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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渡岗在鸡鸣中拂晓，顶着残星上山。

大渡岗本就在半山，汽车沿茶园小道，一脚油就到了山巅。山影朦胧，东方欲晓。随着曙光升起，那记忆中的雨林，烧坝的轻烟，梯田的树苗，砍坝的会战，都渐渐隐去，眼前梦一样的茶园。

茶山真美，一座座、一簇簇相依相连；茶田真秀，一层层、一片片遍野漫山。山顶已被晨曦唤醒，山腰还在阴影中沉眠。站在山巅不知是忧是喜：那曾经的原始已然消退，现代化正在漫延。这现代化竟是如此的美丽，而这美丽将推动中国仅存的大陆雨林如何改变？

随着太阳升起，采茶人开始上山。我做了些调研，这里的茶工多数已不是国家移民，换成自由流民，大多来自四川凉山。有的已经来了20多年。他们都是临时工，并不享受国营农场正式工的福利保险。收入也是承包制，一个茶工大约承包十几亩茶园。

这里的茶田，一年一亩可产2000斤鲜茶。眼下茶价下调，一斤春尖20元，大叶茶已经降到每斤1元2角。一个茶工一年产值也就2万多元。承包者雇来的采茶工，更是临时工的临时工，一个人一天可采摘60斤茶叶，月收入也就600多元，熟练工人也不过1000元左右，收入有限。

真正富裕的是干部。农垦系统，省农垦局一班人马两块牌子，即是政府的农垦局，属公务员序列，享受国家公务员福利。又是全省的农垦总公司，按企业待遇，年薪制。头头脑脑，年收入可达百万。可底下的农场，省局规定，总场一级领导年薪不得超过5万。可农垦系统的人、财、物都掌控在这一层，为解决这一层干部的积极性，默许基层干部承包土地、茶山。

干部承包茶山与廉政政策有冲突，承包的名义大多落在了干部亲属头上。基层干部掌握着农场的资源配置和销售市场，脚踩两只船，两极分化就成了体制性产物，无法避免。我想起这样的格言：剥削来自权力而非资本。

大渡岗，5年前调整了班子，有了较大发展。小彭投资900万，引进英国技术，建了一个现代茶叶加工厂，生产袋茶。300多工人，每年8000万产值，注册商标“大渡岗”。加工厂不仅加工农场的茶叶，也收购附近农村的茶叶，对当地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看了工厂，再看看书记的家。小彭的家离场部不远，在老国道旁边。一间面对公路敞开的商店：古香古色的茶室，摆着细木加工的茶柜和根雕的茶桌、茶凳。后面有客厅、餐厅、卧室，很有品位。最难得推开窗户就是一望无际的万亩茶园。小彭的老公是当年南下干部子弟，自己经营着一家茶叶加工厂，承包着200亩茶园。 

小彭家热闹，雇请帮工，养了100多只鸡，90多只羊，还有一群孔雀。最难得，一头小熊，像只大猫，圆圆滚滚，憨头憨脑，抱在怀里，一双黑豆似的小眼，透着让人爱怜。这只小熊是花300元在缅甸买的，据小彭讲她还养过长臂猿。这些珍稀动物在国内受保护，可缅甸没人管。这里离缅甸近，稀有动物，早形成了地下生意链。

小彭的儿子在北京受的教育，政法大学本科毕业，回到版纳分在州政府。办公室工作没意思，辞职回到家里帮父亲经营茶厂、茶山。小伙子聪明，如此美丽的家园，如此兴旺的事业，如此多彩的生活，谁愿意呆在政府机关！

小彭是那一代知青的佼佼者，40年生聚，多年媳妇熬成婆。她告诉我，一同从重庆来的知青，基本都已经返城。城市生活竞争激烈，知青回城既没能力优势，也没人脉优势。随着年龄增长，大多数生活困难。有一部分已经下岗，他们很羡慕小彭。

如今的版纳，高速路通了，从景洪到大渡岗不过40分钟。景洪、思茅都有机场，早和内地、国际连成一片。时代不同了，现在逢年过节已不是边疆人回到城市探亲，换成城里人到版纳休闲。这几年，小彭在重庆的亲戚经常到大渡岗团聚，因为这里条件更好，风光更美，住房更宽敞，生活更方便。当年返城，小彭是落伍者。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今普通人的城市生活，比起这里，差的很远。

再看看老职工的生活。中午，在小彭陪同下回到关坪。关坪曾是我在时的分场场部，现在还居住着很多八队的老职工。还是那片山，还是那道沟，只是少了些元气。当年藤缠树挤、云遮雾障，如今清亮亮层层茶田。当年开批斗会的舞台改成了库房，场部路口的大榕树已经不见。食馆不在了，小学校不在了，一条高速路凌空高悬。可喜的是，场部门口的两棵攀枝花还在，火红的花枝依然高耸蓝天。

我找到当年八队的老人吕玉金，查来发，都是80多岁的人了。老吕曾是八队队长，被知青称做小霸王，如今瘫在床上。他知道我来看他，抬抬手，不能说话。老查是当年有名的猎手，我曾随他上山，如今身体尚好，精神健旺。见到老工人自是一番唏嘘，问起当年的老人，一部分早就调走，更多的已经过世，江山依旧，人事全非。让我感到不安的是，老职工的生活没太大变化，依然是泥土的小路，依然是陈旧的瓦房，没有装饰，门口对着自家的茅草房。孩子们到也活泼可爱，可大多蓬头垢面。好在两位老人每月还有900元的退休金，生活、看病都可保障。

关坪最大的变化是交通。当年去一趟小勐养总场，要站在路边截车。男生截不到，要靠女生。那时不抽烟，出门却总带着烟，那是给司机上供。如今有了高速路，有了公共交通。不要说小勐养，40分钟可到景洪。

昨晚，夜宿景洪。一早带着孩子们开车走进蒙曼山区。那里曾有个关坪农场八队，是我和妻子生活过的地方。

 半个小时来到蒙曼路口。这里曾有个三队，依然健在，变化不大。还是那排瓦房，还是那座球场。只是当年两间屋子的邮局扩大成了五间，空旷的路口有了餐馆、商店，人们在路边喝茶、打牌，祥和安闲。

我们到来引起大家的注意，一个老职工走过来，竟然叫出了我的名字。惊喜！仔细看，依稀熟悉，攀谈之间想起，他是当年十队菜地的黎申文，40年不见，20多岁的小伙子已然苍老。惊奇的是，他不仅知道我已经下海经商。而且知道很多知青的故事。他告诉我，这几年经常有知情回来，老职工对北京知青很惦念。

