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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没亮，伴随着鸡鸣，匆匆上路。

今天计划洞穿云贵高原，900公里到昆明。事后我才知道，谈何容易，不过纸上谈兵。怎么叫纸上谈兵？新出版的交通地图，沪昆高速公路已然开通。没想到，施工赶不上地图印刷的速度。大多地段尚未竣工。

这一带我熟悉。40年前，插队云南，曾四次乘火车经过。那时成昆铁路还在规划，云贵铁路刚刚修通。地理不稳定，两次碰上山石崩塌，步行走过仰头见天的峡谷。我的印象，这一带是云贵高原的边缘，崇山峻岭。不信你听听名称：“十万大山”，是不是形象的有些恐怖！

那时从北京到昆明要在武汉倒车，然后是四天四夜的行程。100个小时，主要消磨在眼前的山区。无穷的沟壑，无尽的磨磨蹭蹭。那时到西双版纳要走10天以上。行路难，民间流传”车轱辘一转，给个县长不干。“有过这样的经历，很难想象这十万大山高速公路如何修通。

走在湘西土路，吉普沿着山路攀升。这里与外界隔膜，几乎是一个停滞的世界。外面城市，人们在努力地打拚；可这里的苗家永远是不紧不慢，不温不火。即使汽车从山寨穿行，村民、鸡鸭、猪狗不慌不忙的挡在路中。

我想起昨天在江边遇到的一个姓吴的苗族小伙，我问他的生活状况和今后的打算？他告诉我，他25岁，已有了一儿一女，两年前一家人走出深山，来到沱江边靠卖纪念品谋生。房无一间，地无一垅，却很乐观，对今后的生活充满憧憬。用他的话说，凤凰赚钱容易。他指着自己五岁的女儿告诉我：“我的女儿生下来就会唱歌，能哭，一哭就是几小时，声音那个亮，从不沙哑。”他说：“我们苗家出了宋祖英，唱歌挣了大钱。我现在攒些钱，将来送她到北京唱歌。”我不知如何回答他，也不想打击他的梦，相约北京再见。苗家已经走出深山，开始融入城市文明，有了城市梦，可小吴的梦现实吗？

8点50经过麻阳，一座乡政府办公楼，一条标语惊恐：“你违法生孩子，我依法拆房子。”我知道这是当地政府贯彻计划生育的口号。我在全国走，深知基层计划生育难，也听说过为计划生育拆房子的事情。可房子是百姓的基本生活资料，拆了房，百姓何以立命安身？

计划生育原是为百姓的长远打算，出发点是利国利民，可到了拆房子的程度，岂不是事与愿违？计划生育有法，拆房子也有法，什么时候把两件毫不相干的事情连在一起，而且有了法律因果？昨天在天龙峡景区见识了湘西百姓的剽悍，今天又见到了湘西官家的蛮横。

改革难，难在观念滞后。5000年的农耕文明，2000年的专制传统，200年向工商文明过度。1840年以来，几乎是七代人的努力和牺牲，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艰难的完成着思想转型。

中国，法治、民权仍然缺失；教育、科技依然落后；8年前，我们加入了世贸组织，经济在艰难的启步。特别在大山区，人们还没脱离宗法文化的阴影。这里的官员还是宗法时代的父母官。这里的百姓还是宗法时代的子民。有这样的文化底蕴，湘西随处见到的是草民和暴政！

想起来也怪，我们在全世界提倡经济一体化，提倡经济合作，给不发达国家援助，一带一路。可恰恰是政府主导的投资，很少向自己的山区倾斜。我们自己的城市和山区很少合作。

10点，终于走上沪昆高速路，几乎是瞬间，走进现代化。

交通对山区太重要。这里通高速路不过去年的事情。要清楚，我们来时，沪昆高速路并没全线交通，人们在一段一段的建设。看得出，已经把山里人和外面的世界连在一起。从车窗望出去，半山梯田，菜花青黄；平坝水田，秧苗新绿；偶有城镇从雾海穿出。

走近贵阳，路边闪出一批仿古村镇。路灯，成行成列；商厦，鳞次栉比；新居，翘脊飞檐；老屋，整整齐齐。最难得，大点的村寨，能见到砖石结构的希望小学。我感觉像地方政绩的宣传广告。

改革开放30年，经济发展有了巨大的成就。我是从这里走出去的，深知公路对山区民生的意义。在这大山区，仅只高速路一项就功德无量。

              《喜迁莺·沪昆高速路有感》

   出湘西，向贵州，山高水急流。千古荒蛮无通路，民生百代愁。

   高速路，凌空降，山河一眼收。且看天地开新宇，春色满神州。

中午2点，前方黄果树瀑布。黄果树，第三次经过。第一次1970年，从西双版纳回京。那时不懂得旅游，独自从安顺搭车顺路。不知走了多久，颠簸中一条喧嚣的山溪，一个大下坡。正是中午，艳阳高照，凭空下着细雨，一道靓丽的彩虹。正自诧异，耳畔传来低沉的“雷声”，溪流突然中断，一派迷蒙。细看：一片向上升腾的水雾把天地涂抹得灿烂明艳。灿烂中，山溪跌下了万丈深渊。

顺着山路独自走下山涧，眼前顿现一面巨大开阔的水练。风雨侵衣，天地黯然，仿佛置身雾海云巅。那份神奇，那份强悍，那份壮美，至今想起还是无限留恋。

1987年再来，这里已成了旅游区。虽然还是那道白练，还是那低沉的“雷声”，挤在人群，走在观光路，再也找不到那份强悍。

我有一种体验，不管旅游到哪，只要是一改成景区，总感到昔日的景色更真、更美、更凝练。也许，昔日风光更原始、更本色；也许，那时心灵更澄明，更敏感；也许什么都不是，只是那时还小，看什么都灿烂。

也许是进了云南，总有一种按捺不住的兴奋，虽然昨晚1点半才入睡，早上7点10分我们还是出发了。

前方曲靖。红色的土壤，青翠的秧田，明黄的菜花。舍不下这风光，走下高速路，沿老国道慢慢观瞻。

40年前，曲靖是地区首府，只有一条像点样的街，有数的几座楼，沾益不过边远小县。40年过去，不知哪来的这么多人？这么多钱？从沾益到曲靖楼房连成了片。

这是一片城市带，现代化的楼盘沿国道十几公里延绵。一片片现代小区，一个个商业中心，偶然有高档别墅群。有的西洋风格，有的中式古典。云南几年不见，真是大变了，沿途建筑不断，想拍点田野日出的镜头都难。

