城上学，接受的是城市生活的教育，很难再回到草原。这里的牧场已经大量撂荒，孩子们不回来。不愿意放牧。而且政府鼓励退牧还草。牧民自家的牧场，凡停牧的，每亩每年政府给6元补助。歇牧的，每亩每年政府补助1.6元。想想，不劳动还有补助，谁还放牧？
内蒙退牧还草是近20年来一直推行的政策。如今刚见成效，又来了新一轮的资源开发。资源经济不仅改变了自然生态，也改变了社会生态。毕力格看不清前景，他问我们，以后没人放牧了怎么办？政府不管嘛？
毕力格说，现在每年收入还不错，他有两个哥哥都在附近，情况和他差不多。他说，他们不懂外面的世界，只懂放牧。眼看着草原的变化，不知怎么办。可以看出，传统一家一户的牧民即没有选择的自觉，也没有选择的自由，对于铺天盖地而来的资源开发，他们很无奈。
其实牧民也不全然的反对资源开发。前年修路，征收了毕力格家71亩草场，每亩地补贴了1900元钱。今年补贴金已上升到每亩3100元，据说最近还会提高，毕力格高兴。
住在毕力格家。晚上饮酒聊天。从窗户望出去，晚霞映上高岗，那里正在下雨，雷声隐隐，电光闪烁，好美丽的锡林格勒草原。
《记锡林郭勒草原》
野旷天低，云黑雨骤，风吹草偃湖光诱。遥看牛羊漫山坡，点点白斑千花秀。
草场飘摇，公路穿透，层层高台风车骤。千年草场换新装，河山壮丽能依旧？
西乌珠穆沁，蒙古语，葡萄山，汉人简称西乌旗，真正的草原部族。这里有无边的草场，羊群隐没，碎玉一样的花朵。从这里向北不足百里就是中蒙边境。全旗不足七万人口，却有着200万头牲畜，曾经的“绿色畜产品生产基地”。
为什么说是曾经？因为牧民靠放牧生活已成过去，如今这里发现了极为丰富的褐煤资源，预测储量500亿吨以上。为此，修了宽阔的柏油公路，建设了众多的居民小区，迁来了数不清的内地工人。眼前的这条大道，人来车往，红红火火。
走近西乌旗，去年发生牧民、学生骚动的地方。昨天我向毕力格询问，看得出他不愿意多谈。他告诉我，事情已经过去，死人家庭已得到补偿。煤矿还在开采，政府答应在草场修路，给牧民补贴。
走近西乌县城，爬上一道高坎，眼前笔直的公路。尽头草场开肠破肚，有煤碳堆出的黑色高丘，高丘下一座巨大的矿坑。成群的大型翻斗卡车，在矿坑中游走。从这里向南，一排雄伟的高压线塔，尽头一列四根直耸云天的巨大烟囱，一座大型的火力发电厂。
其实我们一路走来，两天了，从正蓝旗、桑根达莱到锡林浩特，沿途都能看到大型的火力发电厂在建设。不知这里有多大的煤田，不知这些煤田是否在地下连成一片，更不知它们是否都埋藏的如此浅薄。以致两天来看到数个大型矿坑，数不清的煤堆，碾压的稀烂的草场。一向安静平和的大草原，成了大工地。此情此景，喜忧参半。
喜者，草原有了新的经济增长点，正在逐渐致富。
但更大的是忧。忧什么？挖掘机剥开了草场，破坏了千百年形成的植被。更重要，从这里向西是干旱草原，再向西是阿拉善戈壁。前年，我们到离这里不足百里的查干诺尔（湖），那里曾是方圆近百平方公里的大湖，被誉为锡林郭勒草原的明珠。如今已基本干枯，湖面一层灰白的浮尘，草原在退化。这里已逐渐融入华北沙尘暴形成的策源地。
为此，十几年来，内蒙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内地不少有识之士，包括我们的近邻韩国和日本人，自觉到这里植草、种树。可这非常明白的事实，而且已基本达成全民共识，却阻挡不了新一轮的开发。