三队是通往蒙曼的路口，从这里走进去，13公里山路，分布着四个种植金鸡纳的生产队。我们急于回去，告别老黎。

拐进路口，当年窄小坑洼，长满飞机草的土路，已经铺上了柏油，努力寻找当年的记忆，恍惚间驶进一道平坦开阔的山口，猛然醒悟，这就是当年陡峭的大崖口。

大崖口是景糯坝、蒙曼寨子出山的必经之路。当年崖口高，土路狭窄陡峭，出山、进山都要爬坡。骑自行车走到这里，步行推车上下，一公里的大坡，气喘吁吁，记忆深刻。

那时年轻，不知天高地厚。记得一次“小和尚”于志海仗着一身“轻功”，竟然骑车冲下崖口。我只听到一阵嚎叫，转出崖口找不到于志海了。原来他刹不住车，一路冲进沟底。“小和尚”会翻筋斗，爬上沟还在吹牛，“空中一拧腰，来个‘二起楼’，平安落地”。

又上“大崖口”，山崖依然夹护，树荫依然遮蔽，静下心深吸一口气，那个清新，那个熟悉。我决定下车，从这里步行走进八队。

30年了，这条小路经常徜徉我的心底：幽暗的雨林，凄凄的细雨，深深的车辙；窄窄的路基，牛粪蝴蝶成群，树顶红花丛密，路边一垛垛薪柴，旁边潺潺的小溪；静寂中一人一狗结伴，伴随着空谷回声，虫鸣鸟啼。

“这里太美了，就是个大花园，你们在这插队太幸福了。”儿媳陈袅袅发出由衷的叹息。

我不知如何答对，但有一种深深的自豪。他们还年轻，没有同样的经历，理解不了当年的风风雨雨。他们不知道，在多数知青的记忆里，只要是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不管路途多远，环境多艰苦，只要留住记忆，越久远，升华的就越美丽。

走进大崖口一公里，陌生代替了熟悉。曾经的原始雨林悄然逝去，被深深打上了人文的印记。

我们走后十几年，这里成立了保护区。边界就是当年的这条小路。路的左侧是保护区，雨林依然茂密。右侧已划给大渡岗乡，漫野稻田和茶园，处处新绿。

一路走来，寻觅着曾经的记忆。六队已是一片农田，十队已被六户移民盘踞，九队什么都没留下，只余一座圆圆的空山，几头水牛嬉戏。我用手机给远在北京的弟兄们现场播讲，引来多少热情地回忆。

我了解了一下，这一带居住的大都是墨江的移民，早来的已有二十年，近年依然陆陆续续。不知为什么墨江留不住人？也不知为什么这些人能住进自然保护区？我们在时也有盲流，湖南人多。那时内地运动多，出身不好的人受迫害，很多跑到这里。况且这里老乡多，谋生容易。

盲流多，变化就大。小崖口，竟然成了几十户人家的村落。若不是郭悦发现一块路碑，竟然毫无知觉，几乎失之交臂。

当年的小崖口，茂密的雨林，泥泞的土路，一条清清的小溪，无限的沉寂。我曾在路边树上看到猴群，那个狰狞，那个粗蛮，依然记忆。

眼前景象：淡雾裹着茅屋、茶园，层层攀升，无边无际。依然是美，美得精致、美得规矩、美得如诗如画，只是少了昔日的野性、美得让人失落。

不觉之间走了七八公里，八队到了。这是当年关坪分场在蒙曼地区最远的生产队，我在这里生活了两年，并从这里走出版纳。

八队还在，还是那片山，还是那块地，还是那条溪。只是山更规矩，雨林规划出茶园；地更平坦，茅屋盖出了楼房；溪更靓丽，清流汇聚出荷塘。2005年，这里建了一座现代化的戒毒所。

我在八队路口徘徊，寻找着记忆。当年搭建茅屋的土台，已经铲平，成了农贸市场。屋后的山坡没了金鸡纳，成了菜地。当年的水井，成了清幽幽的小湖，盛开着荷花。当年生产队的场院，成了戒毒所的大门。 30年过去，一切都变了。

刘彬燕眼尖，指着路旁的一座土台，那上面长着一棵大树。是它，30年前，它还青嫩，长在我们的茅屋前。

我们找到了“故居”，这里曾有一块土台，一排茅屋，七间草舍，一个鸡窝，一副自制的单、双杠，几棵树，居住着15位来自北京的知识青年。

这里曾有清早的晨练，三餐的团聚，夜间的篝火，青春的游戏；曾有蚊虫的叮咬，劳动的疲倦，无端的争吵，前途的凄迷；曾有读书的灯光，唱机的旋律，不平的烦恼，家乡的思虑；曾有分离的痛苦，迎新的喜悦，相互的抚慰，爱情的记忆；

俱往矣，时过境迁，只留下了眼前的这棵树，顾影自怜。茕茕孑立。

                           又见勐满

                   轻轻的风，天上轻轻地飘，

                   青青的天，水底轻轻地摇，

                   清清的水，载起轻轻的梦，

轻轻的梦，浮上青青的树梢。

还是那片平坝，

还是那围山腰，

还是那多树木，

还是那些花草。

只是时光已经流逝，

记忆已然缥缈，

远方归来的游子，

灰白已悄然发稍。

又见勐满，怦然心跳，

才发现：

那青春点燃的激情，

依然心底悄悄燃烧。

轻轻的风，仍会天上轻轻地飘，

青青的天，永远心底轻轻地摇。

勐曼寨，我最早接触的傣族村寨，距离我生活的八队一公里。因为近，经常到寨子里买水果，游玩，和傣胞逐渐熟悉。那时的傣胞没有商品观念，买水果，没有价钱，由着知青给。约定俗成五毛钱一串芭蕉（大约20到30棵芭蕉），五分钱一个匏果（大柚子）或一个菠萝。匏果直接在树下吃，吃够了，带走的付钱。

去的多了认识几个傣胞，岩哨就是我最早的傣族朋友。他是村小学的教员，少数会说汉话的人。岩哨常来，并不多言，只要路过就进来坐坐。那时版纳没有“贼”的概念，茅屋竹门，从来不锁。有时知青集体外出，回来发现地上摆着芭蕉、蜂蜜，知道岩哨来过。

11点半来到蒙曼寨口。还是那条小路，还是竹林掩映的座座傣楼。开车进去，一片空场，几间瓦房，挂着村委会的标牌。 

也许来往车辆多，我们到来并没引起村民的注意。依照老规矩，随意走近一家傣楼。男主人不在，只有母女两在楼下劳作。打个招呼，带郭悦和袅袅上了楼。

楼上没人，堂屋中心一个火塘，支着铁架，旁边几只木凳，一口铁锅。与昔日不同的是，房顶茅草换成黑瓦，缝隙射进几缕阳光。楼内有了木板隔断，有了独立的单间，有了床，有了蚊帐，有了简单的家俱。最显眼，厅堂中心一副条案，摆着一台电视，这里已经通了电。

 我们正在观看，女主人上楼。我告诉她，我是以前八队的北京知青，她看上去有些茫然，我向她提起岩哨，她马上有了笑脸，说：岩哨是她弟弟，就在前面，去年因为车祸去世，老婆孩子还在。

女主人带我们来到岩哨家，大不同了。首先，岩哨老婆，当年那个大眼睛的少妇已变成了老妪；岩哨的孩子岩温角，我们在时还没出生，如今已是30多岁的汉子，一个孩子的父亲，一家之主。