 昆明坝区，历来富裕。红土丘陵，层层梯田。成片的油菜、胡豆，成片的秧苗、麦田，到处是清凛的湖面。空气洋溢着一股清淡的苦涩。40年不见，这一带更见富裕。村庄，老式的黑瓦土房已成点缀，举目所见水泥瓷砖的小楼。曾经的竹林掩映，曾经的红土小路，曾经的水塘草甸，曾经的悠哉游哉的老水牛，都在一点点的悄然隐去；水泥、瓷砖、钢筋正点点滴滴地填充着空间。一切都在不可抑制地改变。昨天我还在为凤凰古城的商业化惋惜，今天这浓浓的商业化氛围已悄悄地在昆明盆地蔓延。

8点40走进陆良县。

陆良，云南最富裕的地区，西汉即设置州县。有云南省最大的坝子， 被称为“滇东粮仓”， 也是云南最大的蚕桑、烤烟、生猪生产基地。

陆良名气大，更缘于文化传承。这里不仅有蜚声海外的重点文物“爨龙颜碑”“千佛塔”。更有猩红的丘陵，遍地巨石，延绵出“天下奇观”，石林世界地质公园。

我第一次走进石林是1968年11月。文革正高潮，天下大乱。昆明刚刚镇压了“滇西挺进纵队”。“八派”和“炮派”打的热火朝天。我们被“上山下乡”经过昆明。整天躲在民族学院附中的宿舍里，因为周边，枪炮声不断。领队老朱在安排车辆。我们抽空走向石林。那时没有旅游观念，也没有旅游路线，拦了一辆过路车。那时的石林，遍地碎石，荒草萋萋，一条暴土扬灰的小路，已经正午，渺无人烟。

走进去，一片青灰的石壁，布满巨大的裂缝。一根根石笋，一座座石峰。石笋有高有低，石峰有胖有瘦。奇形怪状，相依相连。来时听人介绍，“阿诗玛”石峰的地理特征。认真寻找，石林间满是迷乱的小径，数不清的小溪。倘佯其间，转过一座石笋，眼前一眼浅潭，绕出一座石峰，拥挤出一块地面。刚才还石巷穿插，青苔怪洞，转眼就峰岩傲立，艳阳高悬。我们没敢往里面深走，因为里面看不到人影，听不到人声。太怪异，太安静。犹如进了巨石迷阵，阴风习习，迷蒙一片。

1987年陪家人再一次走进石林。大变了，到处是现代化的旅游设施，数不清的广告、彩旗。石缝、石峰上人头攒动。

这次再来，远远的看到人烟稠密。没再停留，绕了过去。

10点40走进昆明，这回，现代化真的来了。

三年前我刚来过昆明，仅仅三年，昆明又变了样。不仅城市在快速膨胀，大片曾经熟悉的菜田盖上了楼房。道路也被举上了天，高架桥迷宫一样盘根错节。

昆明膨胀得太快，古老和现代掺杂，已经很难认清昔日的春城。最没辙，不认识路。问警察，警察也说不清。无奈，花钱雇了一辆出租带路，好容易找到翠湖宾馆。

小表妹吴滇玲为我们安排了住宿。晚上老朋友陈金发、唐幼文夫妇为我们接风。他们是40年的老农垦，老陈是上海知青，老唐是昆明知青，都长期在大渡岗农场工作。听他们介绍，版纳大变了。最大的变化，从昆明到景洪的高速路已经修通，过去四天才能走通的路程，如今一天就到。那个曾经充满神秘感的“遥远的勐龙莎”已和现代都市接轨。

该回去看看了。

连续九天的鞍马劳顿，走进昆明，今天休整。

儿子郭悦昨晚乘飞机赶到昆明。一早，由表姑陪同逛街。妻子在昆明工作过六年，有老朋友来访。小耿要检修车，准备今后的行程。我则抽个空，完成一件朋友的托付。

我的这对朋友是忘年交，一对90高龄的夫妇。

信世海、董淑贤伉俪是我在温哥华的邻居。信伯伯，山东无棣人，五短身材，白净面孔，说起话来温柔和蔼，透着慈眉善目。就是这样一位慈祥的老人，却有着一段融入中华大命运的坎坷人生。

国民革命第29路军，当代青年知道的已经不多，但提起“七七卢沟桥事变”，“大刀队”则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是一支英雄的部队，曾经打响全面抗战第一枪。因为拥有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这样的民族英雄蚩名海内外。而把29路军和我联系在一起的就是信伯伯。

信伯伯农民出身，家境贫寒，17岁被父亲送到天津学徒。那时正赶上“9.18”事变之后，青年纷纷投军从戎，他投奔了29路军，第二年就参加了卢沟桥抗战。信伯伯一生传奇：职业军人，一生三次负伤。大难不死，用他的话说都是因为百姓救助，长官关爱才得以重生。

第一次负伤，“七七”事变期间。那时他在29军冯治安旅，在天津杨村打阻击。他说很侥幸，他的房东是个年轻人，有抗日热情。非要跟着上前线观战。战事一开，他就被炮弹炸伤，房东冒死背出。那时前线有督战队，军人轻伤不得下火线。辛亏房东是老百姓，才得以逃生。撤出来了，国军没条件医疗，又不能等死。长官竟辗转联系到和日军有关系的旧部，送入日本军队医院。他说：日本军医知道他是抗日军人，仍为他治好了伤，伤愈归队依然抗日。他说，抗战胜利后，他到杨村找过那个救命的房东，没找到，至今感念。

第一次负伤归队，走到半路，遇到高树勋长官。高长官是他的老乡，把他留下，安排在卫队营，专门保卫长官。他曾受高长官命令，逮捕、处理了大汉奸石友三（曾任察哈尔省主席）。那时他任高长官的卫队营长。石友三是西北军老长官，投降了日寇。蒋介石命令高树勋就地处死。石友三是被骗到高树勋部，酒桌上缴了械，埋在了黄河大堤。其中有很精彩的细节。

他第二次负伤是1938年7月黄河战役。当时台儿庄战役刚结束，部队士气很高。日军进攻登封，他们打狙击。他告诉我，部队打得很惨，牺牲了不少弟兄。那时他已是连长，撤不下来，受伤昏迷，埋在死人堆里。是高长官命令“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才被弟兄们找到。他是和日军打过硬仗的人，深知抗战胜利来之不易。

