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 尔 道 嘎 2012年7月9日

(林间公路)

(一)

清晨6点,走进漠河的早市。

问价,茄子1斤3元,西红柿1斤2元,辣椒1斤3元,猪肉1斤12元,比北京的市场略便宜。可水果贵,这里居然有很多热带水果,芭蕉1斤13元,芒果1斤15元,比肉还贵。奇怪的是本地西瓜1斤10元,外地西瓜1斤反到1.8元,接近6倍的差价。这里产木耳,1斤野生木耳70元,并不比北京便宜多少,市场已经把全国连成一片。

9点离开漠河,向西走进林区。沙石路,窄,有些地方仅够单行。林木密,大多是碗口粗的十几年生的小树。树冠相荫,阳光洒地,路面阴沉沉的,透着神秘。经常可以见到松鼠,居然看见一只猞猁。这里的林木,基本都是这些年新种植的,正在恢复元气。

沿途经过潮河林场,场部的建筑仍然完好,“潮河林场”四个大字依然镶嵌,只是院子里花草盈野,渺无人迹。这里已经放弃,保护区不是林场,用不了那么多人,那么多建筑。

中国森林覆盖率低,仅为国土面积不到14%,相当于世界平均覆盖率60%,如果按人均计算,也就世界平均水平的1/8。就是这个悲观的统计,也还是1994年的。但我印象,我的初中老师1964年告诉我,中国的森林覆盖面积在27%。我不知哪个统计更真实,但我知道“大跃进”,知道“大炼钢铁”,知道“斩坝”烧山种橡胶,知道毁林开荒修“大寨田”。我的姥姥家——山西沁源柏子乡的一条沟,上世纪50年代还是绿水青山,森林覆盖,如今水尽山秃,一条沟的水泥板和煤末。

大兴安岭是中国最大的林区,自然不会逃脱同样的命运,解放后近40年的乱砍滥伐,光林场就成立了近40个,培养出一批砍树的劳动模范,直到这十几年林场才开始关停并转。

12点半途径满归,一座林区小镇,有巨石碑刻,一面党旗,下书“千里文明线百里绿色长廊。”路边到处是种蘑菇的矮棚。走上隘口,好一片无际的林海:左侧一丈高的红色岩壁,碗口粗的白桦沿崖口挤成一线,绿顶白栅的林墙;右侧金河逶迤,浓绿中闪光的色带。此时天降细雨,公路亮闪闪的,满目新绿。奇怪的是,这里有大群的蝴蝶,密密麻麻挤满地面的水坑。车走过轰然飞起,遮天蔽日,路上满是蝴蝶尸体。这里已走进内蒙,大兴安岭西坡,沙石路换成了石板路,速度快了许多。

车沿着金河前进,迎头遇到一队骑自行车的野游团队。下车询问,来自辽宁营口的一群“车友”,男男女女30辆自行车。一辆拉补给的皮卡汽车,拉着帐篷,野炊器具,一路随行。他们从营口来到这里,计划再到漠河,沿黑龙江到抚远,沿乌苏里江到兴凯湖。他们一个个晒得黑不溜秋,大口喝水,满头是汗,还忘不了开玩笑。难得的是,他们一行人平均63岁,竟是比我们的平均年龄还大。

(骑车周游世界的人)

这是一代人,吃过苦因而也格外珍惜甜,退了休并不消停,自发组织起来玩自行车。还真玩出点名堂。他们说,此次来内蒙只是初步试探,今后还准备去西南、西北。他们还说,全国已有了一批类似的组织,都是退休的人组成。骑自行车旅游,网上统称“车友”。时代变了,穷人找着穷人的欢乐。

(二)

2点,走进中国最大的森林公园,莫尔道嘎森林公园。走到 71公里路标,有路牌“金河兴安树王景观区”,路牌告知:“兴安树王栈道全长566米……树王高20余米,胸径近1.4米,树龄近300年,仰视高入云端,围抱需要2—3人方可合拢……。”