岩哨家阔气，不仅傣搂比姐姐家大，而且建筑材料也不同。瓦顶砖墙，建在水泥桩上。二楼一个30平米的晒台，一角有厨房，摆着天然气炉和厨具。晒台中间一张木桌，几把木椅。

走进客厅，雪白的墙，吊顶，吸顶灯，复合地板；有沙发、地柜，茶几，摆着一台39吋的彩电，完全的现代装饰。

岩温角的孩子三岁，穿着崭新的童装，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手里拿的是“可口可乐”。

      真是大变了。30年前的蒙曼寨，一色的木桩、竹墙、茅草顶的傣楼，没有一间瓦顶。那时，瓦顶傣楼是水傣族的象征，贵族才有，只在景洪。  

蒙曼是旱傣村寨，那时一条泥泞小路，到处猪粪、牛粪。寨子没电，晚上点松明。何为松明？松枝剥去一圈表皮，一个月后截取，含松油多，劈成一条一条的，点燃明亮，冒黑烟，有点类似汉族的煤油灯。那时的傣胞大都不懂汉话。走进傣家，语言不通。围着火塘逗火喝酒，就是最好的沟通。那时傣楼没有隔断，睡觉抱张毯子席地而卧。多数家没有蚊帐，蚊虫袭扰。傣楼下面是牛圈、猪圈，夜里能听到地板下猪牛的响动。

记得70年四月知青宣传队到蒙曼演出，点上松明，围着篝火跳舞。当年傣胞喝酒，没有酒杯、酒壶，一个稻草包裹的陶罐，用吸管吸食。你吸完我吸，没人避讳。那时的酒大都是自制的米酒，度数很低，甜甜的，没有蒸馏。

那时在傣家吃饭简单，糯米饭煳熟，用芭蕉叶一裹，拿来就吃。能有酸菜，辣椒、干巴肉就是大餐。记得一次在景诺坝，有个老汉招待我们，铁锅里不知煮了一些什么水草，撒把盐，最后竟然扔进去几只鲜活的青蛙，我能听见青蛙在锅内挣扎跳跃，煮熟了一股怪怪的味道。

那时走进寨子不管有没有熟人，都可以直接上楼。赶上主人吃饭，都会受到款待。那时寨子里的孩子多是赤膊，见到生人好奇的围观。那时百姓除了“赶摆”(集市)不大流动，寨子里有数的几个会说汉话的人，大多是头人、干部。

我们到来正赶上岩温角妹妹出嫁，盖房上梁，宴请亲友。岩哨的弟弟岩庄，朋友岩温香在座。他们与我们同龄，早年在寨子里见过。熟人见面自是热情。摆上酒席，有荤有素，烹制居然是很地道的川菜。原来，岩温香早年当过四年炊事兵，学了川菜的手艺。

边吃边聊，我们喝着景洪出产的苞谷酒。幸运的是，前几天岩温角从河边采到一窝酸蜂蜜。郭悦和袅袅第一次品尝，酸中有甜，一股清香。 

主人还记得当年的知青。只是时间太长，记忆模糊，北京知青、上海知青、四川知青、昆明知青的事迹搅在一起。他们说，近年经常有知青回来，都要到寨子看看，老人们还记得那批孩子，他们很念旧。

岩温角如今是大荒坝行政村的副村长，勐曼自然村的村长，村里最大的干部，怪不得家里有电话。 

小伙子有出息，读书到高中。如今当领导，带着村民搞科学种田。一家四口，有30亩茶山，5亩水田，一片胶林。去年刨去成本，净剩3万多元。他说：这里气温低，种橡胶产量低，主要靠茶叶。前几年茶叶收购价高，茶价1斤在5—15元左右，赚了钱。今年茶价低落。

他尝试着种沉香，但沉香苗太贵，20多元一株，成活率低。他现在和省植物所合作，试种一种适于高山生长的“紫鹃茶”，他有信心。他拿出种茶的教材给我们看，还和郭悦相互留下联系地址，希望能帮他们打开销路。

再一个变化就是教育有了很大发展。蒙曼有了自己的小学，大荒坝、景糯坝有了初中，上高中要到景洪。如今到景洪有公交车，一天好几趟，一个小时就到，非常方便。

 也有不足，他告诉我们，在这里喝茶要注意，有的茶叶掺有海洛因。近几年毒贩多，前几天刚在大荒坝抓住几个河南籍毒贩。

有一件事奇特。30年前，我们知道的野象多在离这里30公里的三岔河。三岔河也因此改名“野象谷”。现在旅游的人多，野象受到惊吓，跑到了这一带，寨子周围经常有野象出没。去年还发生了野象袭击人的事，踩死两个老人。

现在大象受保护，伤人和损坏庄稼政府赔偿，村民不得滋扰。这下好了，野象不走了，村民生活受到胁迫。最近他们想出一个办法，每天早上出门，先用大喇叭广播，请求野象让路。没想到野象居然能听懂，每天广播完大象就离开大路上山，晚上才回来。用这个办法居然再没人受害。岩温角告诉我：在这里住两天，早晚出去，一定会看到野象群。

又见蒙曼，天翻地覆。曾经封闭的傣族村寨已然开放，傣胞已被裹进现代化的洪流。 

边疆插队，交通闭塞，第一个硬功夫是走路，特别我们所在的关坪八队。不当不靠，除了蒙曼寨，最近的坝子是大荒坝，也有4公里。大荒坝，听着就荒芜，一望四野的荒草，十几间茅草屋，居然有个小卖部，有点香烟、肥皂、糖块、煤油。那时财政部在这里筹建“五七”干校，有几十个和我们同样落魄的北京干部。

离八队最近，而且大点的地方是关坪场部，13公里。那里有通内地和总场的公路。关坪也有小卖部，有个两间房子的邮局。我们和家里通信，收报纸，打电话全靠那里。那时的电话靠手摇，接通总场小勐养再接思茅、昆明、武汉、郑州，北京，一路接下去。打一个长途电话，几个小时接不通。拿着电话，听着一路总机的呼叫。有时一边等，一边和接线员聊天，沿途几个城市的接线员都插话，非常热闹。我印象中，那些没见过面的姐姐、阿姨都很热情，听说是知青，都竭尽全力的帮助。

比关坪更大的地界，景糯坝。40年前，大渡岗乡尚未设立，蒙曼属于景糯坝乡，相距30多公里。一条土路，步行要一天，我曾几次穿行。

印象最深，第一次。随关坪知青宣传队，背着乐器、道具，步行70里山路，走进坝区。好大的一片平坝（盆地），放眼，竹林环绕，村寨密集，成片的稻田，水网河渠，看着就美丽。那时傣乡还没划分成份，没成立人民公社。乡政府门前一棵大榕树，一所小学校，一个供销社。可以买到肥皂、牙膏、糖果、煤油。最稀奇有糯米粑粑，包谷酒，那年月就是大商业中心。那时为了买点土产，知青不惜走两天的山路。