抗战胜利，紧接着是全面内战，他随老长官高树勋参加了邯郸起义。作为高长官的亲随手枪营长，曾掩护过李达等共产党的谈判代表。

第三次负伤是起义过程中被共产党部队误伤，住在二野的医院。伤势稍好，他没留在老部队，只身投奔天津，重新加入国军行列。他告诉我，长官没阻拦，还送了他一笔钱。他说高树勋起义是不得已，因为受到蒋系排挤，也是为了2万多西北军弟兄的前程。

到了天津，疗伤期间，被委任为伤兵大队长。偶然机遇，结识了还在教书的信妈妈。曾经带领伤兵大闹美国顾问团，帮信妈妈家收回祖宅，受到老岳母赏识，与信妈妈结为伉俪。其中有很多很传奇的故事。1948年信伯伯率部参加平津战役。兵败，一路抵抗，一路撤退。直到台湾。他讲起那一年的经历：他带队抵抗，信妈妈带着老母亲、弟弟、儿子乘火车南下。说好在广东韶关聚齐。可那时兵荒马乱，没有消息。信妈妈天天带着勤务兵在火车站寻找。找了一个多月，没消息，以为已经殉难。可信妈妈不甘心，继续找，苍天有眼，竟然找到了。随后又一路逃到广州。信伯伯的部队拦了一条船，送家属到香港。他继续随部队抵抗，直到梧州，部队打散。正赶上一个老乡开飞机，这才到了台湾。信妈妈一行是随军队家属团从香港撤到台湾。谈起这段历史，信妈妈无限唏嘘。“感谢上帝，一家人总算团圆。”可到了台湾，国防部却以种种理由拒绝抚恤安置，一怒之下信伯伯脱掉军装到台南办教育。那时信妈妈当了教师，一直到退休。

上世纪80年代，一个偶然的机遇，也是对台湾排挤外岛人的不满，老两口移民加拿大。可叹的是，这样一个为抗日受过伤，流过血的老兵却在被自己的国人忽略之后，在加拿大得到了承认和尊重。

他告诉我，他在加拿大因病手术，医生看他浑身枪伤，询问之下得知是昔日抗日军人，马上给予特殊照顾。这对老夫妇，如今在加拿大享受着加拿大政府的老年津贴，安度晚年，很知足。信伯伯心已平和，皈依了基督教。用他的话说，上帝总会看到人间的不公，给好人以补救。

我曾经问过他这样一个问题：大陆解放前夕，胜负已成定论，为什么还要抵抗，不留在起义队伍？他说，他在西北军时接触过共产党，他所在的部队曾有共产党派的干部。共产党说话不诚实，挑动部队弟兄们的关系。而且总是讲苏俄，要我们保卫苏俄，不尊重自己的文化，他信不过共产党。他对自己的选择不后悔。他说到了台湾，他培养了四个大学生（他有四个儿子），是他们村同辈人境遇最好的，如果留在大陆，后果很难想象。

信伯伯的老伴董淑贤女士，四个儿子的母亲，我们叫她信妈妈。一个旧官僚家庭出身的世家女子，受过很好的教育，也一辈子从事教育。信妈妈1949年离开大陆，从此再没回过家乡。我今天要完成的任务，就是替信妈妈去看望她的六妹董赞贤女士。

按照信妈妈给我的电话，很快在一片灰暗的居民楼找到了董赞贤老人。老人正在门口等候，阴影下拄着拐杖，佝偻着身躯，轻风中微微颤抖。打过招呼才发现，老人走路已十分困难，手的骨关节已严重变形，她告诉我是常年类风湿病造成。老人已86岁，独自住在旧楼底层的一间公寓。她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都不在身边，老伴在文革中去世。

又是一个传奇老人：16岁时为了不做亡国奴，从天津法租界的家中出走。历经艰辛逃到大后方兰州。在兰州偶遇一个本家哥哥，在哥哥帮助下逃到重庆。考入国民政府中统局报务培训班，有了工作。她对我说，那时不懂国民党、共产党，谁抗日，谁接收就跟谁走。她们姐妹六人，先后走入抗日队伍，有的投奔了国民党，有的参加了共产党，因此铸就了完全不同的人生。

一个弱女子，参加抗日，历经坎坷。一句两句说不清。抗战胜利，嫁给一个从新加坡抗日回国的华侨。那批华侨为抗日，自己出钱买车自己开，来到大西南，在滇缅公路跑运输，报效国家。历史上称为“南洋机工”。她也因此来到昆明，一住就是60年，再也没有回过天津。

老人虽然手脚畸形，但精神健旺，头脑清醒，记忆出奇的好。她为我找出年轻时的照片：时新的发式，眉清目秀，已经很难和今日的形象挂钩。她告诉我，解放后投身重建国家的洪流。1958年大跃进，她一直都是没日没夜的工作。后来响应号召向组织交心，谈了十几岁曾在国民政府工作的往事，从此陷入没完没了的调查和追究。“我去抗日，不投奔政府投奔谁？共产党当时没找我，找我也会去。怎么就是罪过?”

老人十分哀怨，她把我当成了海外出生的侨胞。她告诉我，“我16岁追求进步，追求抗日反倒是一生蹉跎，在历次运动中受了无尽的羞辱。那些羞辱比日本人的羞辱还可怕，人格被彻底践踏。阶级斗争恐怖啊，老伴也折腾死了，太多的恐惧使我已不怕死了，只是不甘心，不甘心就这样屈辱地死去。我不死，我要熬着，熬到站不住，熬到生命结束，我就是要看看那些人的下场。”她一再说，那个残酷你不懂，你没经历过那些运动。

她气愤地说：如果当年当日本人的顺民，留在天津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灾难，不会一辈子困在落后闭塞的大西南。老人陷入自己的沉思，像是在自言自语。我不知怎么安慰她，我的到来原本是为给她带来些亲人的慰藉，没想到引起了她一系列的痛苦回忆。我想，她一定是太孤单，太缺少情感交流。一个人默默地活着，怎能不活在往日的记忆中？

我掏出随身携带的手机，给远在大洋彼岸的信伯伯、信妈妈通了电话。看到她们姊妹交谈，看到老人在面对亲人问候时表现出的坚强通达，我深深地释然。老人告诉我，不想让姐姐、姐夫知道她的苦难，她认真梳了头，换了衣服，让我给她拍了照。她说给姐姐、姐夫看看，我会很好地活着。