王小平不无感慨的说：“可惜的草原，因为你太丰富，所以注定要被哄抢。”她忧郁的唱起一首50年代的歌：“燕子在蓝色天空飞翔，寻找它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它朝着四周张望，为什么这里变了样。去年这里是荒凉的草场，如今变成了高大的厂房，马达的声音代替了野兽的狂吼，机器的声音代替了百鸟的歌唱。这就是你曾经住过的地方，你不要再往别处飞翔、、、、原来的狂野和草场，如今变成了美丽的城市和村庄。”
我们黯然。城市和村庄有了，可美丽吗？
60年过去，不仅鸟儿找不到家乡，人也失去了故乡。有了矿藏，就有了资本的聚集，就有了城镇，有了饭店，有了歌厅、洗浴房、按摩房，红灯绿酒代替了诗一样的安详。包头如何？白云鄂博如何？还有刚刚跟上来的鄂尔多斯？有多少美丽？又有多少哀伤？难道还不足以警醒？看着这走向现代化的草原，真不知它的命运将在何方？
我和锡盟有缘，还得益于亲家濮烨老师。她1969年来这里插队，在草原生活了四年，参加了当地的乌兰牧骑（文工团），也因此结识了一群终生的朋友，我们到来得到他们的欢迎。
晚饭在酒店单间由濮老师当年的战友，孙凤兰、老韩、老朴等四人为我们接风。
说到兵团，人情就近了。我和许天宁都曾经是云南西双版纳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士。那个年代，到处都在准备打仗，边疆的知青屯垦戍边。那时的黑龙江、内蒙、云南、新疆，农垦都改制为生产建设兵团，统称兵团战友。战友见面，自然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有亲近就得有酒，有酒自然就有歌声，更何况是在以热情豪放著称的蒙古族的草原。文工团出身的兵团战士，一把手风琴，一根萨克斯管，一曲《草原上的红卫兵》把我们又带到了当年。
红卫兵实在是个无从定位的名称。曾几何时，谁人不“革命”，谁人不“造反”？红卫兵几乎是全民族的名称。可文革结束，“造反”被清算，红卫兵成了负面形象，大家纷纷回避。十年动乱，天翻地覆，11届三中全会总结：领袖被蒙蔽，党组织受考验，粉碎了四人帮，一切又回到伟大光荣正确的航程。
可红卫兵呢？
我们这代人经历了红卫兵由生到灭的全过程。我们清楚，红卫兵是党内路线斗争的产物，是党内权力斗争的工具。红卫兵随路线斗争而兴，随路线斗争而亡，可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是个人崇拜的牺牲。
那个时代的青少年，从红卫兵到知青，不仅意味着动乱、苦难、毁灭，也意味着扭曲的理想、奉献、激情。千百万付出了巨大牺牲的青少年，用“上山下乡”背负了文革几乎全部的苦难和救赎。才有了后来的反思，后来的思想解放，后来的改革开放。
我理解为什么那代人总是舍不下那个时代的歌曲。不是为了那些歌词，而是那些旋律凝聚着太多的记忆：那里有青春的燃烧，无私的奉献，激情的毁灭，涅磐的再生。那是一代因为被抛弃而不得不思想解放的人，也正是因为这代人的抗争，这古老的大地有了最初的觉醒。
几杯酒下肚，随着歌声，我仿佛看到当年的内蒙草原，当年的版纳密林，当年那批只有十几岁的孩子，在命运底线的奋斗。我明白，那些歌声已经裹着昔日的苦难融化在他们的血液中，他们因此而有幸，因此有过只属于自己的真诚人生。
8点叫醒随行的朋友。按计划，告别锡林浩特向东，那里有一条巡逻的小路，沿中蒙边境，横穿锡林郭勒草原直抵阿尔山。
锡林郭勒草原的地理位置重要。它不仅是距北京最近的大草原，华北地区的生态屏障，中国四大草原之一。更重要，是从西部荒漠草原向东部森林草原的过度。
我们驱车向东，环境明显有了变化。一路走来，锡林浩特向南，公路开阔，车辆繁忙，到处在建设。路边的草场被铁丝网切割，圈出一个个的草库伦。到处可见旅游景点的广告。