最重要，那里还有集市。文革中，集市萧条。少数民族地区，不搞阶级斗争，没有太多顾忌，自发的赶集。那时八队司务长“小四川”为队里采购食品，经常到这里。

傣族不搞阶级斗争，可农场搞，而且把一切行为都打上阶级斗争的印记。“小四川”得罪了湖南人的势力，成了怀疑对象。我被队长派往景糯坝外调，跟着湖南籍老职工“老查”，在景糯坝周游了三天。

走过几个村寨，住过两处傣楼，吃过几顿傣餐。那时傣族百姓吃饭就是芭蕉叶卷糯米，有点酸腌菜就很不错。我吃不惯糯米，老乡给了我一串熟好的芭蕉，30多棵，一路走，一路吃。那时，从没见过像现在这样的七大碗，八大碟的烧烤傣餐。就是有点肉，也是“干巴肉”，嚼着像木柴。村寨很闭塞，百姓很穷苦。

再回景糯坝不敢认了。一条柏油路平平坦坦，两侧乌泱泱的茶山。沿途增加了很多村寨，越野车直接开进镇子里。

一条漂亮的大街，人来人往。两侧装饰一新的食馆、商店。橱窗陈列着各种商品。有印象的只有镇中心的那棵大榕树。

原来最大的建筑——粮库，已找不到踪迹。小学校换成了中心小学。漂亮的校舍，西式的教学楼，标准化的操场。我走进学校打听，这里已没有知青。当年乡里从农场借知青做教师，我的同学，初中没毕业的李力借到这里就是最好的老师。如今的学校和内地已没有差距。只是教室里挂着马、恩、列、斯、毛的挂像有些新奇。

我们寻找当年的熟人大老张。一个传奇。

张云田，山东人，1951年随陈谢大军来到这里。1956年结识了大勐龙第一位女党员，美丽的玉金。57年结婚，59年转业，受组织委派，夫妻二人背着行囊走进这里。开始了他们在景糯坝的传奇。

他们夫妻不仅是景糯坝最早的党员干部，而且在这里就代表政府。他们来时，这里和平解放，原有的体制依然还在。只有征粮是政府行为，大老张兼粮库主任。记得他有手枪，是这里的大干部。

我们在时，每到景糯坝总要到他家坐坐。都是北方人，见面很亲热。我曾在他家吃过饭，北方风味，很惬意。

来时，我已知大老张作古。关坪的北京知青刘国堂一直和他家有联系。可来了，总得看看他的老伴和孩子。

打听，街上的商家告诉我，大佬张去世。这几天他的老伴和儿子去了景洪，只有女儿在这里配电站工作。找到大老张的女儿，请到家里。簇新的西式楼房，三居室，一间40多平米的客厅。瓷砖地面，涂料墙壁，金边的吊灯。卫生间有电热淋浴器，抽水马桶。堪比北京的商品房。30年前，大老张的家不过高台上两间土坯瓦房，一间茅舍。家俱不过简陋的木柜、木床，一张木桌、几把木椅。就这样，也算当地的富裕户。谈起往事，不胜唏嘘。

大老张走了，可内地的商人来了。我打听街上的商家，几乎都是浙江人，这个当年地角天涯的坝子已和内地紧密联系。

找到那棵酷似长颈鹿的榕树，依然矗立。不知是否保护区的特殊需要，这里建设了一座现代化的垃圾焚烧炉。我知道城市垃圾焚烧处理，成本很高，很多小点的城市都做不到，这昔日的密林古寨已然配套。 

后天是泼水节（傣历年）。公交车站挤满穿着华丽，打扮入时的傣族姑娘，她们正结队赶往景洪。那里是泼水节最热闹的地方。她们将去那里展示美丽。这是一个热爱和平，追求美，以孔雀为图腾的民族。

  35  小勐养  4月13日 

“泼水节”，傣历新年的汉人称呼，与汉人的春节差不多。也要放四天假，也有每天不同的内容：（傣历）初一祭神，初二赶摆（赶庙会），初三探亲，初四驱鬼。我们所说的“泼水节”，其实就是“驱鬼日”。其间还要放“高升”（傣式焰火）、“孔明灯”，漂河灯。有着一系列古老的仪式，古老的传统。

我在版纳时，正值“文革，传统都在打到之列。不仅汉族没了春节、中秋、端午，傣族也没了“泼水节”。我在版纳三个年头，刘彬燕在云南八年，都没过泼水节。 

傣历新年和汉族春节也有不同，时间并不统一。每个坝子有每个坝子的新年。“西双版纳”，傣语“十二个坝子”。试想过年，十二个坝子会有若干个“初一”，若干个“十五”，这边过完节，那边还在过，热闹了许多。

昨天是景洪的初一，晚上我们出席了州里的新年招待会，和老州长邵存信团聚，看了州文工团的演出。郭悦、袅袅玩到很晚。不等他们，一大早我和彬燕、小耿来到小勐养。

小勐养是我们曾经的总场场部，离八队50公里，版纳的重镇，通向著名的“胡志明小道”的路口。当年这里是“抗美援越”的前哨，驻军多，出国部队来往车辆也多。出国部队北方人多，好打交道，我们出门碰到，总能搭一段顺风车。

那时的小勐养，有总场部，医院，邮局，宣传队，学校，更主要有很多北京知青，我们经常到这里聚会。

 凭着印象很快找到了总场场部，变化大了。原来的场部已由两排平房换成了对面高台上的四层大楼。老场部的原址改建了一座漂亮的养老院。

放假，场部没人，打听。原来的老领导，老职工多已去世，尚在世的也基本到了昆明。沧海桑田，知交零落。

 小勐养坝区，依然是稻田，村寨。中心镇盖了很多高楼。371兵站和民族支队的营房尚存，多已坍塌。听老人讲，部队裁撤了多年，营房还没处理，有些已被百姓拆毁。完整保留的只有兵站门前的两棵大榕树。

放眼四周，山腰的雨林已被砍光。种出一层层胶林。坝区（盆地）原有的胶林多已更新，当年的幼苗也已衰老。橡胶林老了，农场老了，职工也老了。就连我们这些当年稚气未脱的知青也步入了退休的行列。历史就是这样，总是以后一代的发达幸福来见证前一代的牺牲付出。

故地重游，听不完，说不够。跑得辛苦，找个温泉恢复。曼洒寨子温泉，一个很大的椭圆形水池，偏黄的水色，温热滑腻，一股浓浓的硫磺味，一层水雾。

温泉已有几个傣族青年，戴着很粗的金项链，开着私家车。询问，都是本村的。我们在时，景洪坝子里的水傣比较富有，但充其量是种田，跑马帮，没有什么大宗收入。

现在不同了，他们学会了种橡胶、茶叶、热带水果。这两年，热带经济作物涨价，村民收入成倍增加。我问了一个青年，他告诉我：现在实行承包制，他们家6口人，有10亩水田，60亩胶林，还有茶园。我给他算了一笔账：仅胶林一项。一棵成熟的胶树，每年出生胶在10～15公斤，以一吨生胶2万元收购价，每棵树收入也在200元左右。一亩地大约有30～40棵树，以低限计算：200元×30棵×60亩=36万。扣去管理成本，十几万的收入总会有。况且还有水稻、水果、茶叶，难怪他们开着私家车带着女朋友。

