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插队，交通闭塞，第一个硬功夫是走路，特别我们所在的关坪八队。不当不靠，除了蒙曼寨，最近的坝子是大荒坝，也有4公里。大荒坝，听着就荒芜，一望四野的荒草，十几间茅草屋，居然有个小卖部，有点香烟、肥皂、糖块、煤油。那时财政部在这里筹建“五七”干校，有几十个和我们同样落魄的北京干部。
离八队最近，而且大点的地方是关坪场部，13公里。那里有通内地和总场的公路。关坪也有小卖部，有个两间房子的邮局。我们和家里通信，收报纸，打电话全靠那里。那时的电话靠手摇，接通总场小勐养再接思茅、昆明、武汉、郑州，北京，一路接下去。打一个长途电话，几个小时接不通。拿着电话，听着一路总机的呼叫。有时一边等，一边和接线员聊天，沿途几个城市的接线员都插话，非常热闹。我印象中，那些没见过面的姐姐、阿姨都很热情，听说是知青，都竭尽全力的帮助。
比关坪更大的地界，景糯坝。40年前，大渡岗乡尚未设立，蒙曼属于景糯坝乡，相距30多公里。一条土路，步行要一天，我曾几次穿行。
印象最深，第一次。随关坪知青宣传队，背着乐器、道具，步行70里山路，走进坝区。好大的一片平坝（盆地），放眼，竹林环绕，村寨密集，成片的稻田，水网河渠，看着就美丽。那时傣乡还没划分成份，没成立人民公社。乡政府门前一棵大榕树，一所小学校，一个供销社。可以买到肥皂、牙膏、糖果、煤油。最稀奇有糯米粑粑，包谷酒，那年月就是大商业中心。那时为了买点土产，知青不惜走两天的山路。
最重要，那里还有集市。文革中，集市萧条。少数民族地区，不搞阶级斗争，没有太多顾忌，自发的赶集。那时八队司务长“小四川”为队里采购食品，经常到这里。
傣族不搞阶级斗争，可农场搞，而且把一切行为都打上阶级斗争的印记。“小四川”得罪了湖南人的势力，成了怀疑对象。我被队长派往景糯坝外调，跟着湖南籍老职工“老查”，在景糯坝周游了三天。
走过几个村寨，住过两处傣楼，吃过几顿傣餐。那时傣族百姓吃饭就是芭蕉叶卷糯米，有点酸腌菜就很不错。我吃不惯糯米，老乡给了我一串熟好的芭蕉，30多棵，一路走，一路吃。那时，从没见过像现在这样的七大碗，八大碟的烧烤傣餐。就是有点肉，也是“干巴肉”，嚼着像木柴。村寨很闭塞，百姓很穷苦。
再回景糯坝不敢认了。一条柏油路平平坦坦，两侧乌泱泱的茶山。沿途增加了很多村寨，越野车直接开进镇子里。
一条漂亮的大街，人来人往。两侧装饰一新的食馆、商店。橱窗陈列着各种商品。有印象的只有镇中心的那棵大榕树。
原来最大的建筑——粮库，已找不到踪迹。小学校换成了中心小学。漂亮的校舍，西式的教学楼，标准化的操场。我走进学校打听，这里已没有知青。当年乡里从农场借知青做教师，我的同学，初中没毕业的李力借到这里就是最好的老师。如今的学校和内地已没有差距。只是教室里挂着马、恩、列、斯、毛的挂像有些新奇。
我们寻找当年的熟人大老张。一个传奇。
张云田，山东人，1951年随陈谢大军来到这里。1956年结识了大勐龙第一位女党员，美丽的玉金。57年结婚，59年转业，受组织委派，夫妻二人背着行囊走进这里。开始了他们在景糯坝的传奇。
他们夫妻不仅是景糯坝最早的党员干部，而且在这里就代表政府。他们来时，这里和平解放，原有的体制依然还在。只有征粮是政府行为，大老张兼粮库主任。记得他有手枪，是这里的大干部。
我们在时，每到景糯坝总要到他家坐坐。都是北方人，见面很亲热。我曾在他家吃过饭，北方风味，很惬意。
来时，我已知大老张作古。关坪的北京知青刘国堂一直和他家有联系。可来了，总得看看他的老伴和孩子。
打听，街上的商家告诉我，大佬张去世。这几天他的老伴和儿子去了景洪，只有女儿在这里配电站工作。找到大老张的女儿，请到家里。簇新的西式楼房，三居室，一间40多平米的客厅。瓷砖地面，涂料墙壁，金边的吊灯。卫生间有电热淋浴器，抽水马桶。堪比北京的商品房。30年前，大老张的家不过高台上两间土坯瓦房，一间茅舍。家俱不过简陋的木柜、木床，一张木桌、几把木椅。就这样，也算当地的富裕户。谈起往事，不胜唏嘘。
大老张走了，可内地的商人来了。我打听街上的商家，几乎都是浙江人，这个当年地角天涯的坝子已和内地紧密联系。
找到那棵酷似长颈鹿的榕树，依然矗立。不知是否保护区的特殊需要，这里建设了一座现代化的垃圾焚烧炉。我知道城市垃圾焚烧处理，成本很高，很多小点的城市都做不到，这昔日的密林古寨已然配套。
后天是泼水节（傣历年）。公交车站挤满穿着华丽，打扮入时的傣族姑娘，她们正结队赶往景洪。那里是泼水节最热闹的地方。她们将去那里展示美丽。这是一个热爱和平，追求美，以孔雀为图腾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