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峰）
（一）
昨天傍晚告别诺门坎直奔百十公里外的阿尔山市，我们在内蒙东北地区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出发点。出门已近一个月，大家都已疲倦，该回程了。
诺门坎向南告别了大草原，走入山区，我们又融进无尽的青黄相间的油菜花田里。来时这里的油菜花尚未开放，青色的花田和草地、桦林纠结在一起，美，美的漠然。再到阿尔山已是遍地华彩，油菜花爬上了山颠。
我在世界行走，没见过其它国家有像中国这样多彩的油菜花田。欧洲也有无边无际的青黄灿烂，那是向日葵。1990年的夏末在从布达佩斯（匈牙利首都）到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首都）的火车上我领教了那绿野切割，金黄明艳的皴染。
中国种油菜花多，从南方到北方，从高原到平陆，从二月到八月，从山顶到山谷，那艳丽的花田顺着纬度节节攀升，梯次的妆扮着中华大陆。
云南的罗平，早春二月，金黄就像彩云飘落地上；贵州的安顺，惊蛰花海就托出点点青黄；赣北皖南的春分，花田包围着古香古色的村落；荆州的大地，清明已是汪洋恣肆，灿烂辉煌。可见过川西的横断山区，五月的油菜花一行行，一坨坨沉在谷底；可见过关中的三秦大地，六月的金黄沿着山腰缠系；可见过八月的青海，金黄回护着湖水；如今七月的内蒙，
油菜花又一路遍撒山区。
一路摄影，一路游玩，不觉已是傍晚。来到一处山地，一面是斜坡，菜花逶迤，一面是绝壁，山石峻险。夕阳衬上峰顶，有红色刻字，“玫瑰峰”。停车观看，有小路通向山颠，正是一天色彩最美的时候，兴冲冲奔向山顶。拍了不少镜头，可就是不见许天宁夫妇上山。下山吧，走了一多半，忽听一声大喊，“下来”！观看，两辆吉普停在路边，钻出二男一女的年轻人，还带着两个武警，徐天宁夫妇早被来人阻拦。
奇怪了！这里无墙无门，也无路牌告示，怎么就有人敢随便阻拦？
“为什么？”
“上山交钱？”
“凭什么？你们是干什么的。”
“政府的。”
“那个政府？”
“共产党政府。”
好大的口气，共产党政府就能随便收钱！我被激怒了。
徐天宁问是怎么回事？回答，当地政府收钱。徐天宁有些书生气，给他们解释，收钱要有批文，要有明码标价，要有发票。那帮人支支吾吾不予答复。什么都没有就是要钱，而且口口声声“山是国家的，你上山就得交钱。”问他们“谁是国家？”回答得很肯定，“政府，共产党。”再问“是市政府？还是市党委？哪个市长？哪个书记？报上名来。”一时语塞。但很快让身边武警出手阻拦。
真没见过如此嚣张的“山大王”，现在至少表面还是人民的江山，怎么如此理直气壮地打劫？再看那两个武警，军服，军衔，可怎么也不像是个军人。军人怎么能掺合到收费的队伍里？怎么能给这么一帮人当打手？
我当过兵，在文革初期，那时部队在军委领导下还是有很高的素质，很严的纪律，怎么今天到了这步田地？我被激怒，审他们，“你们是哪个武警部队的？谁是领导？谁派你们来此协助收钱？”又是不言。
“不说我就报警。”——慌！“我是复员兵。”说实话了。
“有文件吗？”不语。“为什么不明码标价？”还是不语。“有发票吗？”答复了，“有”。“拿过来看看”，竟是一家柴河某某公司的发票。
“怎么回事？”不语，再问“为什么用柴河公司的发票？”那个女的忍不住了，“政府欠了我们钱，某某长把此地包给我们了，同意可以每人收费30元。”理直气壮。
看来问到症结了。我相信眼前这个不足25岁的女孩不会撒谎，事情一定有缘故，否则不会如此明目张胆的拦路“抢钱”。只是那两个武警是假的，整个一个山寨版。
我向来对官场腐败的事关心，一再追问，那个女孩不说话了，因为他们已经看到我们挂着北京的车牌。
一段真实的际遇，可在情感上我宁愿它只是场闹剧。几个人只因某某官的一句许诺就敢大张旗鼓地就地收钱，到了完全无视法规的程度。看得出他们绝不是第一次在此收钱，也一定是屡屡得手，否则不会如此的理直气壮。悲哀的是，他们都如此年轻。
徐天宁夫妇没再上山，事情也没有结果，我想，明天一切还会照旧。他们畏惧了我们，但仍会敲诈大多数。
我们的民族还很犬儒，几乎每个人一生下来父母就会教育你“民不与官斗”，“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花钱免灾”，“遇强绕着走”。也正因为官场的强势和百姓的软弱，造成了长达2000多年的专制，造成了一个民族性格的萎缩。现在的问题，犬儒不仅没有因为经济的发展而收敛，反而有了发展，青年也越来越世故。官阶、地位越来越清晰，是非、公道越来越模糊。仗义执言，打抱不平，忌恶如仇越来越少见；曲意奉迎，官商勾结，欺负弱小，越来越风行。我们的社会究竟是怎么了？难道还真像西方人说得，是个抽掉了精神的经济动物？
（放蜂）
想想我的中国，当世界因为网络技术和信息革命日益走向扁平化的时刻，我们还顽固的维系着一党专制的金字塔形的统治结构。不管我们如何一厢情愿的提出“四个坚持”“五个不变”，“一百年不许变”，可变化还是来了。
为什么？因为世界变了，中国也在变。