当然这只是表面，是不是傣家都已富有，都有这样的生活，很难说。

我访问了一个带孩子的妇女：四川西昌人，到这里打工。她一家四口，她和丈夫在版纳打工，儿子在广东打工，一个女儿在成都读书，三个人供养着一个大学生。

她在傣族人家里帮工，除了割胶也做点农活和家务。今天就是帮主人带孩子。每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我感觉，像是“解放前”的长工。她说，这里很好，气候好，风光美，主人也好，最主要有钱挣，她不想回西昌。她说这里外地打工的很多，四川人为主。

我惊愕。过去都是傣家人到内地学习、工作，而且机会难得。改革开放才30年，情况竟然颠倒。一个土地承包，把这里最大的自然资源，热带雨林还给了百姓，发生了如此深刻的变化。这里的自然资源比内地大多数地方要好得多。正因为此，随着对自然资源的不同占有，社会在分化，出现了主人与打工者。如今向这里移民已成了趋势，难怪我这次回来最大的感受是人多。

傍晚，来到“金豪水傣楼”餐馆。正逢泼水节，旅游人多。一块招牌，两座傣楼，我数数，60张桌子，已然满满当当。这里实行包餐，最便宜250元一桌。算算帐，一顿晚饭就是21000元营业额。

我在版纳生活两年，从没听说傣餐的名头。40年归来才知道，傣餐主要是烧烤：烤羊、烤猪、烤鱼，还烤很多说不清的笋干、香菇、香料。最不同，吃饭伴着唱歌、舞蹈，客人可以随意加入。过去只听说泰国有最好的餐饮和服务，被称为旅游者的天堂，没承想在这里都能见到。

曼洒寨还保留着水傣的传统。夕阳西下，金红的天幕衬着剪影一样的毛竹，傣家人在沐浴。姑娘、媳妇、老奶，各洗各的，我行我素。游客围观，已经成了旅游项目。

30年前那场震惊一时的“大返城”，版纳近十万知青回流。留下了大片的胶山、茶园，成全了后人的富有。如果那时能有好的体制，好的政策，能有承包制和创业自由，又何用返城？何愁边疆不富有！

我在版纳有个舅舅，不是亲舅舅，但和我母亲没出五服。知道时我已离开了版纳。

我的姥姥家是个大家族，在山西沁源县。抗战时，属于太岳根据地。发生过著名的沁源围困战，被伟人赞誉：“英雄的人民，英雄的城。”

老根据地，参加八路的人多。解放战争，随部队出来的人也就多。太岳根据地的老部队有一支到了云南，我在云南的亲戚就多。可我印象中，亲戚大都在昆明，不知边疆还有个舅舅。

舅舅郭安和，已经80岁，是1950年来云南的南下干部，在勐腊县做商业局长，已经离休。很多年前我们在北京见过，印象不深。这次来版纳，大姨专门嘱咐我去看看舅舅。舅舅住在著名的小勐侖。 

一夜雷雨，清晨的景洪出落得格外灵秀。去小勐仑的高速路正在维修，我们走上沿澜沧江的老路。

那里，40年前走过。那时没有这延绵不绝的胶山，没有这层层飘落的梯田，没有这一个接一个的村寨，没有这一片连一片的茶园。那时，更原始、更苍茫、更寂寞。   

11点赶到小勐侖。小勐仑名气大，版纳的旅游重镇。它有上世纪40年代，由著名植物学家蔡希陶，在国民政府资助下创办的中国第一个热带植物园。蔡希陶对云南有大贡献，不仅在民国时期引种了橡胶和各种热带水果，还从美国引种了“大金黄”烟叶，从此，有了享誉中华的云烟。这里是西双版纳热带经济的摇篮。

打听，这里地方小，人们把我们领到镇上小学校。这是小学校旁的一座临街的三层楼。底商朝街面出租，二三层他和大女儿、外孙居住。

安和舅，抗战后期参军的老兵，身体已见衰老。清癯的面颊，消瘦的身材，腿脚已经不灵便，走路要拄拐杖，可记忆力出奇得好。妻子刘彬燕、儿子郭悦、儿媳陈袅袅都是初次见面，寒暄过后，舅舅请我们全家到寨子吃傣餐。

来到版纳，儿媳陈袅袅刻意买了一身傣家姑娘的行头。走进村寨，这里正在“驱鬼”，袅袅成了目标。一群孩子围着袅袅、郭悦泼水，闹成一片，饭还没吃都成了落汤鸡。

饭后彬燕、郭悦、袅袅在妹妹云花陪同下参观植物园，我和舅舅慢慢聊。

舅舅不简单，1945年初，参加了八路军，赶上了日本鬼子受降。紧接着就参加了上党战役。上党战役是解放战争的第一仗，当时毛泽东在重庆谈判。阎锡山在晋东南上党地区和陈赓干上了。国共双方都知道此役关系重庆谈判，谁都输不起，也就打得格外惨烈。

他告诉我，老爷岭一战，天下着大雪，为了防止暴露，部队棉衣都反穿着。打阻击，陈赓下了死命令，一步不许后退。敌人跟羊群似的漫山遍野，一个团上去，一仗下来就只剩半个团。部队损失很大。那时战士们说怪话“当兵好，当兵好，死了穿件烂棉袄”。那仗打得苦，也把阎锡山的威风打下去了。

打完上党战役，部队就离开了根据地。参加了1946年的临汾战役，晋南战役。解放洪洞，中央表扬他所在的32团“纪律严明，空进空出，两袖清风”。后来南下中原，参加了淮海战役，那仗打得没日没夜，没前方没后方，打成了一锅粥。伤亡大，几个月就换一茬人。淮海战役后下江南，仗打得更急，一路走一路打，从中原一路打到海南岛。解放了海南又解放西南，跟着陈赓一路走到云南。那时他在司令部工作，经常见到陈赓。他说陈赓很和蔼，爱开玩笑。1950年部队到云南，先是在滇西剿匪，后又调去解放西双版纳。那时步行，爬大山。从昆明出发，12天走到普洱，又打了8天到勐海边境。

那时的景洪就是一个大点的寨子，很穷，全是竹楼，只有三栋法国人盖的砖瓦别墅。再后来部队改为边防军。1955年舅舅复员到了地方。先是在思茅地区行署，1959年调到勐腊县，任商业局长，一干就是40年。

边疆艰苦，也累，干不完的工作，舅舅直到30岁才结婚。我的妗子是云南人，前几年已经去世。舅舅怀念妗子，他告诉我：文化革命他成了“走资派”，整天挨斗，带着高帽游街，受尽屈辱。这里也没个亲人，躲无处躲，藏无处藏，真想和他们拼了。可不甘心那，“那时全靠你妗子支撑，不然活不到今天。”

