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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砍坝？在版纳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就是毁林开荒。把成片的原始雨林砍倒烧掉，腾出地种经济作物。

西双版纳有中国大陆仅存的热带雨林，生活着无穷无尽的珍稀物种。遗憾的是，它的科学价值和经济价值不被时代认可。尽管这里的小勐仑，在民国时期就有植物学家蔡希陶创办的中国第一个热带植物园。尽管解放后，蔡希陶也曾为保护这仅存的热带雨林大声呼唤。可那个时代，谁在乎科学家的呼声！法制、科学、理性、哪抵抗的了人的贪婪，人定胜天的激情。

新生政权急于向深山要财富，于是大规模移民。先是1954年到1960年，从湖南启东、醴陵等地大规模移民。然后又是从云南内地墨江、昆明等地移民，期间大量的安置复员转业军人。我们去时，已经有了十个大型国营农场，开垦了几十万亩橡胶林。

农场大规模砍伐，大规模烧山，加上当地少数民族，版纳的雨林开始了劫难。

我们到来，第一件事，发斧头、砍刀、准备上山。那是密麻麻无尽的雨林。高大的阔叶树，低矮的阔叶林，藤缠树绕，密不透风。有蚂蚁包、蜜蜂窝、蚂蝗，各种小鸟、动物，潺潺溪水，人很难走进去。

为了抢时间，农场动员知青会战。队与队，班与班竞争。高潮时，一人平均一天能砍倒近一亩山地的雨林。 砍坝，男知青一般持大斧，专砍大树，有的树几个人抱不拢。女知青用砍刀砍小树、涮草。每天出工前大家把斧子、砍刀磨得飞快，扎紧袖口裤脚，防止蚊虫叮咬。 

来到坡前，一路向上砍，一时草伏树倒。这里雨林茂密，大树拥挤着向上窜，一棵一棵砍效率低，知青发明了“连锁反应’”。

何为“连锁反应”？就是对几乍粗的树不一次放倒。而是节省人力，砍一半就继续往上砍，一直砍到山顶。再找最粗的大树，选好方向，砍到大树快倒，喊人上山。大树倒下，一棵压两棵，两棵压四棵，很快就形成下倒的树浪，山谷轰鸣。有时为了制造效应，几个班组一同放树。一面坡的雨林倒下，山摇地动，声浪持续十几分钟。

树砍倒要晒，晒到来年5月旱季结束。然后是清理出防火隔离带，几个地点同时点火。大火烧得轰轰烈烈，漫天黑烟。那时的夜晚，十几里路外的山坡，几条汹汹的火线，沿着原始雨林蔓延，烧红了半边天。

我记得老职工告诉我，那里有很多珍贵树种，花梨木、酸枝、椿树、黄菠萝，据说也有紫檀，最多的是橡树。更别提还有说不清的动物昆虫。现在想起来，那片中国唯一的大陆热带雨林就是从那时走向自己的末路。

招工时，负责招我们的小勐养总场场长朱玉祥告诉我们，国家急需金鸡纳，抗美援越前线急需金鸡纳霜。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东南亚热带雨林蚊虫肆孽，传染疟疾，严重影响着战士们的身体，有效药只有金鸡纳霜（奎宁），要从金鸡纳树皮提取。

老朱告诉我们：我国没有金鸡纳，只能从印尼进口。可现在帝国主义封锁我们，买不到金鸡纳霜。种金鸡纳填补国家战略空白，成了那时我们插队的使命。老朱还说，从印尼买金鸡纳的种子比黄金还贵。也许那时知青的整体认识并不一致，但我充满了使命感。

我所在的十队以及后来分去的八队都是金鸡纳的种植生产队，记得还有一批从总场来的大学生技术员。

在他们指导下，我们开垦出苗圃地，整平。再从雨林中刨出腐殖土，筛干净铺成苗床。然后用木棍、山藤、茅草搭出苗圃棚，每天挑水浇灌，一年半后终于种出了第一批我们自己的金鸡纳苗。

记得1970年北京知青慰问团来关坪，我们送给他们的礼物就是金鸡纳标本，那时我们充满自豪。

后来我们在已经烧净的山坡上挖梯田，种金鸡纳苗。那时艰苦，经常从早挖到晚，不避风雨，有的知青一天能挖70多个树坑，手上老茧都磨破。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知青为种金鸡纳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不仅是体力、心力，也有生命！

有一件事与种植金鸡纳有关。69年6月，总厂决定拆散知青队，把知青平均分到其它8个生产队。而当时只有四个队是种金鸡纳的生产队。我们不同意放弃种金鸡纳，认为使命尚未完成。

已经分到一队的马卓新、宋小兰等人大附中的10个知青自己从1队搬回6队，参加种金鸡纳的行列。那时正值文革派性斗争，部分知情的要求，受到场部压抑，几句话说不清。

我记得，为此我们给中央知青办写了信。我乘着返京探亲机会，到北京市委知青办上访。记得排在我前面是两个山西插队知青。他们反映的什么问题已经模糊。只印象上访的人多，哪的都有，也因此知道上山下乡问题很多。上访的结果，知青办留下了告状信，让回去等候。

上访自然不会有结果。真正有意义的是，那次返京，几乎拜访了所有能拜访的知青家庭。加入了省农垦局接收69届知青的行动。

再后来不知为什么放弃了金鸡纳，不知是因为不适于种植还是失去经济意义。总之1986年我又回到八队，生产队已迁到关坪。我们建设的家园已被墨江盲流（移民）占领。

我爬到山上，四处寻找。一眼望不到边的杂草树桩，没有金鸡纳，没有大树，甚至没有鸟飞虫鸣。那座埋葬着老职工的山包，荒草凄凄。莽莽青山不再，只余一条浑浊的小河。

版纳的蚂蚁不好惹。

刚来时不知蚂蚁的厉害。记得第一次上山砍坝，没干一会儿，忽听于忠呼叫，一看于忠身上爬满了红蚂蚁，原来树上有红蚂蚁包。蚂蚁恐怖，大个的小半寸，小个的几毫米，咬起人来，撅着屁股一口见血。蚂蚁多，落在身上千千万万，拍不净抖不光，浑身上下都是，连人的颜色都变成红色。我帮于忠拍打根本没用，痛苦之中于忠竟急中生智，一头扎进旁边的小溪，潜在水底，很快蚂蚁漂出一层，随水流去。 这种经历大多知青都有，从此我们进山谨慎了许多。

除了蚂蚁还有山蜂。老林子蜂多，各种品种，最可怕的是挂蜂。挂蜂比城市的马蜂个大，爱在河边树上筑巢。挂蜂的巢挂在树上，众多的蜂密密麻麻抱在一起，看上去很瘆人。

老职工告诉我，这种蜂不能惹，毒性大，据说只要七钩子必要人命。 我曾和叶叔宝为了砍坝和挂蜂斗过一次。那是一挂一米多长的蜂群，挂在河边树上，谁也不敢过去，无法砍坝。

我俩用厚军装把全身裹紧，用一把扫帚捆在树棍上，沾满机油点燃。烟火到处蜂群炸开了窝，巨大的轰鸣马上淹没了我，我趴在草丛中不敢动。到底还是人厉害，烧焦的蜂窝掉在河里，半小时才驱尽蜂群。