她要很好的活着，她有精神支撑，还有没实现的追求。

也许长期没人和她说话，也许我是个外人没有顾忌。她告诉我：抗战期间，她考入中统局电信培训班。和她的老师，一个20多岁的年轻长官有过一段曲折的恋情。看得出来，她对自己的老师倾心敬佩，对这段恋情精心呵护。她说，毕业时，老师向她表达了追求，可那时太小，只有17岁，周边又没有亲人。犹疑间错过了机会。然后是奔赴战场，音讯全无。抗战胜利迎来的是内战，然后再迎来的是身世浮沉，被战争卷到大西南，无穷无尽的阶级斗争。

她告诉我，她一直相信她的老师还活着，一直在寻找。后来从故人那里得知，老师到了台湾。她为他默默祝福。

苍天有眼，可怜这对苦命人。两岸通航，他的老师找到了大陆，找到了她。70年了，沧海桑田，他们都有了自己的儿孙。但他们都没忘记对方，一直在内心默默的守护。

他们相约，如果有一天苍天可怜见，能成全他们，再走到一起。她说，几年了，他们一直通信。老师移民新西兰，有了自己的农场，生活幸福。老师告诉她，坚强乐观的活着，等着他。

她一直在等候。

我的游记出版是2012年，我得知：那一年，他的老师驾鹤西去，她跟着走了。一个在南，一个在北，隔着半个地球。

这是一代人，虽然只比我们年长二三十岁，但心力路程几乎差着一个世纪。问题不在于曾经的牺牲、苦难，而在于不被理解，不被承认，陷入深深的委屈。我到今天为止的人生经历，很少接触这类老人。对他们既缺乏了解，也没资格安慰。他们太需要理解，太需要承认，太需要后辈的尊重。

可惜在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出于历史的恩怨，对这批老人仍没能给以明确的承认和关爱。他们为中华民族的生存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却因为中国的改朝换代成了真正的前朝遗民。这种“成王败寇”的时代痛苦，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清晨的昆明，四野一层薄薄的清雾。坐在车上，眼前浮现的却是40年前11月21日的情景。那时文革高潮，派性对立，高音喇叭放着“八派”，“炮派”的战歌。我们来昆明已经三天，经常可以听见密集的枪声。昆明在武斗，知青有危险，到北京接知青的老朱着急。急匆匆安排车辆，11月21日清晨，带我们逃离了昆明。

昨天，老陈电话告诉我，他已将我们的行程通知了大渡岗农场，大渡岗正在等侯。40年了，知青还在人们的心中，还被历史记忆，我很感激。

40年前，1600万知青被文革裹挟，像一股大潮涤荡着中国大地。10年后，大潮悄然退去，留下了遍地疮痍。又是30年的磨洗，伤口已经愈合，可伤疤犹在。那不是哪个知青个人的不幸，而是一代人的悲剧。

前几天在北京有人告诉我：“上面”有精神，今年是上山下乡40周年，对此，不组织纪念，不组织文章，不组织活动，淡化处理。

我不知是否属实！更想不明白是什么用意？难道怕揭开历史的疮疤，怕引起人们的回忆？可不纪念难道历史就会被忘记？1600万人的生命颠覆就能够消声匿迹？插队已经成为历史，毕竟曾经的牺牲和苦难已经过去，这代人早已成熟，不会永远蘸着人生的苦难咀嚼自己。

40年风风雨雨，我们早已看清那场曾经的灾难不是什么“三种人”、“四人帮”、“五人帮”的问题，更不是一句“极左思潮”就可以蒙混过去。那是一个有着5000年农耕文化积淀，有着2000年专制传统的民族，在近代工商文明冲击下，完成文化转型遇的劫难。每一个中国人都自觉不自觉的参与。那是中国走向近代，一幕幕历史演绎的延续。

中国近代史，同时上演着悲剧和喜剧，互相抵牾，互相交替。曾经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并非没有圣洁的追求，悲壮的牺牲。只是深受传统的束缚，太深地打上了宗法文化、乌托邦革命的印记。问题不在历史的挫折，而在为什么我们总是重复过去？

我们付出了太多的牺牲才迎来半个世纪前的那场胜利。但巨大的胜利障住了掌权者的双眼，以致不能以批判的眼光展开一场真正的文化反思和人性解放。面对二战后涌起的民主大潮，掌权者选择了倒退。以“国家整体利益”为借口，掀起一次又一次扭曲人性的运动。牺牲着整个民族的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他们始终没有看清，批判国民性、改造传统，不可能靠乌托邦式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没有看清，强国崛起，不能靠理性设计和国家机器。暴力并不能更新文化，而强制的思想灌输只会事与愿违，导致历史倒退。

对历史，任何有意的掩盖，人为的淡化，只会使悲剧继续下去。要知道一个没有记忆的民族，一个没有历史自觉的民族，一个只顾眼前“摸着石头过河”的民族，是不会有前途的，也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往事并不如烟，当巴金老人提出建立“文化大革命纪念馆”的时候，当更多的人提出建立“肃反”、“反右” 、“大跃进”、“三年大饥荒”纪念馆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难道不是对国家民族的关爱和深深的忧虑。

要知道，40年前的那场浩劫，并没有完全过去。历史的惯性又在重复着。一位老人说的好：一百年过去，堂上坐着的仍是“老佛爷”，堂下跪着的仍是义和团。这该是多麽大的历史悲剧。

 如今我们回来了，不全是恋旧，更多的是为了那段插队经历，那才是我们能够成为自己的源头。我们来了，而且是带着孩子来了，让他们也看看，让他们记住，当一个民族失去自觉、走向盲目时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会演绎出什么样的悲剧。

车沿着高速路奔跑。

40年前，从昆明到玉溪是一条沿滇池行走的土路。滇池浩淼，西山逶迤。那时，“农业学大寨”，不知动了哪根筋，省革委会要“围湖造田”。把个自然秀美，风光无限的滇池搞成了战天斗地的战场。那时滇池边，到处是红旗、标语，大喇叭喊着“战天斗地”。