舅舅还告诉我：全国解放后回家，家里成了富农，受到批斗。至今提起他仍很气愤，“我们在前线拼死拼活，他们却在斗我的父母。沁源抗战八年，上下一心，没出过汉奸。粮食都支援了部队，房子都让日本人烧了。土改时要啥没啥，哪来的富农？”

舅舅惦念尚在世的亲人，问了我所知道的所有北方亲人的情况。他很怀旧，他告诉我，“你妈妈从家里出来的早，没跟我说，比我参加革命还早”。他跟我谈起家乡我没见过面的亲人，我只能默默地听。我知道他太需要一个能够讲讲家乡和亲人的听众。

舅舅现在是勐腊县资格最老的干部，每个月3000多元退休金，医药费全报销，在整个西双版纳也属头一份。他有四个孩子，两男两女，有两个外孙，两个孙子，他很知足。

他到云南快60年了，对这里已经适应，但他经常想家，想他的父母。他的父母1969年去世，他想回去祭扫，想最后看看家乡。

他从我这里知道了昆明亲人的电话。我至今都觉得奇怪，昆明仅我们王庄老家的亲人就有三家，有亲戚关系的不止十几家，都是南下干部。文革时期，仅一个59医院就有14个有亲戚关系的子弟。他竟然不知道。

想想也难怪，那时从昆明到版纳比到北京都难。

看着这个少小离家，百战戍边，气高身衰的老人。一句唐诗涌上心头：“醉卧疆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我知道，他已经很难回去了。此时我内心泛起一股酸楚，一股默默的悲怆。

当我写完游记初稿的时候得知，2009年，安和舅舅在女儿、女婿的帮助下自驾开车回到了沁源老家，祭扫了祖坟，完成了心愿。第二年去世，多么可敬的老人。

陈袅袅走了，泼水节来了。

今天是傣历新年的驱鬼日，正宗的泼水节。泼水节，举国公认，傣族人民的传统节日。也为周边的佛教国家共同拥有。真的吗？不尽然。

东汉，佛教传入中土。寺院，就有“浴佛”的仪式，魏晋南北朝以后，这种仪式流入民间。汉民族的佛教徒就有浴佛节，在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也就是佛诞日。所以“浴佛节”也称“佛诞节”、“灌佛会”、“龙华会”、“华严会”。是一年中最隆重的佛教节日。

那么泼水节是否源于佛教？还是不尽然。

事实上远在西汉前，汉民族就有“上巳节”，纪念轩辕黄帝诞辰，有所谓“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生轩辕”。

《后汉书》就有记载：“是月上巳，官民皆絜于东流水上，日洗濯祓除，去宿垢疢，为大絜”。什么意思？就是三月三这天，去河边沐浴，可以祛病消灾。

看过《汉武大帝》电视剧的朋友，一定记得这样一组镜头：“汉景帝在上巳节为自己的儿女用柳枝蘸水洗礼。”那里表现的就是最早的泼水节。

历史上，农历三月三“上巳节”对农历四月初八“佛诞节”有什么影响？无从论证。但沐浴、泼水的传承源自汉文化，而且更久远。

一大早走出花卉园。泼水的气氛来了。首先，各个街口都增添了卖水桶、水盆、水碗、水枪的摊位；其次，一夜之间，横跨街心的装饰、彩绸、广告已经撤去，里面的骨架竟是水管组成的水龙头。沿街还摆放了很多装满水的船。最主要，年轻人手持泼水的家伙在集中，装满水的卡车跟在左右。

今天是泼水的正日子。按傣族的传统，姑娘、小伙们尽情的展示青春，吸引异性的注意，有中意的就用水泼，以为定情。

当然，最醒目的是傣族姑娘。看看衣着：挂满饰物的紧身上衣，五色的轻纱筒裙；高耸的发髻配着醒目的头饰，打着华丽的遮阳伞。再看看人：大多身材苗条，高额圆脸，柳眉杏目。再加上略施粉黛，三五成群，不由你不心动。

泼水在这里不全是浴佛，更是源于一个美丽的传说——很早以前，魔王统治着傣国。强娶了七个漂亮的傣族姑娘。为了消灭魔王，姑娘们齐心合力砍下魔王的头。魔头落地变为火球，于是四里八乡的百姓泼水灭魔。

浴佛是用枝条沾水轻轻地挥洒。可灭魔就不同了，大盆水泼，特别是汉族年青人掺和进来，泼水就有了一点恶作剧的味道。 

10点还没到，前哨战已经开始。年轻人相互挑衅，有的已经泼成了一锅粥。我们靠楼边行走，小心地躲着街心的战斗。可没想到，越是小心越是躲不过。大水竟然从天而落，沿街楼房的凉台都成了袭击的哨所。很快就明白，躲是躲不了的，在劫难逃。

郭悦买了一只大水枪，奋起反击。不时地向姑娘们偷袭，也接受着姑娘们的回敬。还没走进市中心，都成了落汤鸡。

边战斗边逃，总算到了文化广场。这里是主会场，游行的队伍、彩车正在聚齐，警察努力地维持着秩序。我们有贵宾证，挤进了广场中心。

这里正在举行祈福仪式。各民族的代表，穿着民族服装，随着芒锣的节奏舞蹈。州歌舞团正在演出历史的传说。10点，州委书记、州长上台向百姓祝福，然后由德高望重的僧人，拈香祷告，为节日开光。随着州长一声宣布：“2008年泼水节开始！”瞬间，广场四周所有喷泉一齐喷水，甘霖普降。

此时的广场有数万人。广场四周有十几个水池、喷泉，十几辆救火车。全副行头的消防警，水枪对准了广场上空，瞬间行动起来。霎时大水倾盆，白练横空，水光肆虐，一片汪洋。这是真正“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的大混战，分不清是敌是友，是攻是守，人人手持水盆，就地取水，任意挥洒，率性而泼。最倒霉的是那些漂亮姑娘，被水泼得竟是毫无还手之力，用盆护着脸蹲在地上，任人宰割。

最可笑，一群老外，不知从哪买的傣族服装，打扮的怪里怪气，加入攻防的队伍，英勇战斗。他们扎眼，受到的攻击最多。我看到消防警的小伙子“枪口”对准他们攻击，他们顶着水枪反击，大声呼啸。

水战一起，人冲散了，找不到刘彬燕和郭悦。我爬上广场西侧一座石雕，眼前人群骚动，水花飞舞。仪仗人员在大水倾盆下依然随鼓点舞蹈。广场上空化出一道人造彩虹，说不尽的奇妙。