知青喜欢小酸蜂。酸蜂个小，不叮人，在土坡和枯树上做窝。酸蜂蜜好吃，酸中有甜，非常可口，一窝蜂能出一脸盆蜜。记得一次在山里找到一窝酸蜂，懒得回队拿盆，干脆把上衣扎起袖子来接，捎带还接了一帽子。满满一帽子蜜，里面混了很多蜂蜡、蜂蛹。蜂蛹像白色的小蛆，浸在蜜中扭动，捞起一把嚼在嘴里，酸甜中一股怪怪的腥气，非常好吃。我们每碰到酸蜂都会有一次聚餐，那个缺油少盐的年代，小酸蜂总能为我们带来惊喜。

版纳还有一种特产叫马鹿虱子。我查过网络，学名“蜱”，厉害，黄豆大小，叮在人身上头扎进肉里，非常疼痛。最要命，它的头一旦扎进肉里，拔不出来。硬拔的结果，头就会留在体内，每逢阴天刺痒难耐。知青没办法，干脆把肉一起剜掉。不少知青受过这样的罪。

版纳的老鼠成精，不仅多而且能力强，几乎无所不吃。初到关坪所有能吃、不能吃的物品几乎都受到过老鼠的光顾，连羽毛球拍上的牛筋也被吃得干干净净。老鼠厉害，能顺着铁丝爬，吊在铁丝上的腊肉也被祸害。

蛇是老鼠的天敌。版纳蛇多，经常可以看到。蛇看上去可怕，并不伤人。我们一众知青百十号人，没听说谁被蛇咬过，倒是经常有人吃蛇。那个年头胃缺肉，见到蛇就像见到肉。我见到的最大的蟒蛇有一丈多长，碗口粗，被知青开拖拉机压死，煮出的蛇肉汤那叫一个鲜。蟒皮后来被知青带回北京，据说很值钱。

知青养过蛇。孙和平和常慧芳曾抓到一条小眼镜蛇，很觉稀奇，在花盆上盖了一块破玻璃养了起来，我经常去观望。蛇不大，但也会弓起头虎视眈眈。后来眼镜蛇不见了，着实让我们恐怖了几天。

蛇好吃，也好做，从头部剥皮，就像脱衣服。一次捉到一条大蛇，剥皮的结果带出一串黏膜连着的蛇蛋，妻子，刘彬燕竟然直接吃了。可那时她还是一个18岁的小女孩。

有老鼠的骚扰，蛇也变得可爱。我在八队见过蛇盘在老职工家的梁上，人们不去惊扰，任由它为人类守夜。

再就是蚊子。这里蚊子多，雨季傍晚挤在一起直打脸，没处躲没处藏。知青刚到，有的带有避蚊剂，涂在身上、脸上，一处没抹到马上就是一个大包。 有的知青皮肤脆弱，挠破了发炎，淋巴都肿起来，胳膊、腿上一条条的红线，一溃烂就是一片。不少男知青因此学会了抽烟。

最厉害的是蚂蝗。这里蚂蟥到处都是，不仅在水里，更多的是在陆地草枝树叶，人称旱蚂蟥。那时进山一定要穿土布做的蚂蟥袜。就是千防万防，还经常有蚂蟥钻进衣服里吸血。一次进山砍棕叶，感觉异常，脱掉长裤，发现一条蚂蝗趴在大腿上，就像一片柳叶，软囔囔，很瘆人。用手拔，拉得很长也拉不出来，用鞋底使劲拍打，蚂蝗掉下来，缩成一个球，满退的鲜血。

还有一件事很“戏剧”。九队的高中老大哥高吉明经常到八队和我们聊天，对我们很关照，从他那里我学到不少知识。一次老高又来聊，晚上就住在我的床上。清早起来收拾被褥，撩起褥子发现压死了一窝刚出生的老鼠，他那时的外号恰恰叫“瞎猫”。

我喜欢鸟，尤其喜欢八哥，小时候总喜欢逗八哥说话。黑黑的眼睛，黑黑的身躯，黑黑的凤头，金黄的嘴，那声音圆润、低沉，透着滑稽。

后来我更钟情的八哥，不是关在笼子里，而是在一条小溪。一条被浓荫庇护的水道里。

刚到十队，茅屋后面不足20米有一条小溪。那水真清，缓缓流动，一眼到底。小溪上有一棵横倒水面的树干，多半截沉在水中，3-4寸露出水面，横阻着溪水，引出层层涟漪。

我喜欢劳动之余躺在水面，枕着那棵树，脚逆着水流，任溪水激荡着身体。一种向上的浮力，像躺在轻柔的水床。

版纳的溪流，覆盖着浓密的绿茵，躺在水床，眼前一条绿色的回廊。这里是鸟的天堂，许多不知名的小鸟，有红有绿，有黑有黄，沿着“回廊”奔忙，悄然而来，倏然而往。——

一天飞来一只八哥，停在我眼前的枝头，金黄的脚趾，黑黑的凤头，圆圆的眼睛格外明亮。它对我的到来显然产生了好奇，总是盯着我，一刻也不停地跳下跳上。我们对视着，也许只有一米，我惊叹它的玲珑精致，它也一定为我惊喜。它很爱清洁，时常跳到水面清洗，用嘴理理毛，用爪整整衣，时而歪头向我审视，时而抬头带答不理，有时它会跳到我的“木枕”上轻轻鸣叫，溪水伴奏，天籁的情趣。

我们和平相处了很长时间。那一段，我几乎天天中午都躺在“水床”，但它并不是每次都赴约，虽然有许多其它小鸟替代，我还是怅惘。但它并不远去，隔三岔五总能相见，每次见面都让我无限欣喜。

后来我们在河对面开出了菜地，再后来我们把这环形小溪截断修了一座小桥。溪水不再清澈，密林不再静谧，不知哪一天它走了，我不再躺在“水床”，无限的惋惜。

40年了，我经常想起那条清澈的小河，那横在水面的木枕，那朦胧幽暗的“回廊”，那活泼欢快精灵一样的八哥。

                  《蝶恋花 八哥》

   凄凄新雨唱小河，荡起横波，波上枯枝卧。惊起轻烟全是梦，绿茵化出朦胧色。

   枝头鹦哥轻佻落，细语轻吟，无限含情脉。问君那得这般喜？为有新村留远客。

1969年底砍坝，六队的宋涛被树砸伤，送到了思茅62军队医院，出院后经常头疼，留下了后遗症。我经常下工后走5公里山路到六队为她针灸疗伤。到六队途径九队十队，常有知青同行。