既是树王就一定要瞧瞧。无尽的松柏,一条上山的林间栈道,这里到了大兴安岭顶部,已是原始森林。也确实密,不仅林高,而且遍地腐木蓬柯,木耳蘑菇。在老林子绕了20分钟,总算找到树王。一棵大柏树,也许有二十多米高,说实话,皮厚干裂,也确实老到,但不觉其粗,“树王”叫得有点唐突,在温哥华比这粗的松柏几乎到处都是,也高得多,并没听说有“树王”的封号。

(兴安岭树王)

到是树王旁边有一块为前任韩姓书记立的碑,记述韩书记2000年变砍林经济为植树经济,广揽人才,发展了林场,盖了第一批现代楼房,后人记之云云,很有些中国特色。

从树王景区到莫尔道嘎不远,车浮行在树海林涛。已是下午,浓云密布,云隙,太阳斜斜的射上树梢。有清风掠过,桦林喧闹。树下,野百合、野黄花点染。林间,云动影移,光明光暗,蝴蝶翩翩,曲折的林荫小道。

又见挥动柳枝驱赶蚊虫的老人,莫尔道嘎到了。

(三)

两侧红砖瓦顶白栅的平房,远远的堵着一片楼群,有孩子嬉戏。问,“小朋友,市中心在哪?”“这里没有市中心,这里是个小镇。”

转过楼群,豁然开朗,确实是个镇,但并不小。一条宽阔的大街,两侧新潮的灯杆,街心飞马腾空的巨型雕塑。雕塑东侧一座簇新的广场——绿星文化广场。此刻,雨过天晴,花岗岩的地面反射着光泽。有树根状花坛,巨木的中华柱,不锈钢的“北极之星”纪念碑,森林工人劳动的雕塑。一座哥特式的尖顶楼房,上书“额尔古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震撼的不是这林区小镇的新潮,而是音乐轰鸣中,4、5百人在这里舞蹈。询问,原来正赶上“莫尔道嘎森工公司第六届森林文化节”。

不知这大兴安岭有多少节日,也不知是否因为民族多特别善于舞蹈。总之,走进大兴安岭林区,不管住宿在哪里都有文化广场,都有大型的群众性的舞蹈,而且以老年人为多。最时髦的是东北大秧歌,扭起来,锣鼓喧天,红绸翠袄,那叫一个热闹。

真是个奇怪的时代,老年人为即将远逝的岁月唱歌舞蹈,青年人却在为不可捉摸的未来拼搏争斗,我不知如何概括这种文化现象,更说不清这文化的背后究竟是什么价值在主导?是岁月艰难及时行乐?还是前途堪忧拼命积累?以致孩子们从三四岁就走进竞争的行列,家长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可为什么要把孩子的人生当作一场全无方向的长跑?

难道年轻人就不应该享受当下?老年人就不应该有新的生命目标?难道生命的成功只在于出人头地?成功者的标志就是享乐,长寿?

精神的追求呢?

我搞不清如此的大众在这里近似痴迷的热闹是缺了什么,还是多了什么?是内心真性情的抒发还是委屈的宣泄疏导?

舞蹈结束,广场放电影,居然是《雷锋的故事》,久违了。

“雷锋叔叔不在了”,早已被人们放进历史。近年有人揭发,那本流传甚广的雷锋日记竟然是由专人“帮忙”写作,一个不大不小的骗局。雷锋走了,因为他从来就没来过,随着走的还有那个时代的善良和道德操守。

我总感觉曾经的文化大革命更像是一场宗教革命,不同于16世纪欧洲宗教革命的是,它既是“教权”(马列主义、毛思想)在世俗权利中的建立,也是教权在世俗权利中的解体。他粉碎的不是已经建立的政权形式,而是传统的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道德体系,而这一道德体系就是曾经的中国。

国家、宗法、秩序、权威受到了无情的冲击,中国人在精神上走出了迷信权威,顺从专制的牢笼,有了更广泛的个人利益的追求,而改革开放则把这一价值推到极致,中国开始走出曾经的中国的阴影。

雷锋来了又走了,悲剧式的宗教虔诚终于让位于利益争夺的喜剧。从道德桎楛中解脱出来的中国百姓还远没有摆脱世俗权利的压迫,他们拥有的只能是广场的人性亲密。

(莫尔道嘎文化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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