真是奇哉壮哉，人们以自己的方式找到一种如此奇特的彻底宣泄。西方有愚人节，奔牛节，西红柿大战节，中国就有个泼水节，欢乐得尽情尽兴，万民笑闹。

我在1991年曾经经历过一次泼水节。但如此热烈，全市几十万人搅成一团，甚至部队的小伙子们成建制的投入水战，还是第一次。

我拿着照相机，面对四面袭击，即没法照相也无力还手，只能用塑料袋把相机裹在怀里。两小时混战，冲开水帘雨幕，逃之夭夭。 

水泼了，节也就过完了，收拾行装。前方思茅，小范还在那里等侯。

 38关坪的老范    4月15日  

 范文魁，名字很响亮，可文化程度并不高，知青都叫他老范。老范离开我们已经四年，他最终还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河南，并在那里走完了人生路。

老范是我踏入人生的第一个领导，南下干部，1946年的兵，参加过淮海战役，抗美援朝。吃了文化低的亏，我们到关坪时还是个普通干部。后来抽调到十队，专为管理知青。

老范厚道，厚道得有些“窝囊”。老范说话慢，着急时有些口吃。而知青很少省油的灯，也着实让老范犯难。

老范能吃苦，他带知青的“招术”就是以身作则，吃苦在先。我曾和他到深山割棕叶，一挑棕叶几十公斤，一走就是十几公里，我们空着手走都累，他却很坦然。

老范能走，走起路来风风火火。那时没电话，没电，很多问题都要到关坪场部请示解决，有时一天走两趟关坪，32公里，从无怨言。

老范是我们队的“大款”。他有一辆自行车，是当时最现代的交通工具，知青都来借，老范没招，自行车成了公车。

老范能忍。我亲见一次干活，他的手被知青砍伤，血在流，知青都傻眼，可老范没当回事，撕块布裹裹继续干。

老范不着急。知青大多在家没吃过苦，更别提开荒种地。老范就反复教，反复说，从不嫌烦。

老范也会着急。他嘴慢，有时和知青争辩，争不过，有理也成了无理，急得面红耳赤，事后总是宽厚的一笑，也就了断。

老范有时会被知青搞懵，不知怎么办。记得刚到十队，从收音机听到毛主席发布最高指示，知青要游行。我清楚地记得，老范很茫然，他不知道为什么半夜三更要“游行”，更不知道在这深山老林能去哪里“游行”。他不阻止，也不规劝，只是提着马灯，跟着知青走，不时地提醒大家“小心路面”。

老范是多面手。会盖房，会种菜，会做饭，还会缝衣。我们最早的“学习”大多是跟着老范。

老范善良，从不跟知青摆领导架子。知青不好管，不仅有时顶撞，还給老范取外号，我以为最传神的是“范大婶”。他是有点婆婆妈妈，甚至有时显得碎叨，但那里蕴含的关心和爱，出自天然。知青有困难，会发牢骚，会哭，会任性刁难。老范不批评，不解释，默默的陪伴。

老范理解知青。我1986年重回关坪，那时蒙曼几个生产队已经撤消，老工人听说我想回去看看，纷纷劝阻：“里边什么都没了，还是原来那样，没得好看。”老范不劝，找来两辆自行车，陪我回到八队。我们走到大崖口，老范陪我上山，看那竹林，看那棕叶，看那新鲜的象粪，看那遮天蔽日的雨林。老范一路回顾着知青的往事。很多琐事，比我都记得清楚。他发自内心的怀念和知情的感情。

老范其实很传奇，很经典。在上世纪中期那个天地翻覆，潮流激荡的年代，走南闯北。1946年，小小年纪就参了军。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了半个中国到云南。又抗美援朝参加过著名的上甘岭战役。战争结束上过军校，最终转业到了农场；在农场，做过关坪分场民族干事；做过知青生产队长；当过小学校长。他当校长时，副校长就是他带过的北京知青。

老范进步算慢的。一个打遍半个中国的老革命，最高职务混到小学校长，老范不在乎。在那个造反夺权的年代，比他资历嫩得多的人都爬上了总场场长的宝座，可老范只在基层，自得其乐。

曾有知青问他对待遇的想法。他说：“我记不清参加了多少战斗，每次战斗都牺牲很多战友，数不清呀，与他们相比，至少我还活着。”

老范是和知青保持连系最长久的老边疆，一直到他退休回到老家河南。1999年他来北京看望大家，知青们很高兴。

老范走了，走的有点早，73岁，癌症，不知跟他常年在边疆吃苦是否有关。知青在他弥留之际派代表谭宝东、殷玉华去看望。他躺在病床上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感谢知青对他的关心，感谢知青为他捐款。听到他衰弱的声音我很心酸。说到底，我们更应该感谢老范。

很多年后，我的眼前仍经常晃动着那个，总是乐乐呵呵，给过我们很多关心和理解的老范。他活在知青的心间！

老范的时代过去了，小范们比老范风光。

老范有三个子女，都是知青的学生。小儿子范中宇跟他去了河南，大儿子范孟军在思茅电视台做记者，姑娘范孟云（小燕）在地区医院做护士。

眼下，范孟军和小燕正在思茅等侯我们，他们已经为我们安排好食宿。

40年前的思茅，5万人口的边城，我的印象兵比百姓多，更像一个兵营。40年过去，边城已发展成40万人口的现代都市。

思茅气候凉爽，四季如春，是滇南最大的城市。这里物价便宜，充足供应各种蔬菜、水果、肉蛋，是理想的居住场所。这些年，随着思茅的发展，一些退休的老知青纷纷回流，到这里买房养老。思茅的地价也因此提升，商品房前几年才2000元一平方米现在已升到了4000元。

逛街，聊得最多的是理财。边疆富了，开始有了“富”的压力。这里人看到大城市人炒股、炒楼盘有些摸不着头脑。他们不知道能否靠这些致富，更看不清炒股能否长久。他们更相信土地，有了土地，种什么都牢靠。他们不羡慕大城市。用他们的话说：大城市人活得太累。这里平时喝喝小酒，打打小牌，知足者才常乐。

小范告诉我，这几年思茅发展快。四里八乡，有点办法的人，都向这里集中。思茅的户口也有了含金量。他指着路边的环卫工人说，这里扫大街的原本都是合同工，可有了正式户口，有了合同工身份，就以比自己收入更低的价钱雇佣临时工，可以坐享其成。他说，这里山多、地多，有点办法的人都去承包山地，雇外地人种热带经济作物，已经蔚然成风。

云南确实是个很特殊的地方，特别是版纳。这里，民有民的发财渠道，官有官的致富途径。虽然两极分化无处不在，但社会矛盾并不突出。

改革的追求：先使一部分人富起来，再使大多数人富起来。现在的结果：一部分人，特别是有官僚背景的那部分人已经致富。但多数百姓没富，个别地区甚至趋于贫穷。主要原因：对社会存量资源的再分配已经结束，财富积累越来越靠对弱势人群的掠夺。

可版纳不一样，版纳除了有历史形成的存量社会资源，还有大量的自然资源可供分配。这里的原始雨林在法律意义上是国家财产，说白了就是无主财产。社会强势阶层，通过占山占地掠夺社会资源致富，并不直接危害弱势群体的现实利益。甚至外地打工的贫困人口也可以分到一杯羹，各得其所。

