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过去，原来集中管理的知青分到了各个生产队，知青迅速分化。一部分有背景，有办法的知青调到了兵团、总场、分场部，脱离了生产第一线。留下的知青，有的开始了养鸡种菜、学做木匠；有的想办法拜师傅，学开车、开拖拉机；有的开始谈恋爱。故事很多；一部分人，开始静下心，读书。
我们同去的高中生多，很多人带有不少书籍，有不少当时被视为禁书。我借来不少，记得有雨果的《悲惨世界》，巴尔扎克的《高老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最珍贵，妈妈给我寄来一套范文澜的《中国通史》，还定期寄来那时弥足珍贵的《参考消息》。那时年轻，有精力，吸收能力强，经常在煤油灯下读书。刚从文革的狂热中沉静下来，内心有一种使命感，读书也勤奋，边看书，边记笔记，经常到深夜。
版纳的夜安静，茅草屋内一盏煤油灯，带着我在文学和历史的长河中驰骋。我是一个军人家庭的孩子，初中尚没毕业，很少读书，那时才真正开始了人生的思想启蒙。
茅屋没桌椅，就坐在木墩上，以竹床为桌面，煤油灯摆在床上。时间长了，煤油的黑烟把蚊帐熏得黢黑。记得有一段，同屋的于忠回京探亲，我就在他的床上学习，蚊帐熏黑了，回来好一通数落，我当时很负疚。
那时没电，晚上全靠煤油灯，光亮有限，我们就在灯罩内垫上半圈烟盒里的锡纸，锡纸的反光可以增加亮度。那时有不少高中的大哥哥大姐姐指导我读书，并为我提供方便。
除了读书还听音乐。很侥幸，刘彬燕从家里带来一台旧式的手摇唱机和一些唱片。是上世纪30年代那种黑胶木盘的。唱片不多，我记得有俞丽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有盛中国的小提琴独奏《新疆之春》、《金色的炉台》，有殷承宗的钢琴伴唱《红灯记》，还有一些西方的无标题音乐。那时每到思茅都去新华书店寻找，看有没有新到的唱片。老唱机，唱头的钢针不多，听不了一两盘就磨钝了。经常是边听唱片，边磨唱针。在西双版纳的密林中，在一个个寂静的夜晚，在昏暗的煤油灯下，那台摇摇晃晃的老唱机带给我们多少思念，多少欢乐。
我从小在部队的环境里长大，接受的都是“正面教育”，很少和社会上的人接触，有很强烈的权威服从和集体依赖感，文革初期也表现出很大的政治虚妄热情。
正是那些“禁书”和音乐，正是西双版纳近似强迫的自由，让我在朦胧的怀疑和忐忑中看到了另一个世界，接受了另类文化的熏陶，有了最初的反思。想起那时为借一本书在密林中要走很远的路，那份情怀至今萦绕心头。
后来我想，如果不是西双版纳那两年的经历，我的人生也许完全不一样。
文化革命，灭资兴无（灭资产阶级，兴无产阶级），一切私有财产都被打上资产阶级的烙印。那时的说法：“宁要无产阶级的草，不要资产阶级的苗”。鸡是家庭所有，纳入私有序列，养鸡受到限制。那时有个说法，家庭养鸡不能超过四只，否则就是资产阶级。
边疆农场处境尴尬。农场的职工，是全民所有制职工。可事实上，绝大多数农场职工是农村移民，在他们看来，养鸡、养猪是天经地义。最主要，那时老工人一个月收入30元左右，就是大学生也不过50多元，还要养家糊口，生活困难。养猪动静太大，只能集体饲养。养鸡没人管，毕竟基层当官的也要生活。
知青刚到边疆，集体劳动，自己种菜，也养了几只猪。可这里的猪不阉割，满山跑，自生自灭，很瘦小，一年只有过年能打打牙祭，很清苦。
半年后，知青分队和老工人生活在一起。经常得到老工人的照顾，最经常，老工人送给知青自家的腌菜和鸡蛋。
那时养鸡并不光彩，知青自己养鸡有个过程。我们的养鸡事业，源自于忠从寨子里带回一只翻毛鸡。
版纳家畜奇特。不仅家猪不阉割，满山跑。鸡也是放养，个个长毛靓丽，善跑会飞，晚上经常在树上栖息。翻毛鸡新奇，灰白的毛，翻长着，像一只会跑的大菊花。
于忠为翻毛鸡盖了窝，可它经常不住。晚上找不到，白天才出来。但它明白和知青的关系，只在知青吃饭的土台上刨来刨去，得吃得喝。翻毛鸡也讨厌，毛翻长着，藏污纳垢，特别是吃饭时，在你眼前晃来晃去，一高兴抖抖身体，掀起一阵灰尘，躲避不及。
知青养翻毛鸡是为了玩，下不下蛋，没人在意。它也确实很少下蛋。后来有一段翻毛鸡不见了，大家也没留意。不知哪一天它又回来了，竟带回来13只小翻毛鸡。
母鸡带小鸡非常有趣，找到吃食总是先叫小鸡过来，小翻毛吃饱了在土地上打滚，一个个灰头土脑，那个脏，非常滑稽。养鸡本是为了吃蛋，可有了小翻毛没人在乎蛋了，翻毛鸡成了大家的宠物。
翻毛鸡厉害，有野性。有一次我看到一只鹞鹰，从空中冲下来抓小鸡。老翻毛非常英勇，乍开翅膀护住小鸡，在鹞鹰冲下来的一瞬，迎头跳起，用嘴和爪拼命扑打，真是了不起。
再后来翻毛鸡长了鸡虱子，染到知青的屋里，翻毛鸡失了宠。最后记不清什么结果，现在只记得菊花瓣一样的毛，扑打起来灰尘满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