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信妈妈给我的电话，很快在一片灰暗的居民楼找到了董赞贤老人。老人正在门口等候，阴影下拄着拐杖，佝偻着身躯，轻风中微微颤抖。打过招呼才发现，老人走路已十分困难，手的骨关节已严重变形，她告诉我是常年类风湿病造成。老人已86岁，独自住在旧楼底层的一间公寓。她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都不在身边，老伴在文革中去世。
又是一个传奇老人：16岁时为了不做亡国奴，从天津法租界的家中出走。历经艰辛逃到大后方兰州。在兰州偶遇一个本家哥哥，在哥哥帮助下逃到重庆。考入国民政府中统局报务培训班，有了工作。她对我说，那时不懂国民党、共产党，谁抗日，谁接收就跟谁走。她们姐妹六人，先后走入抗日队伍，有的投奔了国民党，有的参加了共产党，因此铸就了完全不同的人生。
一个弱女子，参加抗日，历经坎坷。一句两句说不清。抗战胜利，嫁给一个从新加坡抗日回国的华侨。那批华侨为抗日，自己出钱买车自己开，来到大西南，在滇缅公路跑运输，报效国家。历史上称为“南洋机工”。她也因此来到昆明，一住就是60年，再也没有回过天津。
老人虽然手脚畸形，但精神健旺，头脑清醒，记忆出奇的好。她为我找出年轻时的照片：时新的发式，眉清目秀，已经很难和今日的形象挂钩。她告诉我，解放后投身重建国家的洪流。1958年大跃进，她一直都是没日没夜的工作。后来响应号召向组织交心，谈了十几岁曾在国民政府工作的往事，从此陷入没完没了的调查和追究。“我去抗日，不投奔政府投奔谁？共产党当时没找我，找我也会去。怎么就是罪过?”
老人十分哀怨，她把我当成了海外出生的侨胞。她告诉我，“我16岁追求进步，追求抗日反倒是一生蹉跎，在历次运动中受了无尽的羞辱。那些羞辱比日本人的羞辱还可怕，人格被彻底践踏。阶级斗争恐怖啊，老伴也折腾死了，太多的恐惧使我已不怕死了，只是不甘心，不甘心就这样屈辱地死去。我不死，我要熬着，熬到站不住，熬到生命结束，我就是要看看那些人的下场。”她一再说，那个残酷你不懂，你没经历过那些运动。
她气愤地说：如果当年当日本人的顺民，留在天津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灾难，不会一辈子困在落后闭塞的大西南。老人陷入自己的沉思，像是在自言自语。我不知怎么安慰她，我的到来原本是为给她带来些亲人的慰藉，没想到引起了她一系列的痛苦回忆。我想，她一定是太孤单，太缺少情感交流。一个人默默地活着，怎能不活在往日的记忆中？
我掏出随身携带的手机，给远在大洋彼岸的信伯伯、信妈妈通了电话。看到她们姊妹交谈，看到老人在面对亲人问候时表现出的坚强通达，我深深地释然。老人告诉我，不想让姐姐、姐夫知道她的苦难，她认真梳了头，换了衣服，让我给她拍了照。她说给姐姐、姐夫看看，我会很好地活着。
她要很好的活着，她有精神支撑，还有没实现的追求。
也许长期没人和她说话，也许我是个外人没有顾忌。她告诉我：抗战期间，她考入中统局电信培训班。和她的老师，一个20多岁的年轻长官有过一段曲折的恋情。看得出来，她对自己的老师倾心敬佩，对这段恋情精心呵护。她说，毕业时，老师向她表达了追求，可那时太小，只有17岁，周边又没有亲人。犹疑间错过了机会。然后是奔赴战场，音讯全无。抗战胜利迎来的是内战，然后再迎来的是身世浮沉，被战争卷到大西南，无穷无尽的阶级斗争。
她告诉我，她一直相信她的老师还活着，一直在寻找。后来从故人那里得知，老师到了台湾。她为他默默祝福。
苍天有眼，可怜这对苦命人。两岸通航，他的老师找到了大陆，找到了她。70年了，沧海桑田，他们都有了自己的儿孙。但他们都没忘记对方，一直在内心默默的守护。
他们相约，如果有一天苍天可怜见，能成全他们，再走到一起。她说，几年了，他们一直通信。老师移民新西兰，有了自己的农场，生活幸福。老师告诉她，坚强乐观的活着，等着他。
她一直在等候。
我的游记出版是2012年，我得知：那一年，他的老师驾鹤西去，她跟着走了。一个在南，一个在北，隔着半个地球。
这是一代人，虽然只比我们年长二三十岁，但心力路程几乎差着一个世纪。问题不在于曾经的牺牲、苦难，而在于不被理解，不被承认，陷入深深的委屈。我到今天为止的人生经历，很少接触这类老人。对他们既缺乏了解，也没资格安慰。他们太需要理解，太需要承认，太需要后辈的尊重。
可惜在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出于历史的恩怨，对这批老人仍没能给以明确的承认和关爱。他们为中华民族的生存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却因为中国的改朝换代成了真正的前朝遗民。这种“成王败寇”的时代痛苦，什么时候才能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