那个金字塔的地基已经松散，权力和意识形态已经解构，金钱和暴力已经阻止不了真相的传播，人心和科技创新正在渗透。信息面前人人平等已经把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专制基础瓦解，世界在新生。这就是当代史，不以任何个人、团体、党派的意志为转移，人们没得选择，或者跟上时代，或者被潮流淹没。
（二）
夜宿伊尔施，在此我们和来路重合，走向回程。
清晨，独自沿山间小路开车到半山，为最后看看这明艳的油菜花田。
内蒙的油菜花个头不高，大多也就在膝盖以上，远不像南方的菜花长到胸前。这里的菜花田开阔，丘陵也平缓，菜花从路边爬上山顶。而且很多地段明显是间种，形成一条条巨大的色带，一条明皇，一条翠绿，一条黑褐，或有上白下绿的桦林间隔，交织在一起，五色铺垫，无法言说的美色。
路边有采蜜者正在收蜜， 40岁左右，饱经风霜的相貌，乐呵呵的。他对我把车开到半山很不解，“上这山林地界来干什么？”“拍照片！”“能看看吗？”“可以”“还真美！拍这干啥？能挣钱是咋的？”“不挣钱，喜欢。”“还是你们城里人安逸，来瓶蜂蜜吧，菜花蜜，多好的成色。50元一瓶，两瓶80元，来两瓶？”看看，还真清亮亮的，“好，成交！”，笑了，打开话匣。
养蜂者姓王，河北承德人，为追逐蜂蜜来到这里。他说，“我父亲也是养蜂的，早先不讲以粮为纲，那时种的向日葵多，养蜂不用跑这么远。公社那时，不让多养，也就养几箱。弄点蜂蜜大多送人了，是副业。这几年养蜂的人多了，花少蜂多，只能追着花迅跑。长年在外，一年在家没几天。住野山坡，睡冷帐篷，一天从早忙到晚，吃不好，睡不好，遭老罪了。平时就一两个人，没电，没电视，找个人说话都不容易。最麻烦的是经常碰到敲诈，过路要钱，放蜂要钱，卖蜜有人来收税。既没文件也没章程，没钱就拿走几瓶蜜，拿就拿吧，还一大堆的理。前些年还好点，这些年越来越厉害了，到处是路霸，警察、城管人人有份，真是没法干了。七、八十箱蜜蜂，一年收个千数来斤蜂蜜，搞好了能有七八万元收入，搞不好也就两三万。”他告诉我，城里人吃的蜜勾兑的多，大都是拿糖熬的，最后兑点蜂蜜。有的干脆就是用化学材料做的，城里人其实吃不到真的蜂蜜。就是蜂胶也一样，本来产量就低，现在很多蜂胶都是树胶熬的，真假难分。
他还告诉我，现在有些养蜂人也和造假的有联系，把假蜜装瓶，放在蜂箱旁边，买蜜的尝到的是真蜜，买走的是假蜜。他又马上说，我这可是真的。
（桦林黄花）
看看，还真不假，百十来个蜂箱围着一顶帐篷，蜂箱的蜜蜂很大的轰鸣声。他说，采下来的蜜有人收购。收购价压得很低，采蜜人挣不到钱，钱都让收购的公司赚去了。他说，过了今年花季他不准备再养蜂了。
养蜂被称为“甜蜜的事业”，养蜂人到处追花，总是连接着美丽，外人看着非常浪漫，可养蜂人的生活并不甜蜜。
告别养蜂人一路奔南。至乌兰浩特走出菜花带，大地杀青，满眼的玉米地，进入农区。
这里是科尔沁草原的故地，历史上著名的大草场。科尔沁蒙古族一直在这里生存，是蒙古族的重要部落。满清的复兴和科尔沁蒙古的联姻是分不开的。不仅历史上著名的孝庄皇后来自科尔沁，满清开国的皇太极、多尔衮、顺治的皇后都来自这里，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这里为满清出了四位皇后。
科尔沁部落也因此是满清最重要的盟友。清末，八国联军在通州八里桥与满清有过一场非常著名的战役，一次牺牲了科尔沁蒙古两万铁骑。
科尔沁地处年降水400毫米等降水线以北，适于游牧，原来也是大草原。民国以来，内地人向这里移民。特别解放后，困难时期，大量山西、河北、包括东北人逃来这里。半个世纪下来，人口增长，而且增长的多是汉族，耕地多了，城镇多了。一路走来，村庄相连，到处是玉米地，无尽的青纱帐。草场在退化，向南走，已经看不到像样的牛、羊群。这里正在修高速路，听加油站的人说，这里地下宝贝多，不仅有煤，还有铅、锌、硒、银，国家正在加大开采力度。
科尔沁富了，隔不远就能看到电厂的烟囱，矿井的提升塔，可“山清水秀，大雁声声，牧笛追月”不再了。看到加油站工人充满憧憬的笑脸，我的心在紧缩，富对他们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想起一位哲人的告诫“未来是我们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必然的命运。”
如果我们对化石能源带来的恶果还不警觉，如果我们对近在眼前的悲剧还不怵惕，如果我们只有愤怒和无奈，以致闭上眼睛及时行乐，那等待我们的还能是什么？
我想告诉人们，无奈和不作为牺牲的不仅是我们这一代，还有我们的孩子。我想起温哥华那位叫玲木的小女孩在联合国大厅说的话，“……你们不知道如何让鲑鱼重回变成死水的河川吧？你们不知道如何挽救那些濒临灭绝的动物吧？你们也不知道如何再造沙漠上那些曾经郁郁葱葱的森林吧？如果你们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那就请别再继续破坏下去吧！……你们总说爱我们，那就拿出行动来证明吧！”
（阿尔山骑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