向东则不同。最大的区别，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开始有了低缓起伏的丘陵。丛密的牧草，点缀着越来越多的灌木。从锡林浩特向东300公里都是中蒙边境。这里过去是边防重地，游人禁止穿行。近几年，和平建设，边贸繁荣。附近又发现了矿山，管制放松，允许旅游车通行。可即使如此，爬上高岗一眼望去：天苍苍、野茫茫，无边的绿野，当中一条窄窄的简易公路，只有我们一辆旅行车，孤零零。
前方，有牧羊人骑马站在高坡。公路白花花的一线，羊群正在过路。开车过去，停车询问。牧羊人竟然不会说汉话。反复盘问得知，这里是乌拉盖河，他放牧着200只牛，1000只羊，左侧不远就是边境。
再前行，天降细雨，一道彩虹，麻烦来了。什么麻烦？一条岔路，开上来很多载重卡车，沙石路碾压得稀烂，遍地的泥坑。颠簸，车身溅满泥浆，缓慢的爬行。不知这里有什么矿，也不知为什么不修路。
小心行驶，中午吃饭走了还不到三分之一的行程。王小平告诉我，现在修路不为修好，只为“适度修坏”。什么叫“适度修坏？”修路的老板懂行，投入的人力，材料，只保证保修期内不出大事，保修期一过就要重修，这样才有钱挣。
问题是向西的道路明显好走，不足百公里就是锡林浩特，那里已通高速路，为什么都向东行？饭店伙计告诉我，高速路要收费，而且这里的司机都是个体户，为了多挣钱没有不超载的，高速路超载要罚款，司机们承受不起。这里是边防公路，没人收费。
我问，“为什么矿山不修路？路好了效率高，长远挣钱也多。”伙计说，“矿山都是私人开采，靠关系租来的。私人舍不得投资大范围探矿，对储量并不清楚，更别提投钱修路。而且现在政策变化太快，当地牧民也反对开采，谁知什么时候就变了。都是采一天算一天，采一车算一车，现得利，没有长远打算？
2点，到了零公里。公路左侧，一座200米高的小山，一条小路，尽头一片不大的营房，营房后的山脊一座瞭望塔，有铁丝网维护，那里是边防哨所。
听餐馆的伙计介绍。这里的边防哨所是一座隐形的旅游项目。认识这里的首长，或有熟人介绍，交点钱，可以上到瞭望塔。对面就是蒙古国。
仔细观望，这里确实特殊。向东，草原沉降，草场终结，进入山区，脚下无尽的密林。这里是内蒙古草原和兴安岭林区宝格达山的结合部。有宝格达林区公园，一尊巨石，雕刻着宝格达林场的介绍。
离开公园，驶进林区，海拔降到1000米。正是仲夏，路两侧 浓密的白桦封闭着沙石小路，猩红的山丹丹陪伴着洁白的石竹，鲜艳的黄花回护着红白相间的狼毒花，野百合清丽拥簇。花从中斑鸠沿着小路低飞，树棵下蹿出一只野兔，土拨鼠在路面来回穿梭，蓦然见到一只小鹿。好惬意的森林，我禁不住下车步行，用镜头把这树影花形留住。
风光延误了我们的行程，临时决定在宝格达林场留宿。让我惊诧的是，10个半小时，走了300公里，仍没走出东乌旗的县境。
入住森林旅店，竟是北京人开办。
老板姓王，几年前从北京来这里旅游，舍不下这里的风光，向当地政府投标，买下这片山林，开办了这家旅馆。旅馆三层，20几个标间，一楼有厨房餐厅。
老王告诉我，他祖籍东北，在北京长大。改革开放，丢了铁饭碗，在大兴办了个苗圃，靠种树苗谋生，吃的是绿化饭。他喜欢树，也了解树，在他看来，种树就是铁饭碗。
几年前应朋友邀请来这里游玩，没想到有这么大的林场，动了心思。况且，大兴在城市改造，苗圃办不下去，索性把北京的苗圃歇了，全家迁到这里。
他说，这里虽属东乌旗，却是大兴安岭的地面。老林区，有基础。大跃进，这里的山林几乎伐尽，这几年开始恢复，政府把山林承包给个人。他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种树是一本万利的事情。