记得一次刘云蕙大姐和我同行，已是傍晚走在昏黑的小路。刘云蕙长我3岁，那时足以成为我的导师。不知从哪聊起，她为我讲起了宋代陆游和唐婉的爱情故事，并吟咏了千古流传的《钗头凤》。 “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我记不清那晚是怎么走到的六队，又是怎么回归，但那漆黑的山影，隐约的小路，习习清风伴送的轻吟，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中。

我搞不清一曲《钗头凤》对我能有多大的影响，但正是这一曲曲充满人性的感叹和吟咏，滋润了我那时被文革扭曲、晒干的心灵。

版纳的雨来的突然，刚才还艳阳高照，马上就大雨倾盆，砸得屋顶茅草簌簌颤抖，门前泥地瞬间砸起一片水泡。这是知青最惬意的时刻。躲进茅屋，点燃一堆火，考点红薯、苞谷，如果再有一点酒，侃的没边没涯，侃的天昏地暗，侃的灵魂走向九州万方，走进千年岁月。  

那时很多高中生都曾为我启蒙，在湿湿的小路，在燃烧的火塘，我受过太多人的恩惠。很多年后，每当我读书累了，总能想起那红红的火苗，浓浓的湿意，那千古流传的《钗头凤》。

                         《喜迁莺 记夜路咏钗头凤》

山朦胧，水朦胧，细雨落梧桐。花嘘树叹伴清风，空谷闻人声。

雨匆匆，人匆匆，兽吼鸟啼虫鸣。无限生机唱和声，一曲《钗头凤》。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赤脚医生”，可那时边疆生产队缺医少药，连赤脚医生都没有。场部虽说有个卫生所，可只有一个昆明知青“黄医官”和一个护士。各个生产队也仅有一个兼职的卫生员。

农场很分散，我们在山里，离关坪分场部还有13公里，离小勐养总场近50公里。那时稍微重点的病，就要人抬出去，最近也得走十几公里山路。分场卫生所治不了，就要到公路边截车，送到40公里外的总场医院，甚至送到100公里外的思茅军队医院。

记得刚到十队不久，孙和平手臂被锄头砍伤，肉都翻出来了，鲜血直流。生产队没办法，知青抬着他走了八公里山路，抬到关坪卫生所，仍是没办法，稍作处理，拦车送到总场医院。一路上我为他捆紧胳膊止血，时间长了还要放松。

知青来自北京，大多有基本的医疗常识。最重要，有一层光环，各级领导关注。特别总厂医院两个受过大学教育的支边医生，一个来自天津，一个来自哈尔滨，统称北方老乡，对知青很照顾。就说孙和平，两次被砍伤，一次手臂，一次脚背，大量流血。都因为知青及时抬到总厂医院，找到最好的大夫消毒、缝合、打破伤风针，很快痊愈，没落下后遗症。

可老工人没这个条件。

我熟悉的老工人、复员军人吕孝衡，仅仅因为进山砍竹子，踩到竹桩，扎伤脚心。没得到及时治疗，感染了破伤风。后来虽然送到分厂卫生所，也没得到重视，包扎了一下就送回了生产队。最后竟然因为一根竹刺丢了性命。

少数民族寨子里还不如农场，只有一些传统的草医、草药，边疆缺医少药非常严重。

文革后期，无所事事，我经常在妈妈的门诊部学习，看了一些医书，学会了针灸和一些常见病的处理。离开北京时妈妈给我带上了《生理解剖》、《赤脚医生手册》和针灸用的器械、酒精，还有一些常见病的药。就这点简单的装备，在生产队发挥了作用。

八队在半山区，不仅气候潮湿，而且蚊虫多。老工人又大多是移民，不适应这里的环境。很多老工人有病得不到治疗，只能硬挺，大多拖成了慢性病。我那时年轻不知害怕，什么病都敢扎针。经常到老工人家里探访，为一些有慢性病的老工人针灸、按摩，缓解痛苦，和他们建立了信任关系。

至今我还记得一件事：我的一个病人，云南人，老木匠李家田，身体非常不好，风湿病很重，关节开始变形，有一段我几乎每天为他针灸，用草药泡脚。

那时生产队受文革影响，有很强的派性。队领导湖南人多，云南人受欺负。老李好强，受不了气，常给我讲一些生产队的问题。有一天他交给我一封信，嘱咐我一定交给总场领导。我很迟钝，没有在意。谁知第二天上午他竟在家里上了吊。得到消息我从山上跑回来赶到现场，人还吊在梁上。从窗户爬进屋把他从梁上解下来，做人工呼吸，注射强心剂，可惜时间太长，没有救活。

后来我看了那封信，是给总场领导的申诉，讲他的女儿被人强奸，无处伸冤，气愤之极以死抗争。事后想起，那封信就是老人临终的托付。我把那封信亲手转给了总场革委会领导，可当时正在派性斗争，公检法都已瘫痪，没人管。

记得为李家田发丧，湖南籍的队领导都躲了，尸体放在生产队学习的茅屋。生产队做了一大盆米豆腐，交给知青守夜。第二天入殓，尸体僵硬放不进棺材，没人敢动，是我捧着他的头放进棺材，后来埋在了北边的山坡。

1986年我曾回到八队，到山上寻找，那座坟包已没了踪迹。我第一次知道：人的生命如此脆弱，理解了为什么说：“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

在那个不太平的年代我在生产队行医，后来有了点名气。记得我在接到调令准备回归北方时，关坪“黄医官”曾到八队找我，要调我去培训，分配到关坪卫生所。

事后很多年想起那段经历，我以为“赤脚医生”是文革中涌现的也许是唯一的有积极意义的事物。

那个年代崇拜领袖，知青每人都有不止一本毛主席语录。记得当时非常崇拜毛伟人的一句话：“青年要成就大业，必须要有高远的志向，渊博的知识，强健的体魄。”于是锻炼身体就成了我在版纳一直坚持的活动。为此，我和“小和尚”于志海砍树，做了一副单、双杠。

那时每天坚持早起跑步，从八队跑到附近一公里外的勐曼寨。那是一条蜿蜒在雨林里，盖满浮尘的土路。路旁有稻田、清溪，高大的黄菠萝树。跑到寨口，那里有成片的凤尾竹，刚钻出土的竹笋，空气清新得让人着迷。

跑步回来在单、双杠前压腿涮腰。那时迷上了翻筋斗，于志海是“师傅”。每天拿倒立，側手翻，前手翻，练得混身大汗，再用水桶盛满清水从头冲洗，无冬立夏从不放弃，那个爽，一天都充满活力。那时虽然满是迷茫，但不缺少激情和坚守，记得于志海曾送我一首不知谁写的诗：

                     有的人正当年少，

                     看上去却暮气沉沉。

                      有的人虽然老了，

                     我们却说他年花似锦。

                    青春难道指的是青年时代，

                   我爱那革命者的青春致死不减一分。

                   每当一个早晨我都要扪心自问，

                    青春啊，你可像那朝阳蓬勃如焚？

版纳林子密，号称野生动物的乐园。但正因为林子密，很少见到野兽。

我们刚到十队几乎每晚都能听到野兽嚎叫，很有些恐怖。后来听老工人介绍，叫得最响的是麂子，从不伤人。那个年头还没有保护野生动物的概念，打猎不仅天经地义，还多少有些保护人类的光荣。每个队都有几个打猎高手，允许持枪，很受人们尊重。