那是个疯狂的年代，个人崇拜和精神万能烧得人们迷迷糊糊，以致有人提出，西山长发卧波的美女形象是修正主义，要把美女的鼻子炸平，滇池经受了千古未有的劫难。

如今的昆玉高速穿行在山区，过去要半天到的路，现在只需一小时。玉溪，那个曾经风光秀丽的古镇已成了现代都市，一个缩小的昆明。

穿过玉溪，前面是杨武。

40年前，我们离开昆明，第一天就住在这里。那时的杨武不过山区小镇，我们140人的队伍，临时住在小学校，依稀记得附近小山顶有一处温泉。

一道斜坡，一座小山，一个露天的大池子，蒸腾着青烟。至今我还记得，滑腻的泉水，刺鼻的硫磺味。泡进去，尽扫满头满脸的红土和一身的疲倦。

四天四夜的火车颠簸，还没消缓，又乘汽车颠簸在滇东南的大山。同行的伙伴，不少人是第一次远离父母。那年我17岁，还有更小的知情加入这场旷古未有大迁徙。前程渺茫，夜晚能听到低声的呜咽。

 记得那天，躺在温泉对着满天星斗：那天真远，星星真亮。我清楚，过去的生活已经留在了星空的北边，从这里向南开始的将是人生的流放。我想起七天前火车开动的时刻，妈妈孤立的身影陷在无数妈妈的人海中。那是个骨肉分离，撕心裂肺的时刻，可人们不敢大声呜咽。我记得妈妈凌乱的发丝，无助地挥手，大喇叭播放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歌声。

再进哀牢山，还是那浓郁的植被。只是不用翻山。我们在隧道和高架桥上穿越，凌空向前。40年前，哀牢山，山高路险。红色的胶泥，残破的路面。记得我和常立坐在最后一排，相依相靠，无数次被高高抛起。车走走停停，十分缓慢。从杨武到沅江，现在只需2小时，那时走了整整一天。

哀牢山变了，曾经的原始雨林，乌乌泱泱，无际无边。现在丛密的芭蕉林，清亮的水渠，层层梯田。 

我们在路边打尖，走进一户农家自营的食馆。40年前，没有私营经济。有限的几个食馆都设在非常重要的路段。那时吃饭要粮票，就是大一点的食馆也只有两三个菜。很难吃到新鲜肉，新鲜蔬菜。印象最深的甲菜是酸腌菜炒腊肉。

现今的食馆，干净整洁，菜肴也新奇，这里在吃“花”：有芭蕉花、英雄花，黄花、还有很多叫不上名字的野花。清水浸泡，炒出来含在口中，滑润中满口清香。酸菜也新奇，不是当年的酸腌菜，而是把嫩竹笋用淘米水腌制，洗净了用肉爆炒，酸中有辣，脆嫩爽口，那个鲜美，那个地道。几十年不见，当年没人稀罕的竹笋、野花竟然已成为传统、特产。

15点30车到普洱，再一次走进那个千年古镇。

历史上因为西双版纳的茶叶，在这里集中销售，被冠以“普洱茶”的名称，普洱也随着马帮和茶叶走进千家万户。

40年前，一片平坝，一条土路，数不清的黑瓦青砖，茅屋棚户。这里也在文革，墙上有大标语，但远没昆明的热烈。水牛、鸡犬、黑猪在街上悠游。那时的普洱人大都是左饪盘扣，我感觉像穿越到清朝。那时还能看到马帮，十数匹马同行，驮着大块的盐巴、黑糖、茶叶，赶马人黑衣黑裤，黑布缠头，清脆的驼铃。 

那时的普洱茶不过很普通的大叶茶，随处可见，没什么值得炫耀。我从未听说，茶叶放得越久越值钱。

这几年不知出了什么邪？普洱茶炒作得沸沸扬扬。去年，竟然有马帮进京，一块1968年制作的四两茶饼，拍卖价高达20万。最不可思议：普洱茶名声大振，普洱的名称有了含金量。这座千年古镇竟然改名“宁洱”。普洱的名称留给了地区首府思茅，更名“普洱市”。

 16点50走进思茅，不敢认了。宽阔的广场，簇新的小区，繁华的街道。这里已经是一座有40万人口的现代都市。那个5万人口不到的老城，已然飘渺。

40年前，这里有数的几座国营商店，一条铺着碎石的大道。大街上行人很少，最多的是军人。那时正值“抗美援越”，出国部队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越南军服，这里是抗美援越的后方基地。

妻子刘彬燕谈起当年的往事，有一件事印象深刻。正是文化革命高潮，（对毛主席）流行早请示、晚汇报，吃饭前要跳“忠子舞”。

在家里吃饭，无所谓，跳不跳没人知道。麻烦的是外出。每到饭点，来吃饭的客人要排队在餐馆门口由服务员带着跳舞。现在的青年也许觉着可笑，那时的边疆“忠不忠看行动”，绝不可少。

出国部队从老挝回国，第一站都到这里，可刚从前线回来的战士，怎么会跳“忠子舞”？可又不能不跳。于是只好由部队首长把部队按编制列队，由服务员领舞。跳舞岂是一看就会，结果大街上出现了，成百的军人，随着“敬爱的毛主席”的旋律，伸胳膊动腿“群雄乱舞”。那时出国部队多，一来就是一个车队，街面上跳不开，要排队。一队跳完，进食馆吃饭，下一队接着在街边跳。

思茅只是路过，18点20走上思小（思茅到小勐养）高速路，20分钟穿过普文大桥，走进西双版纳。

又见版纳，还是那漫无边际的青山，还是那层层攀升的梯田；还是那飘荡游离的浮云，还是那孤傲挺拔的云杉，晚霞夕照，一片灿烂。40年了，版纳依然。 

我是军人家庭的孩子，从小随军漂泊，在我的概念里，哪里有妈妈，哪里就是家。

1968年11月14日12点05分，每一个关坪知青都会记住的时刻。从那一刻起，我们离开了妈妈，离开了家，140个北京知青结伴走向云南西双版纳。

深秋的北京，寒风裹挟着大地，送行的人流挤满站台，喇叭里播放着革命歌曲。火车缓缓的启动，刚才还谆谆嘱托满脸关切的家长，霎时严肃起来，很快车上车下哭声一片。很多年后，我理解了那就是背井离乡，那就是骨肉分离。后来我知道，有些知青没有亲人送行，有些知青是背着家长出走，有些知青身上只装着几块钱。

上山下乡始自上世界50年代。我至今没想明白：战争结束，百废待兴。学习知识、提高能力、重建家园，是全国人民的心愿。可伟人硬要反其道而行，把已经混乱的经济秩序，进一步打烂。农村，先是经历了疾风暴雨的土改，不等喘息，又开始了合作化运动。紧接着号召城市青年下乡上山。当时的口号，“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谁敢阻拦？邢燕子、侯隽、董家耕就是那时的典范。紧接着的是十万上海青年上天山。