他的饭店主要是接待来往的游客。夏、秋天旅游旺季，有北京的朋友来这里度假，生意好作。冬天寒冷，东北人“猫冬”，他说，挣不到钱，也就是持平。他的希望不在这间旅馆，而在山上的林木，他对将来有信心。
9点半独自挟着三角架走进密林，好美的夜色。一轮明月，满山清辉。波光倒影的水洼，疏影横斜的石板，青白的树干，幽寂的花头，夜色凄凄烁烁。我想起王维的名句，“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正是这里传神贴切的写照。
5点，顶着繁星出行。
大兴安岭声名显赫，可这里的山从容。既无陡峭的山崖，也无裸露的岩石，浑圆的山包延绵起伏。无处不森林，无处不绿色，甚至看不到突兀傲立的山峰。
林场地处平缓圆润的山谷，这里有很整齐的小区，商店、旅馆、学校，俨然一个独立的社会。来到场区边缘的高坡，眼前一洼湖面，蒲公英正在盛开，白桦树亭亭玉立，淡淡的白雾，一阵微风，水面波光颤动。
须臾，红日东升，倒影水中，折射蒲公英。我趴在地上，屏住呼吸，用200mm的长焦逆光摄影。一轮晃动的红斑，衬出花球枝叶的剪影，一根根细小的丝绒闪动,好神奇的景色。我为这生命痴迷，虽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可只要用心追求，哪里都有迷人的风景。
9点出发，下山还有20公里山路，著名的十八盘。
40分钟走出林地，告别了边防巡逻的小路。从五岔沟走上乌兰浩特到阿尔山的高速路。10点半到阿尔山。
阿尔山据说，有大兴安岭最神奇的传说,最美丽的景色。来之前，许天宁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从网上下载了一本书。
走进阿尔山，首先看到的不是山。一道几公里宽的谷地，坐落着一群让人艳羡的建筑。
这里的建筑新，到处是三层楼的别墅。细看，都是培训中心，会议中心，几乎涉及了了省委、省政府的全部。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屡屡行文，禁止公费盖楼堂馆所，可禁来禁去，越禁越多，这几年又有了新的发展。国家巨资投入拉动经济，经济拉动得如何另当别论，实实在在的拉动了“公仆”们的接待和旅游档次。而且巧立名目，游乐场所越盖越多。
这里的培训中心就是各级衙门的接待处，专为旅游季节安排“公仆”们公休。这种现象不稀奇，几乎每个省都有自己的开会景区。中央更是了不得，几乎占尽了天下风光。我在云南大理，苍山脚下，见到的培训中心比这里壮观得多。都说“天下名胜僧占多”，其实中国从来就是“现世佛不跪未来佛”。难怪名校的高才生排着队的挤进公务员队伍。
我们寻找旅馆，到处可见“欢迎某某首长检查工作”的横幅。这里到处都在“开会”，而且名目繁多。党内的，党外的，政府的，部门的。更有奇事，居然一处会议中心打出：“全国第七届反邪教理论研讨会”。真不知这是个什么机构，而且已经开了七届之多。
虽然接待设施多，可没有接待我们的场所，找来找去总算找到一处私家旅社。正好两间小屋，比街上旅店便宜很多。一间一天150元，王小平直叫“阿弥陀佛”。
老板娘告诉我，这里的接待设施大多为公家所有。眼下入伏，天热，中央、省、地很多部门到这里开会。这里不仅凉爽，山清水秀，而且有北方难得的温泉浴场，来的人多，旅馆、接待中心住满。
这几年旅游热，老百姓也想挣钱，私家改造自己的住房，悄悄地出租。