关坪的大山拥有所有热带雨林的野兽，经常被猎杀的是麂子、马鹿、山鸡、豺狗。离我们很近的大崖口附近有野生大象，我曾在那里见过象粪。

老工人告诉我：那时邮政困难，邮递员骑车投递。经常要骑几十公里山路，都配备步枪。据说离我们生产队30多公里的景诺坝有个邮递员，曾经用枪伤害过大象。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人失踪了。人们到处找，费了很大劲才找到。居然是大象报仇，害死埋进土里。

大象聪明，记忆好，而且是成群活动，不能得罪。那时随老工人进山割棕叶，老工人一再叮嘱，遇见象要在山上横着跑，钻进棕叶树丛，棕叶树丛长满坚硬的刺，可以存身。

知青喜欢好猎手，能跟猎手出去一次，是难得的经历。八队有个老查，经常打猎，有一只双筒猎枪。 听老查讲：打猎大多不在白天，而是在半夜。

出猎要穿厚衣服、蚂蟥袜，带上砍刀，特别是要戴头灯。头灯用两节大号的空气电池（那时这么称呼），每节电池有一斤多重，两节电池并连，背在背上，有导线连接头灯。  

出猎一般都是傍晚，跟着野兽趟出来的小道，找到野兽经常出没的路口，隐蔽起来。野兽很警觉，隐蔽有技巧。等到野兽走到近旁，突然打开头灯，巨大的光柱震慑的野兽霎时惊恐，站在原地不知逃跑。此时是最好的射击时刻，必须一枪毙命。否则林子太密，野兽跑几步就很难找到。如果是公马鹿会有鹿茸，要使鹿头向下控血，这样处理过的鹿茸质量更好。猎手打到野物一般不当时取回，太重。而是第二天带人来取。那时，我们经常能吃到野味，但更多的是吃各种野兽肉晾制的干巴。记得我吃过豹子和狗熊干巴，硬硬的很粗糙，吃不出什么特殊的味道。

 知青也自己打猎，王建平有一副钢夹，马卓新有一张沾网，都是从内地带来。我没看到钢夹捕猎的成就，但粘网帮我们捕到很多小鸟。版纳的鸟漂亮，我见过凌空腾飞的孔雀，大红大绿一尺多长的鹦鹉，长着巨嘴的犀鸟。但见得最多的是各种色彩，叫不上名字的雀鸟。我还见过色彩斑斓，会在树丛滑翔的蜥蜴。

那时，早上到山顶张开粘网，傍晚收网总能捕到很多小鸟，以鹦鹉、斑鸠、翠鸟为多。大多叫不出名字，很漂亮。我们试图喂养，但从没成功。也做过标本，都没留下。可惜了那些漂亮的小精灵，至今想起仍觉得深深的歉疚。

我们还抓到过豪猪，厉害，长着长长的刺，用锄头拍死，肉吃了，留下长长的刺做纪念，至今还有人保留。

最傻的是穿山甲，不用人找，自己就送上了门。我们曾在茅草屋旁边捡到一只，不小。可我们不知如何对待，喂它米饭，用一个脸盆扣着，第二天早上找不到了。可它们不长记性，经常来骚扰。知青抓住过很多，有的制成标本。也简单，把肉剜干净，保留一张完整的外皮，至今还保留在北京。

 知青还养过猴子，是打猎时捡到的幼猴，很淘气。经常各屋乱窜，翻东西，搞破坏，和我们相处得很好。我走的早，后来听说，小猴死了，因为偷吃了有毒的饵料。

还有一个稀奇的动物，我们砍坝抓到一只“风猴”，学名叫树懒。真是懒，放到那，半天不动。当时就有人说，吃它大补，能治精神病。最后什么结果，不记得了。或许真被制成了干巴，成了补药。

1969年过去，原来集中管理的知青分到了各个生产队，知青迅速分化。一部分有背景，有办法的知青调到了兵团、总场、分场部，脱离了生产第一线。留下的知青，有的开始了养鸡种菜、学做木匠；有的想办法拜师傅，学开车、开拖拉机；有的开始谈恋爱。故事很多；一部分人，开始静下心，读书。

我们同去的高中生多，很多人带有不少书籍，有不少当时被视为禁书。我借来不少，记得有雨果的《悲惨世界》，巴尔扎克的《高老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最珍贵，妈妈给我寄来一套范文澜的《中国通史》，还定期寄来那时弥足珍贵的《参考消息》。那时年轻，有精力，吸收能力强，经常在煤油灯下读书。刚从文革的狂热中沉静下来，内心有一种使命感，读书也勤奋，边看书，边记笔记，经常到深夜。

版纳的夜安静，茅草屋内一盏煤油灯，带着我在文学和历史的长河中驰骋。我是一个军人家庭的孩子，初中尚没毕业，很少读书，那时才真正开始了人生的思想启蒙。

茅屋没桌椅，就坐在木墩上，以竹床为桌面，煤油灯摆在床上。时间长了，煤油的黑烟把蚊帐熏得黢黑。记得有一段，同屋的于忠回京探亲，我就在他的床上学习，蚊帐熏黑了，回来好一通数落，我当时很负疚。

那时没电，晚上全靠煤油灯，光亮有限，我们就在灯罩内垫上半圈烟盒里的锡纸，锡纸的反光可以增加亮度。那时有不少高中的大哥哥大姐姐指导我读书，并为我提供方便。

除了读书还听音乐。很侥幸，刘彬燕从家里带来一台旧式的手摇唱机和一些唱片。是上世纪30年代那种黑胶木盘的。唱片不多，我记得有俞丽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有盛中国的小提琴独奏《新疆之春》、《金色的炉台》，有殷承宗的钢琴伴唱《红灯记》，还有一些西方的无标题音乐。那时每到思茅都去新华书店寻找，看有没有新到的唱片。老唱机，唱头的钢针不多，听不了一两盘就磨钝了。经常是边听唱片，边磨唱针。在西双版纳的密林中，在一个个寂静的夜晚，在昏暗的煤油灯下，那台摇摇晃晃的老唱机带给我们多少思念，多少欢乐。

我从小在部队的环境里长大，接受的都是“正面教育”，很少和社会上的人接触，有很强烈的权威服从和集体依赖感，文革初期也表现出很大的政治虚妄热情。

正是那些“禁书”和音乐，正是西双版纳近似强迫的自由，让我在朦胧的怀疑和忐忑中看到了另一个世界，接受了另类文化的熏陶，有了最初的反思。想起那时为借一本书在密林中要走很远的路，那份情怀至今萦绕心头。