那时，上山下乡已经隐约走入人们的视线。但当时，发展生产，恢复经济是主流，城市需要人才。青年们梦想着，读大学、学科技、投身国家建设。毕竟，那时的老师、家长都是民国时期培养教育。

文革，砸碎传统，价值混乱，也是无法安排城市就业。伟人呼叫“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但当这召唤降临到每个人的头上，更多的是忐忑不安。

一天的火车到了武汉，住了一夜，又是三天三夜的火车到了昆明，我们仿佛到了天边。又在滇东南的“扬灰”路上跑了四天，大家都已精疲力尽。我们被告知，前面是关坪，大家都睁大了眼。

拐过一个山脚，三排灰色的平房围出一座场院，一队欢迎的人群，一阵锣鼓声，我们到了终点。这里就是关坪，据说周恩来曾经来过，视察这里的橡胶园。

这里没有交通方便，四通八达，没有招工时承诺的大农场。只有一个不到十间房的小旅店，不到十张桌子的小餐馆，一个人照顾的小商店。关坪农场8个生产队只有一台发电机，一部电话，还经常没电。

这里有一片青山，有满山的雨林和稀稀疏疏的胶林梯田。这里有一条长长的谷地，一条山溪沿着谷底蜿蜒，半山的青云覆盖着茂密的茅草，一片待开垦的荒山。

我们被迎进场部，这里有一座简单的戏台，欢迎的标语高悬。一圈黑瓦平房，房后茅屋一片。这是我第一次走进茅草屋，树干的框架，竹排的墙壁，红土铺地，茅草盖顶。四围通通透透，冒着缕缕炊烟。

这是场部食堂，门口一个单杠，挂着一只硕大的马鹿，炊事员正在剥皮。他告诉我，场部为欢迎知青，打了一只马鹿，煮了一大锅这里的特产，紫糯米饭。

知青人多，场部会议室装不下，大家在院子里寒暄。为欢迎知青，老朱把总场宣传队招来关坪。他们为我们端茶倒水，送上毛巾、水果、香烟。看得出来，他们很高兴，努力的和我们交流。场院大门外站满好奇的当地青年。

那时知青以学校为单位，大多并不熟悉。年龄也分为高中、初中、甚至小学，差的很远。大家在快速的相互了解，相互关照。因为隐隐知道，从此，一个相依为命的特殊群体将走进这无边的大山。

新奇，兴奋、不安。晚上知青临时拼凑了一些节目和总场宣传队联欢。那是一台欢呼上山下乡，欢呼文化革命的节目。只记得张小红、川玲的独唱，老常、和尚的“小翻”。

当晚我们被安排在邻场部最近的一队，打地铺，十几个人一间。我们被告知，知青整体分为两个队，新队正在筹建，离场部还有8公里。我们来关坪的第一件事：为自己基建。

那晚我听到有人轻声呜咽，也许是想家，也许是因为农场比想象差距太大。我还记得，第一夜的天清亮亮的，大家都很兴奋。我知道这里就是我们的新家，新生活的起点。

来了才知道，版纳基建容易，特别在关坪。这里虽是热带，但在半山，四季气候温和，植被丰茂，遍地建材。仅凭大山的供应，不需要任何现代材料，就能建设家园。

我们初到十队，老职工刚砍出一片平地，正在盖房。前几天，每天跟着队长老范走8公里进山参加基建。这里盖房简单：选好地，砍出一片地基，稍作规划。在规划好的地基上对称打出三排间距2～3米，直径20公分，深60～70公分的洞。洞里栽上木桩。中间一排高3米，两侧两排高2米，再把刮干净的树干按横向、纵向架在树桩顶上，用山藤撕出的绳子绑牢。横向的是樑，纵向的是檩，有了房屋的框架。然后，再到山里割棕叶。用竹片把撕好的棕叶固定成一排排两米多长的棕排，再把棕排顺序固定在屋脊的架子上，房顶落成。墙壁更简单，用山藤把木棍拴出四方格的架子，把稻草踩进红泥，捞出来搭在架子上，两面一抹就成了墙。盖房简单，家具也一样。床就是在地上栽6跟小木桩，木桩顶部用树棍捆成长方木框，再把毛竹砍成2米长的竹片，铺在木框上，盖些稻草就是床。茅屋有门框、窗框，有框无挡，只是个洞，挂块塑料布，鸟、兽、虫任意出入。这是真的，曾有眼镜蛇逛进老常、孙和平的房间。抓住了，养在盆里观赏。

后来，知青逐渐融入当地生活。向老工人学习木匠，不少知青为自己做了木制的桌椅板凳，做了衣柜、木箱。

排房四面通透，房间与房间只隔一道2米高的泥墙。2米以上一通到顶，传音非常好。我们那时经常躺在床上，几间屋子的人聊成一片。有时唱样板戏，“角”分在几间屋子，你唱我和，有板有眼，声振四方。

“小和尚”于志海会讲评书，讲起来，几间屋子的人聚精会神，经常有人插话纠正。我们在十队盖了三排茅屋，还盖了厕所、食堂。推出一片平地，安装了自制的篮球架，建成了一个简易的生产基地。到了雨季屋顶棕排会漏雨，就把塑料布搭在蚊帐上，弟兄们戏称：“玻璃房子水泥墙，蚊帐上有个养鱼塘。”

知青刚到生产队集中管理。

新建队，没有副食，既没菜地，也没养猪，粮食和蔬菜全靠到场部附近的村寨购买。那时知青每月口粮40斤，靠附近傣族村寨供应，主食糯米、包谷。伙食费有限，每人每月六元，买了主食所剩无几。就是这点有限的菜金也买不到蔬菜。不奇怪，少数民族不懂得种菜。

知青李舒山，做了我们第一任司务长，马文国、“小四眼”是炊事员。舒山很为难，每天到处张罗，有时骑车40公里到总场小勐养赶集，买些半生的木瓜、南瓜。实在买不到，只得上山砍竹笋，摘木耳、野菜。现在竹笋，北京叫“玉兰片”，木耳也是山珍。可那时既无油、也无调料。炒菜就是拿油擦擦锅，再撒一把盐，几个干辣椒，煮竹笋、木耳，吃着像嚼树棍。有时连木耳、竹笋也没有，就干脆剁点韭菜，放把盐巴煮一锅盐汤，就是菜，知青戏称“九（韭）菜一汤”。

