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聊，妻子刘彬燕记忆最深的是她的回流。
1971年，大规模的插队、插场告一段落。从那一刻起，回流就成了全体知青的共同诉求。那个年代，人们还没能力对这旷古未有的流放反思批判，还认识不到，城镇人口向边疆、农村的流动是对中国现代化的反动；青年放弃学业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对中华文化的摧残。
那时，大部分知青，上山下乡不是自愿，而是一种“势”的强迫。事实上从到边疆那一刻，知青就集体走上了返城的路，只是有的幸运，两三年就回到内地，更多的人用了十几年时间，极少数甚至用了二、三十年。我很幸运。1970年军委发布一号通令，军队老干部回乡安置，允许带一个子女，我回到山西太谷参军入伍。
最早回内地的知青，相当一部分是参军，随后有一部分随父母去“五七”干校，再往后有了招工，推荐工农兵学员，病退，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形成返城高潮。那时版纳知青有个顺口溜：北京知青靠父母（有势力，走后门），昆明知青靠大夫（地方亲情，病退证明），四川知青靠丈夫（无奈，只能靠嫁人离开边疆），上海知青靠政府（没人管）。
刘彬燕在那个年代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她的父亲是留美工程师，抗战胜利回国，解放初是二级教授。1958年划为“右派”。那个年代就是“管制对象”。况且她是投奔哥哥，来版纳既没档案，也没人事关系，那年头就是“盲流”，一般招工招生根本轮不到她。
可她有运气。
1971年她回内地探亲，返场时偶然机会，总场让她去景洪师部（那时已改生产建设兵团）送材料，正赶上昆明铁路局招工。
昆明铁路局原打算招自己的子女，非常巧，我们一个队的女生，和昆明铁路局子弟谈恋爱，内定招工。那年头，招工对知青就是天大的事。昆明铁路局招工消息传出，一时轰动。很多北京来的铁道部子先女闹了起来，兵团不好处理，决定一个不放。昆明铁路局招工人员着了急，决定不审档案，不看人事关系，是自己的子女接上就走。这一乱便宜了刘彬燕，被夹带到了昆明铁路局，开始了六年的跑车生涯。
我们一行到关坪的北京知青130多人，除了两个成家留在当地，在后来的5～11年中基本都返回了内地。那时知青为了办病退，送礼拉关系，吃锡纸做透视，有的甚至自残，有很多不堪的记忆。
知青形成返城高潮是1978年底到1979年初的事情。那时粉碎“四人帮”已经两年，内地已恢复高考，中国在动荡，版纳地火在燃烧。
先是1978年10月，景洪农场上海知青丁惠民带头起草《致邓副总理的公开信》,反映知青困难,表达返城要求。信件发出后,杳无音讯,有关人员还受到了农场领导的严厉批评。半个月后,他们又发出第二封信,依然无人问津。绝望中,知青愤然发起罢工,成立罢工委员会,波及河口、文山、临沧等垦区50多个农场，三万多知青。
正当其时，又发生上海女知青瞿灵仙难产致死事件。版纳知青召开“云南各农场知青联席会议”，发布《北上宣言》。成立赴京上访请愿团。云南省竭力劝阻。知青在昆明卧轨断路，表示不达目的死不罢休。进京知青代表受到副总理王震接见。
1979年1月，以农垦总局局长赵凡为首的调查组南下版纳.7千知青下跪，几百知青绝食，有的知青当面自残明志。调差组和知青哭作一团。此时，上海、北京及其它城市，发生了家长请愿游行。
人心难违，在赵凡和全体知青努力下，阻挡知青回城的闸门终于冲开。自此，“上山下乡”终止，华夏1600万子弟得以新生。老革命赵凡被誉为知青之父，版纳6万知青，28个赴京代表，丁慧民及他的战友青史留名！
据说那年春天，版纳刮了一场大风，风过后遍地的攀枝花，血一样的鲜红！
青春无悔。那是知青中少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呼声。
大多数来自底层的知青：插队既不是他们的自愿，回城也几乎无望。特别上海知青，相当一部分根本就不是城市户口，本就是郊区农民。有一部分被分到山区少数民族寨子里插队。没有出路，最赋予斗争。
很多年后我回顾这段经历，我一直在想，知青在那时与当地农工并没区别，可为什么对生活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追求？很多年后更多的人生历练告诉我：知青来自城市，他们曾有昨天，因此对明天有更多的憧憬，而当地农工只有现实，他们从没奢望过明天。
插队给了我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一个人生的视角，它留在了我的情感里，也许这就是它对我的全部意义。
《沁园春·回版纳》
满目青山，白雾袅袅，湿气绵绵。有热带雨林，藤繁树茂，英雄红花，岭上高悬。虫鸣鸟啼，风谙兽吼，蓬勃生态几纷繁。登高望，看高路飘飘，大江湍湍。
往事回首何堪？四十年人生始戍边。正少年立志，方钢血气，昼劳夜读，夕访晨炼。无权无钱，有爱有恨，酸甜苦辣全尝遍。终不悔，能快意人生，只缘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