后来我想，如果不是西双版纳那两年的经历，我的人生也许完全不一样。

文化革命，灭资兴无（灭资产阶级，兴无产阶级），一切私有财产都被打上资产阶级的烙印。那时的说法：“宁要无产阶级的草，不要资产阶级的苗”。鸡是家庭所有，纳入私有序列，养鸡受到限制。那时有个说法，家庭养鸡不能超过四只，否则就是资产阶级。 

边疆农场处境尴尬。农场的职工，是全民所有制职工。可事实上，绝大多数农场职工是农村移民，在他们看来，养鸡、养猪是天经地义。最主要，那时老工人一个月收入30元左右，就是大学生也不过50多元，还要养家糊口，生活困难。养猪动静太大，只能集体饲养。养鸡没人管，毕竟基层当官的也要生活。

知青刚到边疆，集体劳动，自己种菜，也养了几只猪。可这里的猪不阉割，满山跑，自生自灭，很瘦小，一年只有过年能打打牙祭，很清苦。

半年后，知青分队和老工人生活在一起。经常得到老工人的照顾，最经常，老工人送给知青自家的腌菜和鸡蛋。

那时养鸡并不光彩，知青自己养鸡有个过程。我们的养鸡事业，源自于忠从寨子里带回一只翻毛鸡。

版纳家畜奇特。不仅家猪不阉割，满山跑。鸡也是放养，个个长毛靓丽，善跑会飞，晚上经常在树上栖息。翻毛鸡新奇，灰白的毛，翻长着，像一只会跑的大菊花。

于忠为翻毛鸡盖了窝，可它经常不住。晚上找不到，白天才出来。但它明白和知青的关系，只在知青吃饭的土台上刨来刨去，得吃得喝。翻毛鸡也讨厌，毛翻长着，藏污纳垢，特别是吃饭时，在你眼前晃来晃去，一高兴抖抖身体，掀起一阵灰尘，躲避不及。

   知青养翻毛鸡是为了玩，下不下蛋，没人在意。它也确实很少下蛋。后来有一段翻毛鸡不见了，大家也没留意。不知哪一天它又回来了，竟带回来13只小翻毛鸡。

母鸡带小鸡非常有趣，找到吃食总是先叫小鸡过来，小翻毛吃饱了在土地上打滚，一个个灰头土脑，那个脏，非常滑稽。养鸡本是为了吃蛋，可有了小翻毛没人在乎蛋了，翻毛鸡成了大家的宠物。

翻毛鸡厉害，有野性。有一次我看到一只鹞鹰，从空中冲下来抓小鸡。老翻毛非常英勇，乍开翅膀护住小鸡，在鹞鹰冲下来的一瞬，迎头跳起，用嘴和爪拼命扑打，真是了不起。

再后来翻毛鸡长了鸡虱子，染到知青的屋里，翻毛鸡失了宠。最后记不清什么结果，现在只记得菊花瓣一样的毛，扑打起来灰尘满地。

我的中学母校是北京的人大附中。文革前，这里有一批神秘的学生。怎么神秘？入学不凭报考志愿，报考成绩，直接由中联部保送。后来我知道，这里有外派特工人员的子弟，有高层统战对象的子弟，最神奇有一批国际共运领袖的子弟。

我的同一年纪一班就有缅共领袖德钦丹东的女儿。事实上，我是文革中才知道，那时已经无密可保。我知道了缅共，知道了他们在中缅边境有根据地，知道他们正在走中共曾经走过的道路，留下深刻印象。

文革，乾坤颠倒。解放军三总部和院校，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我父亲所在部队，装甲兵司令部造反派掌权。司令员大将许光达竟被打死，天下大乱。我的老父亲，一个39年投奔八路，兢兢业业一生的老军人，无端受到冲击。

那年，我15岁。那是个血统论主导的年代，家庭出身成为每个人的身份标签，决定着每个人的政治命运。我以及我的一批同学、朋友几乎都是一夜之间失去了精神上的优越，不同程度被边缘化。想不通，急急报名上山下乡，离开北京。要知道，1968年11月，伟人还没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

临行前，和我的一批有类似经历的老同学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宣誓：“不争今日之长短，20年后见高低。”

到了边疆，北京形成的心里压迫还没舒缓，又卷入当地的派性斗争。正在此时，听说了缅甸共产党在滇西南瑞丽招兵，有不少插队知青报名参加，拿起枪为解放全人类战斗。

我们在一起议论，结果：一同到边疆的宋涛、孙和平、李为民、皮小明、周英勃和我，决定千里投军，去瑞丽参加缅共游击队。借钱，收拾衣物，换全国粮票，一通准备。其实那时，我们对缅共几乎是一无所知。

虽然都是中缅边境，可版纳对面是金三角，毒枭和国军残留部队的地盘。投奔缅共只能去瑞丽。可去瑞丽就要途经昆明。那个年头，走出边境不易。那时规定，离开边境，必须有边境通行证。况且一路有普文大桥、沅江大桥，都有部队把守。我们一没通行证，二没钱。唯一办法，沿途扒车，争取司机的同情，藏在车上混过去。人多不好混。我们六人到了思茅，决定分组行动。孙和平、李为民一组，皮小明、周英勃一组，我和宋涛一组，说定，到昆明在皮小明家聚齐。

真是一段难忘的经历。

记得在思茅，我和宋涛找了一对四川籍的司机师傅。当时抗美援越，很多内地车辆和司机征调到边疆。他们对知青小小年纪被发配边疆普遍同情。况且那时知青外逃并不新鲜。他们也没多问，知道我们要去昆明，让我们钻进了卡车大棚。

记得车上拉着满满的生胶片，我们就躺在装生胶片的麻袋上。

整整走了三天。白天车在山上盘旋，爆土扬灰，整个人就像个红土蛋。那时没钱，两毛钱、一斤粮票可以买五个馒头。饿了就啃点干馒头，渴了喝点生水。实在馋了，就往师傅跟前凑凑，打打师傅们的“秋风”，也就是蹭饭。晚上，没有边境通行证，不能住旅馆，也没钱住。就等到11点，乘服务员松懈，偷偷溜进旅馆。那时边疆旅馆都是大房间，十几张床，一晚四毛钱，不分男女。床上都有蚊帐，没蚊帐的就是空床，放下蚊帐就睡。遇到过桥，部队战士并不为难我们。知道是知情，也就睁一眼，闭一眼。就这样一路混，居然到了昆明。

记得两个老师傅对我很照顾，经常主动招呼我们下车跟他们吃饭。路过杨武，还带我泡温泉。那时人善，他们也是远离妻儿到边疆服役。他们告诉我，他们从四川来，到边疆开车收入高，每个月差不多可以有100元，两年一轮换。

到了昆明，很快聚齐。打听，去瑞丽不比从版纳回昆明。回昆明是往内地走，司机带人，没太大风险。去瑞丽不同，是往边境走，查的很严，也没人敢带。

找人想办法，搞通行证。通行证还没搞到，麻烦来了。皮小明的弟弟知道了我们的打算，泄露给了他的父亲。皮小明父亲是老革命，文革前的云南农垦局长。眼下云南农垦正酝酿改兵团，是现任的兵团领导。知道了我们的行踪，坚决反对。派人监督我们返回农场。这下好了，走不了，大家泄了气，只得回程。我借机北上回了北京。