创业初期，劳动量大，肚里没油水，出奇能吃。一顿饭一斤糙米都扛不住。定量不够，只能男女搭配。可副食解决不了，不少知青给家里写信。有条件的寄些猪油香肠，没条件的寄些酱油膏、醋精、咸菜。每当邮包来了，大家聚在一起，狼吞虎咽。

取邮包要到关坪邮局，来回16公里，很多包裹不等到生产队就已经分净吃光。那时，糙米饭放一勺猪油，撒点盐巴就是大餐，能有点酸腌菜就是佳肴，至今想起来还垂涎。

记得一次我和马卓新100多公里，扒车跑到思茅，27元钱买回一坛榨菜。就这点收获，也让大家兴奋了几天。

那时的关坪，有个七八张桌子的小食馆，为乘长途车进出版纳的旅客打尖。可每天只有一趟长途车，生意清淡。知青来了生意开始火爆。记得食馆只有两三个菜，酸菜腊肉、炒洋白菜，炒茄子，最贵4毛钱。走几十里山路，一口气吃两份甲菜一大碗糙米，那叫香。

平心而论，云南农垦的生活比到山西、陕西插队要好。每月有26元工资，2元边疆补助。知青无儿无女，无负担，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比起只比我们多5块钱，却要抚养儿女的老工人就是富翁，吃食馆从来不犯难。

那时的知青就像一群狼，凡能吃的什么都吃，不管是蛇、蜜蜂、鸡、狗、麂子、马鹿逮着什么吃什么。可野兽不好找，看到了猪食。那时刚养猪，没饲料，到附近寨子刨点红薯秧，捎带有点小红薯。猪食煮熟，把红薯块捞走。为了不引起领导注意，还编了暗语“打鸟”。连猪食都偷不到，就“精神会餐”。我当时不知为什么，特别想吃烤焦了的窝头片。也奇怪，尽管那时没油没菜，男生一个个干巴瘦，女生却大多胖了，都说关坪的水好，养女人。

文化革命，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宣传队。我们刚到关坪，知青中的一部分文艺骨干就被总场宣传队抽走，但这并没影响我们在关坪组建自己的宣传队。

知青到边疆，携带的乐器有限，一把手风琴，两只笛子，一副快板，一副锣鼓，几把口琴就是全部。但大家热情很高，编排了一系列节目。有“红卫兵到边疆”、“草原上的红卫兵”，还演出了样板戏折子戏。

记得郑双庆扮演赶大车的老大爷拉着一车红卫兵到边疆，一条白毛巾裹在头上，两撮白棉花粘在嘴上，非常好笑。“小黑胖子”郭贵祥在样板戏《红灯记》里扮鸠山，原本就黑胖诙谐，再把军装反穿在身上，十足的“日本鬼子”。王建平扮李玉和、李燕兴演李奶奶、王丽亚演李铁梅，折子戏，很受农场职工欢迎。张国宽平时说话有些结巴，可一打起快板，不仅打板的功夫了得，而且字正腔圆通顺流畅。常慧芳、马桂英是体院附中体操专业毕业，会翻筋斗，“小和尚”于志海也演技了得，每逢重要出场，龙腾虎跃，上下翻飞总能赢得掌声。

我们这支宣传队还真风光过两天，不仅到小勐养总场慰问过“民族支队”，而且还曾步行70余里到景诺坝山寨演出。一队人马走在山区的小路，背着乐器，相扶相助，一走一天。景诺坝的乡亲听说来了北京的红卫兵，纷纷赶来观看。至今想起，寨子里的南瓜、糙米、粑粑、香蕉，土戏台上耀眼的汽灯仍记忆深刻。

那时下工，持斧站在山腰，面对青山万里，忍不住总会吼它几嗓子。晚上知青经常围着火塘神侃，侃到情浓处，会唱起《外国民歌200首》中的歌曲。《喀秋莎》、《山楂树》、《含苞欲放的花》、《毕业歌》是那时经常唱的歌曲。

那是个扭曲的年代，但知青不缺乏激情。

刚到边疆，我们还没摆脱文化革命的阴影。

记得1968年12月22日的傍晚，我们从半导体收音机中得知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依照在北京的惯例，应该上街游行。

可往哪游呢？我们所在的蒙曼寨子山里，十公里范围内，只有深山、雨林，要走出大山，到关坪场部，来回得20多公里。山里，除了两个知青队，只有三公里外的“基建队”，那时叫八队，有120多个老工人及子弟。

“忠不忠看行动”，那时完全是一种偏执。当晚9点多，部分知青，拿出宣传队的锣鼓，打着手电，提着马灯，几十人的队伍，一路走向八队。那时游行是一种本能，可真走在黢黑寂静的山林，总觉得有些不对劲。到了八队，满想着会受到热烈的呼应，没想到老职工没有半导体收音机，根本不知道，都已经睡觉。被我们的锣鼓声惊起，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听我们宣讲最高指示，没有兴奋只有诧异。我们在八队空场上呼口号，没人响应。我第一次想到这种形式是否必要？

后来我发现，这里老职工太“落后”。不知道《5·16通知》，不知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不知道“二月兵变”，只知道毛主席。那时开会要呼口号，挥动红宝书，可老职工文盲多，没有红宝书。基建队的几个“高级别”木匠，在木牌上刻毛主席像，涂上红绿色彩，称为“忠字牌”。文革中开大会多，职工要走到场部开会。来回20多公里，拎着个“忠字牌”，花红柳绿，很有特色。

“忠字牌”有把柄，开会时拿在手里挥舞，走路累了还可以垫在路边，坐在上面休息。起初，感觉很不庄重。可你拎块牌子走20公里试试。很辛苦，很无聊，很沉重。

知青能人多，因为知青的到来，场部和各生产队树立了很多大批判专栏，增加了很多标语和漫画，为原本平和质朴的山区增加了不少战斗气息。

版纳和平解放，没经历土改，没划分成分。我们到版纳的第三年，搞“政治边防”。不少知青被抽去参加工作队，到村寨给村民划分成分。可这里的村民怪：受过教育，了解外部情况的头人、土司都称自己是贫下中农。而真正的穷人又不肯承认自己穷，不愿意接受贫下中农成分。原因很简单，在他们看来：穷是和懒惰、笨拙连在一起。正是这最简单、最直观的态度让我产生了最早的反思—贫穷并不光荣。

