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没斗争也得搞出点事。因为伟人教导：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
来到边疆，还没来得及熟悉环境，就陷入文革阶级斗争的漩涡。怎么会呢？那个年头，你不想斗争，可斗争会找上你，想躲都躲不成。
那时，北京的派性斗争已近尾声。大学天派、地派的对立，随着领袖人物蒯大富、聂元梓关进监狱，偃旗息鼓；中学四三，四四派的斗争，也随着上山下乡烟消云散。可边疆不同，斗争刚开始，而且是真刀真枪，如火如荼，更暴力，更血腥。
何谓“派性”斗争？当代的孩子已经搞不清。可我们那时绝不能含糊。到了农场，第一件事，每个人都得选边站队。
可知青来自北京，对当地并不熟悉。本能的亲近到北京接我们的“炮派”革委会主任，南下老干部朱玉祥。
我们到来，正赶上“中央文革”对云南阶级斗争表态，为“八派”平反。小勐养农场，以昆明老知青为主的“八派”开始夺权。“炮派”革委会成了“反动派”，老朱回到农场就被打倒。这下，北京知青几乎瞬间都有了“炮派”的背景，受到压抑。
随着插队日久，知青也在分化，不少人投靠当权派。为了表忠心，也发生过北京知青告密，“诬告一同来边疆的同学是”“516分子”。为此，新生的“八派”革委会，还组织人到北京外调。知青稀里糊涂卷进了当地的派性斗争。
派性斗争是文革的产物，历时十年之久。一些知青受到牵连。粉碎“四人帮”，“八派”的领袖又都被清算。1991年我回关坪，见到原“八派”革委会副主任李元茂。刑满释放，回到生产队，依然接受监督改造。30年过去，那个至今说不清的岁月，说不清的斗争。翻云覆雨，酿成了多少人间悲剧，牺牲了多少大好年华，呜呼！
边疆特殊，不仅有文革式的派性斗争。更深层，更尖锐的是地方派性。这里文革前掌权的多是南下的转业军人和技术干部。而更多的老职工是55年前后从湖南祁东、醴陵来的移民。加上当地云南人，版纳人，少数民族。语言不一，风俗不一，习惯不一，到了哪都是团团伙伙，说不清的利益勾连。
我所在的关坪八队不算家属，职工有200人左右，其中湖南人占60%，湖南人还分启东人，醴陵人。云南人占20%，也分为昆明下乡青年，版纳本地人，少数民族。其余还有四川人、贵州人，加上北京知青。盘根错节，矛盾重重。
知青来自北京，是个大团体，和兵团、总场、分场有着多方面的联系，并不把地方势力放在眼里。湖南人怒了，找茬！
一天，知青在门前吃饭，跑来几只鸡乱刨乱蹦，“小和尚”于志海拿了根小竹棍轰赶，也是巧了，打死了一只。事后于志海拿了两块钱找到鸡的主人赔偿。这本是很简单的事，赔偿在当时也不少。况且都是一个生产队的，又不是故意。
可那位“疯婆子”（外号）不依不饶。竟然追到知青的屋里又打又闹，吓得“小和尚”躲在蚊帐里。知青看着太不像话，一个大个女生给了“疯婆子”几拳，把她拉出屋。这下湖南人不干了。“疯婆子”的老公拿把猎枪打上门来，知青也拿起锄头砍刀。
消息传到场部，分场林登云场长坐着拖拉机赶来。老林，山东人，部队转业干部，连踢带骂制止了湖南人的骚动。这只是知青和地方势力斗争的一例，就发生在我所在的生产队。其实这种事例很多，在有知青的生产队，几乎都有和老职工的矛盾。只是随着时日的延长，慢慢平和。老职工能看出，知青对他们没有威胁，还有帮助。而且早晚得走。特别后来办学校，知青成了老职工子弟的教师，普遍受到尊重。
除了与地方势力对抗。知青内部也有对抗。随着上山下乡的潮流，一年以后又来了大批上海知青、四川知青、昆明知青。他们有一点相同，都是69届的，甚至更小。文革开始还是小学生。要知道，在青少年时期，20岁和15岁的成熟度差的很远。特别这是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几乎是看着打架斗殴长大，对动刀动枪，根本不当回事。
我记得，1969年11月，我带的北京69届知青回版纳。刚到景洪就与先期到达的四川知青干起来了。扎死了一个四川知青，那个杀人的北京知青被判了死刑。
我们关坪的北京知青也和上海知青打过架。那个时代知青之间打架是家常便饭，也是抱团，宣示实力的表现。
想想：一群孩子，正是该受教育的时候，却被无端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远离父母，发配到边疆。怎么能心气平和？打架也是心里郁闷的发泄。这是一代人的悲剧，一段无法忘却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