千里投军就这样流了产，说起来过程很简单。可那时的心路历程无疑天翻地覆。后来很多年，我见到那时投奔缅共回国的知青。听他们说，过去了，人生地不熟，生活艰苦，斗争艰难，不少知青受伤、牺牲。后来文革结束，边民援缅政策取消，缅共接受招安。活下来的知青大都返回国内，可得不到承认。不仅缅共党籍不能转为中共党籍，连安排工作都难。最可悲，作战受伤的残疾人。

后来，有一次我去瑞丽，遇到一个曾在这里插队的天津知青。他告送我，他是六九届的，也是那时参加了缅共人民军。作战打散，当了俘虏，被一个山东籍的国军老兵收养。在仰光上了大学，还到美国深造。这些年到国内贩卖翡翠发了财，在天津、仰光、瑞丽有三个家。很是得意。

后来我从网上得知，缅共人民军是被国军滞留缅甸的军队打败，缅共投降了军政府。这是一段被遗忘的历史，回首往事，不尽唏嘘！

插队之初，大部分知青在17岁到22岁之间，正是青春年华。一年左右，甚至更短时间，普遍会有最初的恋爱。其实，是不是恋爱很难说清。知青小小年龄突然远离父母，远离亲人，普遍的孤独、寂寞，寻找异性朋友成为那时最好的安慰和寄托。

其实这是一个逐渐的过程，是随着插队声势的逐渐扩大，随着回城希望的逐渐渺茫而加速度的进行。

北京知青有一部分老高中生离开北京时就是成双成对，有些到了版纳又有新变化，但大体一年后，大多有了默契。

我的妻子刘彬燕比我晚到关坪半年，是和姐姐一同，到边疆寻找哥哥。他哥哥刘国堂是矿院附中老高三的学生，和我们一批抵达关坪。那时插队已是无所遁形，北京街道居委会挨家挨户督查、动员，凡是到年龄不走，就会施加压力。反正要走，最好兄弟姊妹在一起，她们姊妹到了八队。

八队200多职工，知青只有15人，7男8女。至今我也搞不清，那是有意安排还是巧合，总之刘彬燕年龄最小，我倒数第二，我们分在一个组。

刘彬燕，师大女附中68级学生，那时才17岁，生活能力强，也自立自尊，我们朝夕相处都有好感。后来知道她的父亲是“右派”，留美的工程师。那年月，讲究家庭出身，“右派”子弟就是贱民，无法正常上学、招工。那时，不同家庭背景的人，相互成见很深。一场无厘头的“大革命”，凭空结出数不清的阶级斗争。

但八队没有压力，我没有成见。我是军队子弟，大院长大，对出身不敏感。那时也谈不上是恋爱，只是生活在一个队，相互照顾。那时男生、女生自然分工。男生多做一些脏活、苦活、跑腿和危险的活，女生多做一些家务。比较起来，高中的知青比较自觉，很快形成了双双对对。

我们在一个队生活了一年多，有了基本的了解，最初的情感，恋爱是我们分手以后。那时我到了部队，她到了昆明铁路局。在五年的时间里，我们只见过一次面，全凭书信交流。那时写信就是我们的全部情感生活。我们通过写信互相了解，通过写信互相鼓励，通过写信互诉衷情。现在的青年一定无法理解，分手后怎么还能恋爱？

那一代就是这样恋爱。因为距离太远，一月一信；因为爱的专一，心无旁骛；那时，恋爱对我来说，意味着乱世沧桑的一种承诺，一种寄托，也是一种解脱。

何谓承诺？“一生一世一双人”；何谓寄托？“天各一方，心心念念”；何谓解脱？“从此，心无旁骛，一心一意的学习、工作”。尽管也有不少波折，想想看，50年，可以写一本书了，但根基还是源于插队，源于知青的生活。

我事后做过统计，关坪130多北京知青，在版纳认识、恋爱共度一生至今的有17对。我们八队15个北京知青，后来组成家庭的有三对。可见插队对一代知青的深刻影响。

知青到边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个伪命题。真实情况，知青深入底层，在了解社会中奉献社会，为边疆发展带来了城市文明，城市眼光，有独特的贡献。

我到版纳，每看到成片的胶林，成片的茶园，成片的芒果树，总能想到知青的身影。特别对边疆的文化建设，那时各级农场的学校，几乎都由知青任教。有部分知青还被抽调到寨子里，为少数民族孩子办学。客观的说，今天在版纳顶大梁的一代，几乎都是知青的学生。

记得那时招生，孩子们不知道年龄，只得让孩子们用右手从头上绕过去摸左耳朵，小孩头大，凡能摸到耳朵的就差不多有七八岁，可以入学。

我们刚到生产队，菜地只有洋白菜、茄子、南瓜、苦菜、辣椒几个品种，知青曾试图引种北方蔬菜。我记得西红柿到了版纳结的果实很小，有很大的变异，西瓜也就像个拳头。这几年版纳的西瓜成了气候，每年春节大批的在北京上市。

那时的版纳，鸡会飞，晚上就住在树梢，可下蛋太少。猪会跑，圈里养不住，满山飘。这里的百姓不懂得劁猪。猪才一点点大，就追着母猪满山跑。一两年也长不大，我叫它们小老猪。记得1970年春节，八队杀猪，没按住，跑上了山。一群人追猪，最后一直追到河里，下河才把猪按住。

做饭也简单，什么菜都是煮，调料只有盐巴和辣椒。版纳最早的酱油、醋都是知青引进，那时用的是白醋和酱油膏。版纳那时没有半导体收音机，报纸要两周后才能看到，我记得知青带去的收音机，引得寨子里的孩子都来瞧。

我记得1969年随农垦局孙伟到北京接69届知青，回版纳时带了十只“来杭鸡”幼雏。放在一个大纸盒子里，上面捅了几个洞，每天喂它们水浸过的小米，一直端了八九天到景洪。那是东风农场老知青嘱托带到版纳的。不知后来那群雏鸡是否子孙繁荣。

40年过去，回过头来看，版纳发展的各个领域几乎都有知青的贡献。

中国，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没斗争也得搞出点事。因为伟人教导：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

来到边疆，还没来得及熟悉环境，就陷入文革阶级斗争的漩涡。怎么会呢？那个年头，你不想斗争，可斗争会找上你，想躲都躲不成。

那时，北京的派性斗争已近尾声。大学天派、地派的对立，随着领袖人物蒯大富、聂元梓关进监狱，偃旗息鼓；中学四三，四四派的斗争，也随着上山下乡烟消云散。可边疆不同，斗争刚开始，而且是真刀真枪，如火如荼，更暴力，更血腥。