可怕也就在这里，人们是在通过吃子孙饭来满足眼前的利益。这也就是，为什么这里大大小小的官僚都在千方百计地占有土地。可雨林毁了，版纳还是版纳吗？

对这一点，有识之士看得清楚。我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先后四次回过版纳，每次都能听到保护雨林的呼声。早就有人告诉我，种橡胶、种茶叶都是单一经济作物，会破坏热带雨林多样性生态结构，形成土壤板结。甚至有人大声疾呼：长久这样下去，西双版纳会成为世界性的回归沙漠带的一部分。

问题不在呼吁。版纳的生态破坏已非常明显。上世纪90年代，版纳不过100多万亩橡胶林，90年代中期国际生胶价格提升，从1994年到2005年，10 年时间生胶收购价提高了10倍。版纳的胶林超过了600万亩，也许还要多得多。

百姓除了砍坝毁林种橡胶，还大量把坝区的田地改为胶林。由于大量施用农药、化肥，雨林的原生多样性受到严重破坏。水库、自来水供应也受到污染。很多寨子的村民不敢喝自来水，改喝井水，甚至喝矿泉水。以热带雨林著称的西双版纳居然开始缺水，触目惊心！

我想起加拿大，那里也有茂密的植被，也在采集木料造福人类。但那里有一套完整的立法和保护措施。他们对每一块山区的山林按100份面积划分，每年只砍伐一份。第二年再砍伐下一份时，对上一年砍过的山地重新绿化。谁砍伐，谁种植，不得乱砍，不得移民。否则要受法律制裁。一百年一个周期，青山永续。

加拿大人想的长远，措施得力，我们能否借鉴？有计划的开垦，有计划的恢复。给我们的子孙留下这片仅存的内陆热带雨林。 

呼吁是普遍的，破坏是明显的，为什么没能阻止不断的砍伐？

我们现有的体制，还学不了加拿大。一个权力过于集中而又没有制约的国家，一个产权模糊的社会，一个近视、急功近利的民族，最终会走向哪里？

热心的小范兄妹陪了我们一晚。

就要离开边疆，一夜无眠。凌晨4点来到附近的水库大坝。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水库尽头，高速路上灯光闪耀。再往南，那里有绿水青山，那里有晨雾缭绕，那里有古寨竹楼，那里有野兽咆哮。那里有40年的眷恋和记忆，那里有青春的蹉跎和美好。我在这夜色中听到：田多了，树少了，人富了，山穷了，边疆越来越现代，边疆越来越飘渺。

回到昆明，版纳行告一段落。妻子刘彬燕回北京；儿子郭悦去深圳，我和小耿继续自驾旅行。     

临分手妻子千叮咛万嘱咐不要去滇西北藏区。

临行前有个计划，从版纳回程，重游丽江古城，金沙江大峡谷，香格里拉，经东竹林寺再走阿坝藏区。

我喜欢藏区，不仅因为藏文化的独特。更重要，老天爷太眷顾这个民族，把中国最美、最绮丽的山河都集中在那里。那里的山奇，那里的水秀，那里的天蓝，那里的江急；那里的自然景观无不散发着原始神秘的美，那种来自远古的气息总能给我深深的震撼。每到附近，就忍不住向那里走去。

可这次不行了，有了“3·14”事件。

我们离开北京时，拉萨发生了“3、14”骚乱。我没当回事，以为闹闹也就过去了。没想到从三月中闹到了四月底，从拉萨闹到了四川阿坝，闹到了云南的东竹林寺。

“3、14”事件绝非一篇游记可以说请。况且我并没有亲身经历。我知道的：部分藏民为纪念1959年3月10日武装起义（政府称武装叛乱)，在拉萨游行抗议。后来演变成民族冲突，造成18名平民死亡事件。 

 朋友马卓新发来短信，说从网上检索，滇北东竹林寺有骚乱，不宜前往。

我历时40年，多次走进藏区，自认为对藏民族熟悉。我接触的藏胞和藏传佛教喇嘛，一般都很和善，对汉民族没有敌意。况且藏民族佛教文化，普度众生，并不追求暴力。

虽然1959年达赖出走，有过几次流血事件，但涉及的人数有限。特别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西藏和内地有了越来越紧密的联系。民族差异日趋缩小，社会正在变化，藏汉各族人民正在追求共同富裕。

    可为什么会有骚乱？主流舆论，境外达赖喇嘛操控。

达赖在国际社会有一定影响力，据我了解，他并没号召武力对抗，也没提出过西藏独立。他本人也因此获得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我曾到挪威奥斯陆和平奖纪念厅见到。

问题的深层原因：1959年随达赖逃到印度的藏人有近十万之众。这批人，50年漂流，分散世界40个国家，已发展成20万人的群体。他们没有国籍，没有家业，没有前途，才急切地要求独立，也容易倾向暴力。

达赖是否能控制这些人，实际情况也许更复杂。我真诚地以为，

该坐下来好好谈谈了。

半个世纪过去，时过境迁，世界发生了深刻变化。冷战已经结束，世界一体化正在磨合，民族之间有什么恩怨不能化解？既然都承认是中国人，又何必非要诉诸暴力？我了解的情况，对逃到海外的藏胞和后裔，目前已经允许有前提的回归，参加祖国建设。问题正在一步一步解决。 

2004年我曾在滇北东竹林寺住过一夜，当时有六个年轻喇嘛为我们生火热饭。他们对国家非常关心，秉烛夜谈，问了我很多问题。

记得一个叫做鲁桑的中年喇嘛，去过北京、上海、普陀，他很真诚地说：我们是中国人，中国最好。他也想到美国看看。他告诉我2008年北京开奥运会，那时的北京一定是世界最好的地方。他要去北京。我相信他，我看得出那六双眼睛的真诚。

四年过去，不知东竹林寺有多少僧人卷进了这场骚乱？不知那六个喇嘛是否安好？也不知鲁桑是否还记得自己的心愿？ 

我相信西藏多数僧俗民众不赞成独立，我更相信西藏脱离不了中华民族的主体。不是因为“主义”的说教，也不是因为汉藏文化的弥合，更不是因为国家机器。而是因为中华民族和谐融通的传统，因为上千年来藏民族在中华大家庭中的履历，因为改革发展到今天西藏和内地已经紧密相连，因为汉藏和谐才能共同富裕。

多年来，对中国境内的民族问题 一直有个误区。其实民族的概念在中华大地只是地域族群和文化的差异，并不具备现代民族的政治含义。与近代摆脱西方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民族独立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中国的民族问题从来都是内政问题，是不同文化族群追求共同价值、和谐相处的问题。这一追求从汉唐以来不断延续，正是这一追求与近代文明的结合，诞生了近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1911年辛亥革命，成立民国。国旗就是五色旗，表明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

从本质上说，没有孤立的西藏问题，西藏问题就是中华民族的问题，是中华大地各个族群对民主宪政和民生改善的追求。稳定和谐不是简单的对现有体制维护，改革才是大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