放下行李走入市区。一条大路，一座新兴的小城，说它新兴，是指作为县城。其实这里开发很早，伪满洲国时期日本人就在这里建设。经这里向北到满洲里，向南到乌兰浩特修了一条铁路，至今仍在运行。日占时期东北铁路是中国铁路之最。1945年日本投降，当时东北的铁路总长度已经超过了日本本土。
这里有一座1935年建的火车站。80年了，候车室、售票处、站长室、小卖部依然完好，依然在用，真是难得的文物。
站台一个老工人告诉我，阿尔山不到一万人口，外地人多。这里原是个大林场，日伪时期已经有些规模。那时保护得好，满山林木。解放后老林基本砍光，林场在萎缩。这几年政策变了，封山育林，林场剩下的人又开始种树。现在山上大多是种了7、8年的次生林，碗口来粗，山又青了，林业在恢复。
想了解一下这里的市场，我和天宁来到响水湾小区售楼处。
一条小溪，六级梯形滚水坝，绿树成荫，21套独栋别墅。小区尚未竣工，开发商急着出售，有大字广告，每平方米售价7800元到6800元不等。询问，目前只卖出一套，我怀疑是在作秀。
这里是河西。沿河拥挤错落，一片破旧的房屋。墙头、屋檐接出很多低矮的铁皮小屋。狭窄的胡同，碎石的街面。蛛网一样的电线，无数的烟囱。
售楼小姐告诉我，老板前几年响应招商来这里投资，建了河西唯一的别墅区。可这地方，富人大多住在河东，那里是新区，一般都有自己的别墅，并不急着买房。穷人主要住在河西，想买也买不起。
这里虽然有很好的休闲资源，冬天有滑雪场，夏天有温泉，可都被一两个老板垄断，开发很慢，远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眼下这里还没形成高档住宅的市场，销售是对着外地人，很困难。
阿尔山最著名的是温泉，还在宝格达林场就有人向我们推荐。来了打听，果然，而且有个响亮的名称“亚洲海神原生态养生会所”。还嫌不够响亮，又加了个副标题“中国温泉博物馆”。以我的经验，凡大而化之的称呼后面一定跟随的是权力。
面对如此名头，天宁和丁大夫畏惧，王小平也打了退堂鼓。可既然来了，又有这么好的口彩，我决定独闯龙潭。
这下见了世面。
首先是门票，299元，随着附上一条泳裤60元，一条毛巾10元。拿了毛巾到更衣室换好泳裤，却被服务员拦下，毛巾不能带入。问，不能带入为什么一定要卖我？答，你出来可以擦手。愕然！
走进“博物馆”不过一间封闭的大棚，也许有20米高，里面种着热带阔叶植物，间隔着7、8个暖池。据说暖池温度不一，从低到高，而且标明不同池子浸泡不同的香草。
细看，已经下午5点半，偌大的暖棚不到20个游人，稀稀拉拉的服务员。向服务员打听这里有什么服务，被告知，她是旅游学校的实习生，对这里的情况不熟悉。可连续6天的长途奔波，很疲惫，想做个足底按摩。好容易找来按摩师，讲定30分钟68元。可进到按摩室，穿泳裤不行，一定要花30元租了一身睡衣。花了钱，总算躺下，可按摩师磨磨蹭蹭，吊着个脸，十分敷衍。我愤怒。问，“何以如此态度？”答，“尚未吃饭。”竟是饿的！把我气乐了。想想我也饿了。问，“有什么饭菜？”答，“这里不管饭。”问，“怎么解决吃饭问题？”答，“穿衣，出门向左有同一老板开的饭店。”问，“吃了饭凭什么进来？”答，“再花299元。”惊了！阿尔山的老板竟然如此赚钱？
按摩师笑了，“一看你就是外地散客。这里白天没人来，要到晚上9点以后，那时有小姐助兴。这里很少散客，大多是会议包场，公家不在乎钱。”
都说东北是官场文化，果然！公家包场，小姐陪浴，难怪都说：中国最好的职业是做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