何谓“派性”斗争？当代的孩子已经搞不清。可我们那时绝不能含糊。到了农场，第一件事，每个人都得选边站队。

可知青来自北京，对当地并不熟悉。本能的亲近到北京接我们的“炮派”革委会主任，南下老干部朱玉祥。

我们到来，正赶上“中央文革”对云南阶级斗争表态，为“八派”平反。小勐养农场，以昆明老知青为主的“八派”开始夺权。“炮派”革委会成了“反动派”，老朱回到农场就被打倒。这下，北京知青几乎瞬间都有了“炮派”的背景，受到压抑。

随着插队日久，知青也在分化，不少人投靠当权派。为了表忠心，也发生过北京知青告密，“诬告一同来边疆的同学是”“516分子”。为此，新生的“八派”革委会，还组织人到北京外调。知青稀里糊涂卷进了当地的派性斗争。

派性斗争是文革的产物，历时十年之久。一些知青受到牵连。粉碎“四人帮”，“八派”的领袖又都被清算。1991年我回关坪，见到原“八派”革委会副主任李元茂。刑满释放，回到生产队，依然接受监督改造。30年过去，那个至今说不清的岁月，说不清的斗争。翻云覆雨，酿成了多少人间悲剧，牺牲了多少大好年华，呜呼！

边疆特殊，不仅有文革式的派性斗争。更深层，更尖锐的是地方派性。这里文革前掌权的多是南下的转业军人和技术干部。而更多的老职工是55年前后从湖南祁东、醴陵来的移民。加上当地云南人，版纳人，少数民族。语言不一，风俗不一，习惯不一，到了哪都是团团伙伙，说不清的利益勾连。

我所在的关坪八队不算家属，职工有200人左右，其中湖南人占60%，湖南人还分启东人，醴陵人。云南人占20%，也分为昆明下乡青年，版纳本地人，少数民族。其余还有四川人、贵州人，加上北京知青。盘根错节，矛盾重重。

知青来自北京，是个大团体，和兵团、总场、分场有着多方面的联系，并不把地方势力放在眼里。湖南人怒了，找茬！

一天，知青在门前吃饭，跑来几只鸡乱刨乱蹦，“小和尚”于志海拿了根小竹棍轰赶，也是巧了，打死了一只。事后于志海拿了两块钱找到鸡的主人赔偿。这本是很简单的事，赔偿在当时也不少。况且都是一个生产队的，又不是故意。

可那位“疯婆子”（外号）不依不饶。竟然追到知青的屋里又打又闹，吓得“小和尚”躲在蚊帐里。知青看着太不像话，一个大个女生给了“疯婆子”几拳，把她拉出屋。这下湖南人不干了。“疯婆子”的老公拿把猎枪打上门来，知青也拿起锄头砍刀。

消息传到场部，分场林登云场长坐着拖拉机赶来。老林，山东人，部队转业干部，连踢带骂制止了湖南人的骚动。这只是知青和地方势力斗争的一例，就发生在我所在的生产队。其实这种事例很多，在有知青的生产队，几乎都有和老职工的矛盾。只是随着时日的延长，慢慢平和。老职工能看出，知青对他们没有威胁，还有帮助。而且早晚得走。特别后来办学校，知青成了老职工子弟的教师，普遍受到尊重。

除了与地方势力对抗。知青内部也有对抗。随着上山下乡的潮流，一年以后又来了大批上海知青、四川知青、昆明知青。他们有一点相同，都是69届的，甚至更小。文革开始还是小学生。要知道，在青少年时期，20岁和15岁的成熟度差的很远。特别这是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几乎是看着打架斗殴长大，对动刀动枪，根本不当回事。

我记得，1969年11月，我带的北京69届知青回版纳。刚到景洪就与先期到达的四川知青干起来了。扎死了一个四川知青，那个杀人的北京知青被判了死刑。

我们关坪的北京知青也和上海知青打过架。那个时代知青之间打架是家常便饭，也是抱团，宣示实力的表现。

想想：一群孩子，正是该受教育的时候，却被无端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远离父母，发配到边疆。怎么能心气平和？打架也是心里郁闷的发泄。这是一代人的悲剧，一段无法忘却的记忆。

一路聊，妻子刘彬燕记忆最深的是她的回流。

1971年，大规模的插队、插场告一段落。从那一刻起，回流就成了全体知青的共同诉求。那个年代，人们还没能力对这旷古未有的流放反思批判，还认识不到，城镇人口向边疆、农村的流动是对中国现代化的反动；青年放弃学业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对中华文化的摧残。

那时，大部分知青，上山下乡不是自愿，而是一种“势”的强迫。事实上从到边疆那一刻，知青就集体走上了返城的路，只是有的幸运，两三年就回到内地，更多的人用了十几年时间，极少数甚至用了二、三十年。我很幸运。1970年军委发布一号通令，军队老干部回乡安置，允许带一个子女，我回到山西太谷参军入伍。

最早回内地的知青，相当一部分是参军，随后有一部分随父母去“五七”干校，再往后有了招工，推荐工农兵学员，病退，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形成返城高潮。那时版纳知青有个顺口溜：北京知青靠父母（有势力，走后门），昆明知青靠大夫（地方亲情，病退证明），四川知青靠丈夫（无奈，只能靠嫁人离开边疆），上海知青靠政府（没人管）。

刘彬燕在那个年代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她的父亲是留美工程师，抗战胜利回国，解放初是二级教授。1958年划为“右派”。那个年代就是“管制对象”。况且她是投奔哥哥，来版纳既没档案，也没人事关系，那年头就是“盲流”，一般招工招生根本轮不到她。

可她有运气。

1971年她回内地探亲，返场时偶然机会，总场让她去景洪师部（那时已改生产建设兵团）送材料，正赶上昆明铁路局招工。

  昆明铁路局原打算招自己的子女，非常巧，我们一个队的女生，和昆明铁路局子弟谈恋爱，内定招工。那年头，招工对知青就是天大的事。昆明铁路局招工消息传出，一时轰动。很多北京来的铁道部子先女闹了起来，兵团不好处理，决定一个不放。昆明铁路局招工人员着了急，决定不审档案，不看人事关系，是自己的子女接上就走。这一乱便宜了刘彬燕，被夹带到了昆明铁路局，开始了六年的跑车生涯。

我们一行到关坪的北京知青130多人，除了两个成家留在当地，在后来的5～11年中基本都返回了内地。那时知青为了办病退，送礼拉关系，吃锡纸做透视，有的甚至自残，有很多不堪的记忆。

知青形成返城高潮是1978年底到1979年初的事情。那时粉碎“四人帮”已经两年，内地已恢复高考，中国在动荡，版纳地火在燃烧。

先是1978年10月，景洪农场上海知青丁惠民带头起草《致邓副总理的公开信》,反映知青困难,表达返城要求。信件发出后,杳无音讯,有关人员还受到了农场领导的严厉批评。半个月后,他们又发出第二封信,依然无人问津。绝望中,知青愤然发起罢工,成立罢工委员会,波及河口、文山、临沧等垦区50多个农场，三万多知青。