关坪是大山区，至今还是保护区。我们刚来，每天晚上都可以听到野兽的嚎叫，四野回声。不知哪天李为民、高小青从小勐养带回一只狼狗，知青为它起名“虎子”。

虎子是一只母犬，血统高贵，它的父亲是371兵站的大“黑背”，有军籍、有口粮的军犬。可虎子个头不高，褐色的皮毛，黑亮的眼睛，一条大尾巴，只有两只耳朵继承了父亲的血统，又大又尖，挺直高耸。

虎子忠诚。在知青中最忠诚李为民。它是李为民从小勐养带回来的，平时也是李为民饲养照顾，紧跟在李为民左右。

虎子更是全体北京知青的宠物，吃饭时大家都抢着喂它，不惜喂猪油拌饭。我带它到关坪，只要是走进食馆，从来是待遇平等。

虎子聪明。那时的关坪，北京知青是个特殊群体，语言、作风、生活习惯与湖南籍、云南籍的老职工有很大不同。虎子分得清，只要是知青，不管是9队的还是10队的，虎子都欢迎。可对老职工不太客气，没有知青同意，它会挡道，大声咆哮。至今我也想不明白，它是怎么区分的？莫非也把自己当成“北京人”？

虎子能为知青做不少事。不仅看家，还能为知青传送东西。知青砍坝分在几面山上，有时需要送东西，都是虎子代劳。这山的人把东西绑在虎子身上，一声令下，虎子就会跑到那山找到知青，从不会错。

虎子的最大功劳是陪伴知青走路。从生产队到关坪场部，来回二十几公里，沿途密林覆盖，野兽出没。特别大崖口、小崖口，经常有大象、豹子，有了虎子安全很多。

关坪是知青和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那时寄取家信、邮件，拿报纸，买煤油、纸笔都要走关坪。我好动，胆子也大，经常独自带着虎子一同赶路。

一次挑着煤油，带着虎子从关坪返回，走到大崖口附近，路旁都是一人高的“飞机草”。我想着心事，忽然虎子靠在我身前不再前进，发出低沉的吼声。我正不知所以，对面草丛一阵响动，抬头看过去，十米开外，草丛中五只豺狗正死死盯着我，一身冷汗。也许僵持了几秒钟，我感觉过了半天。豺狗也许不屑和我为敌，转身向山上跑去，虎子竟然狂叫着追了上去，我一口气撒腿跑回生产队。事后很觉得对不起虎子。

后来不知什么时候虎子恋爱了，生下了四只小狗，两黑两白。分别取名大胖（白）、黑豹（黑）、雪狼（白）、英乌斯（黑），我和于志海收养了雪狼。这只小狗漂亮，大眼睛长睫毛，毛茸茸，浑身雪白没一根杂毛，很招人疼爱。可不久发现雪狼胆小，每次和别的小狗冲突，都是吓得躺在地上撒尿。结果没多久“雪狼”的名字就被人们忘掉，代之以“窝囊”的称呼，这一改，“窝囊”就更窝囊了。

于志海为“窝囊”不平，用猪油拌饭喂养（那是当时知青最好的吃食），可“窝囊”依旧不长。于志海曾跑到关坪食馆从厨房偷出几根猪肠子，为此还和食馆的人吵了一架，可“窝囊”依然窝囊。

“窝囊”不长，可很漂亮，一尺多长，白白的，在现在就是上等的宠物犬。分队后，虎子留在了十队，我和于志海分到了八队，“窝囊”就代替了虎子经常陪伴我走路。

“窝囊”懂事，总是很自觉地在我前面十几米处奔跑，夜晚不管天多黑，路多难，只要前面隐隐看到“窝囊”的身影，心里就踏实许多。

后来，虎子犯了“错误”，带领众儿女咬伤了场部的猪，邓副场长一定要知青杀狗。争执一通，终是胳膊拧不过大腿，“黑豹”被送回了371兵站，其它狗都“殉难”。

我从那时和狗建立了感情，后来养过很多狗，也有一只叫“虎子”。

都说中国已绝迹野生老虎，我知道这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当年不然，我在版纳密林中有过两次与老虎有关系的经历。

刚到十队。那时出工，要先向毛主席早请示。想不起准确日子，大约在68年12月底，清晨正在排队“早请示”。突然一只麂子冲进人群，大家还没反应过来，麂子竟然从人前逃走。正在惊奇，有人看见小河对岸坡上有两只老虎。那只可怜的麂子是被老虎追得走投无路才投奔人群。我们赶到河边，朦胧中两只老虎站在山坡，有百十米远，隔着一条河。也许老虎从没见过如此多的人群，很快在人群的呼喝声中隐去。

还有一次是在八队，1970年的春天。我们队的知青赵毅君突然惊慌失措地跑回来说见到老虎，在苗圃地。我们急忙拿着斧子赶过去，见苗圃棚下有一片野兽卧过的痕迹。那时不知道老虎已濒临灭绝，对遇到老虎不觉稀奇。

版纳猴子多，简直就是灾。每到秋天苞谷熟了都会有猴子来偷吃，因此对猴子的印象远比老虎清晰。版纳的猴子丑，丝毫没有动物园猴子的圆圆乎乎、皮毛光鲜。一次我在小崖口见到一群野猴，蹲在树上。两只离我很近，瘦得筋挑骨头，皮翻毛烂，体癣斑斑，尖瘦的脸，非常丑陋。它们看我是一个人，没逃跑，冲着我吼叫，就像密林中的一群小鬼。

版纳山溪中有鱼，当地老职工捉鱼不靠渔网，不靠垂钓，靠毛毛树皮。没听说过吧！这种树有一层一寸多厚的树皮，是由无数细小如针的细毛毛组成。这毛毛坚韧细密，不小心蹭到人的皮肤上奇痒无比，洗都洗不掉。毛毛树的毛毛不仅细小而且赋予张力，老职工用它来捕鱼。

捕鱼很简单，前一天傍晚把毛毛树皮投进河里，第二天一大早到下游三四里路的地方，河面就会浮出一片小鱼。原来毛毛到了河里，被鱼吸入，卡在腮上，呼吸不畅，用不了几小时鱼就浮出水面。每次都能捡回不少。

那时“胃缺肉”，不仅“竭泽而渔”，更盼望打猎。一次九队队长打了一只豺狗，知青吃了豺狗肉仍不过瘾，把豺狗的胃刨开，竟吃了胃里没消化的麂子肉。一段难忘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