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学母校是北京的人大附中。文革前，这里有一批神秘的学生。怎么神秘？入学不凭报考志愿，报考成绩，直接由中联部保送。后来我知道，这里有外派特工人员的子弟，有高层统战对象的子弟，最神奇有一批国际共运领袖的子弟。
我的同一年纪一班就有缅共领袖德钦丹东的女儿。事实上，我是文革中才知道，那时已经无密可保。我知道了缅共，知道了他们在中缅边境有根据地，知道他们正在走中共曾经走过的道路，留下深刻印象。
文革，乾坤颠倒。解放军三总部和院校，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我父亲所在部队，装甲兵司令部造反派掌权。司令员大将许光达竟被打死，天下大乱。我的老父亲，一个39年投奔八路，兢兢业业一生的老军人，无端受到冲击。
那年，我15岁。那是个血统论主导的年代，家庭出身成为每个人的身份标签，决定着每个人的政治命运。我以及我的一批同学、朋友几乎都是一夜之间失去了精神上的优越，不同程度被边缘化。想不通，急急报名上山下乡，离开北京。要知道，1968年11月，伟人还没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
临行前，和我的一批有类似经历的老同学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宣誓：“不争今日之长短，20年后见高低。”
到了边疆，北京形成的心里压迫还没舒缓，又卷入当地的派性斗争。正在此时，听说了缅甸共产党在滇西南瑞丽招兵，有不少插队知青报名参加，拿起枪为解放全人类战斗。
我们在一起议论，结果：一同到边疆的宋涛、孙和平、李为民、皮小明、周英勃和我，决定千里投军，去瑞丽参加缅共游击队。借钱，收拾衣物，换全国粮票，一通准备。其实那时，我们对缅共几乎是一无所知。
虽然都是中缅边境，可版纳对面是金三角，毒枭和国军残留部队的地盘。投奔缅共只能去瑞丽。可去瑞丽就要途经昆明。那个年头，走出边境不易。那时规定，离开边境，必须有边境通行证。况且一路有普文大桥、沅江大桥，都有部队把守。我们一没通行证，二没钱。唯一办法，沿途扒车，争取司机的同情，藏在车上混过去。人多不好混。我们六人到了思茅，决定分组行动。孙和平、李为民一组，皮小明、周英勃一组，我和宋涛一组，说定，到昆明在皮小明家聚齐。
真是一段难忘的经历。
记得在思茅，我和宋涛找了一对四川籍的司机师傅。当时抗美援越，很多内地车辆和司机征调到边疆。他们对知青小小年纪被发配边疆普遍同情。况且那时知青外逃并不新鲜。他们也没多问，知道我们要去昆明，让我们钻进了卡车大棚。
记得车上拉着满满的生胶片，我们就躺在装生胶片的麻袋上。
整整走了三天。白天车在山上盘旋，爆土扬灰，整个人就像个红土蛋。那时没钱，两毛钱、一斤粮票可以买五个馒头。饿了就啃点干馒头，渴了喝点生水。实在馋了，就往师傅跟前凑凑，打打师傅们的“秋风”，也就是蹭饭。晚上，没有边境通行证，不能住旅馆，也没钱住。就等到11点，乘服务员松懈，偷偷溜进旅馆。那时边疆旅馆都是大房间，十几张床，一晚四毛钱，不分男女。床上都有蚊帐，没蚊帐的就是空床，放下蚊帐就睡。遇到过桥，部队战士并不为难我们。知道是知情，也就睁一眼，闭一眼。就这样一路混，居然到了昆明。
记得两个老师傅对我很照顾，经常主动招呼我们下车跟他们吃饭。路过杨武，还带我泡温泉。那时人善，他们也是远离妻儿到边疆服役。他们告诉我，他们从四川来，到边疆开车收入高，每个月差不多可以有100元，两年一轮换。
到了昆明，很快聚齐。打听，去瑞丽不比从版纳回昆明。回昆明是往内地走，司机带人，没太大风险。去瑞丽不同，是往边境走，查的很严，也没人敢带。
找人想办法，搞通行证。通行证还没搞到，麻烦来了。皮小明的弟弟知道了我们的打算，泄露给了他的父亲。皮小明父亲是老革命，文革前的云南农垦局长。眼下云南农垦正酝酿改兵团，是现任的兵团领导。知道了我们的行踪，坚决反对。派人监督我们返回农场。这下好了，走不了，大家泄了气，只得回程。我借机北上回了北京。
千里投军就这样流了产，说起来过程很简单。可那时的心路历程无疑天翻地覆。后来很多年，我见到那时投奔缅共回国的知青。听他们说，过去了，人生地不熟，生活艰苦，斗争艰难，不少知青受伤、牺牲。后来文革结束，边民援缅政策取消，缅共接受招安。活下来的知青大都返回国内，可得不到承认。不仅缅共党籍不能转为中共党籍，连安排工作都难。最可悲，作战受伤的残疾人。
后来，有一次我去瑞丽，遇到一个曾在这里插队的天津知青。他告送我，他是六九届的，也是那时参加了缅共人民军。作战打散，当了俘虏，被一个山东籍的国军老兵收养。在仰光上了大学，还到美国深造。这些年到国内贩卖翡翠发了财，在天津、仰光、瑞丽有三个家。很是得意。
后来我从网上得知，缅共人民军是被国军滞留缅甸的军队打败，缅共投降了军政府。这是一段被遗忘的历史，回首往事，不尽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