正当其时，又发生上海女知青瞿灵仙难产致死事件。版纳知青召开“云南各农场知青联席会议”，发布《北上宣言》。成立赴京上访请愿团。云南省竭力劝阻。知青在昆明卧轨断路，表示不达目的死不罢休。进京知青代表受到副总理王震接见。

1979年1月，以农垦总局局长赵凡为首的调查组南下版纳.7千知青下跪，几百知青绝食，有的知青当面自残明志。调差组和知青哭作一团。此时，上海、北京及其它城市，发生了家长请愿游行。

人心难违，在赵凡和全体知青努力下，阻挡知青回城的闸门终于冲开。自此，“上山下乡”终止，华夏1600万子弟得以新生。老革命赵凡被誉为知青之父，版纳6万知青，28个赴京代表，丁慧民及他的战友青史留名！

据说那年春天，版纳刮了一场大风，风过后遍地的攀枝花，血一样的鲜红！

青春无悔。那是知青中少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呼声。

大多数来自底层的知青：插队既不是他们的自愿，回城也几乎无望。特别上海知青，相当一部分根本就不是城市户口，本就是郊区农民。有一部分被分到山区少数民族寨子里插队。没有出路，最赋予斗争。

很多年后我回顾这段经历，我一直在想，知青在那时与当地农工并没区别，可为什么对生活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追求？很多年后更多的人生历练告诉我：知青来自城市，他们曾有昨天，因此对明天有更多的憧憬，而当地农工只有现实，他们从没奢望过明天。

插队给了我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一个人生的视角，它留在了我的情感里，也许这就是它对我的全部意义。

                     《沁园春·回版纳》

   满目青山，白雾袅袅，湿气绵绵。有热带雨林，藤繁树茂，英雄红花，岭上高悬。虫鸣鸟啼，风谙兽吼，蓬勃生态几纷繁。登高望，看高路飘飘，大江湍湍。

   往事回首何堪？四十年人生始戍边。正少年立志，方钢血气，昼劳夜读，夕访晨炼。无权无钱，有爱有恨，酸甜苦辣全尝遍。终不悔，能快意人生，只缘艰难。

那个动荡年代值得回忆的事太多，40年过去，大多已经模糊，只因为车外熟悉的景色引起我一路思考。

刚离开昆明，我就和大渡岗农场的彭学珍书记通了话。彭书记是1970年插队版纳的重庆知青，是少数把插队进行到底，把一生献给边疆的知青。

我们1991年认识。那时关坪分场已经划归大渡岗茶场，正在老场长周世文率领下转产茶叶。北京知青已全部撤离，就是上海、四川知青也是凤毛麟角。难得上海知青陈金发时任副场长，彭学珍任副书记，两个知青组成的班子辅佐周场长，领导大渡岗走上种植茶叶的发展道路。从那以后，又是17年过去，这里只留下了彭学珍。

彭书记带着副书记、副场长在等我们。彭学珍比17年前变化很大。五年前接任任了大渡岗的书记兼场长，挑起了3000多职工，10000多人口，30000多亩茶山的国营老场的重任。听她介绍，大渡岗这几年变化很大，她上任后筹资新建了茶叶加工厂，重新确立了品牌战略，把大渡岗的普洱茶推向市场。这几年普洱茶热销，大渡岗发了财，职工生活有改善。去年她辞去场长职务，专职书记，压力才小了许多。

今天的大渡岗谈不完，谈起昔日的关坪，几位领导比较茫然。我问了一些老工人的情况，他们大多不知道。正巧照顾我们吃饭的大师傅是原八队老职工大老刘的儿子，已经40多岁，我们在八队时他还小。他记得北京知青。从他那得知，还有四户原八队的老职工在世，其中刘云盛、曾安秀夫妇就住在场部。这下找到了亲人，辞谢了场领导，晚9点来到了老刘家。

教工宿舍楼，四层，墙体单薄，家俱陈旧。有些近似上世纪70年代北京的简易居民楼。老刘夫妇对我们的到来毫无准备，一时欢喜得手足无措。17年未见，大家都老了许多，刘彬燕和他们分手已经整整36年，昔日一个清纯的小姑娘已成了中年主妇，不自我介绍，他们认不出。

老刘79岁，老曾也近70岁，都已退休。儿子刘国祥在场部小学教书，曾任场部办公室主任。近几年随着商品大潮，下海到景洪开拓。谈起农场的变化，老刘很感慨。40年生聚，领导换来换去，产品改来改去。光选择主产品就用了20年，先后种过金鸡纳、橡胶、热带水果，直到选择了茶叶才稳定下来，这几年随着茶叶市场的开发，日子渐渐好过。

他告诉我：这几年知青陆续有人回来。

老刘依然对社会关心，还是那个刚直的性格。他对当前的社会风气非常不满。听他介绍，这几年农垦发展快，但主要是富了各级领导。  

原大渡岗场长，前几年辞去场长职务，承包了3000亩茶田单干，现今已成了全省闻名的当地首富。他和省里领导多有来往，省里领导下来视察，经常是他家的座上客。

版纳地区有个独特现象，各级干部不论大小普遍承包土地，就是现任农场干部也大都有二三百亩茶山。这里原始雨林多，虽然政府设有保护区，但山深林密，究竟有多少土地很难盘清。大渡岗对外宣称3·5万亩茶山，是中国国营茶场之最。老职工说：6万亩也打不住。省里曾有农业专家下来审核，几顿饭局，几箱茶叶也就不了了之。

这里土地私包，不仅农场干部，地方县乡干部也非常普遍，雇人私垦已成了公开的秘密，干部早已不靠工资收入。

老刘不满，但很无奈，他说“人老了，信命。我们都是命不好。”不过他对现任农场领导还是感激的。原场长执政时，场里没钱，欠了银行一屁股债，退休金400元都发不出来，医疗费也不能按政策报销。现在好多了，退休金长到900元，看病有医疗本，给补贴，日子比过去好过。

告别老刘夫妇，11点和郭悦来到夜市。

我们在时，这里深山老林，只有一个百十人的基建队。现在人多，居然有了一条街，有了夜市。有了数不清的商店、旅馆、饭店。我打听了一下，开买卖的人以本省墨江的人为多，也有广西人，浙江人。 

 令我惊奇的是，这里竟然有了红灯区，有了影视厅、歌厅、洗脚屋。版纳原本一个古朴封闭的小乘教佛国。我们在时，男女大防界限分明，稍有不慎就会招来处分。这些年开放搞活有了太大变化。

前些年我和几个知青代表到景洪，政府招待处带我们到基诺山温泉，竟有女孩子陪同洗浴。我很吃惊，听朋友说，用女人招待朋友在边疆不是秘密。从根上说，是内地刮来的风。

我在全国走，早就发现“全国山河一片黄”。虽然传媒在天天“扫黄”，可“黄”却花样翻新，越扫越火。中国人怪，30年前全面禁欲，说不清的男女大防。如今又是全面开放，深山老林里红灯荡漾，这到底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