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昆明，四野一层薄薄的清雾。坐在车上，眼前浮现的却是40年前11月21日的情景。那时文革高潮，派性对立，高音喇叭放着“八派”，“炮派”的战歌。我们来昆明已经三天，经常可以听见密集的枪声。昆明在武斗，知青有危险，到北京接知青的老朱着急。急匆匆安排车辆，11月21日清晨，带我们逃离了昆明。
昨天，老陈电话告诉我，他已将我们的行程通知了大渡岗农场，大渡岗正在等侯。40年了，知青还在人们的心中，还被历史记忆，我很感激。
40年前，1600万知青被文革裹挟，像一股大潮涤荡着中国大地。10年后，大潮悄然退去，留下了遍地疮痍。又是30年的磨洗，伤口已经愈合，可伤疤犹在。那不是哪个知青个人的不幸，而是一代人的悲剧。
前几天在北京有人告诉我：“上面”有精神，今年是上山下乡40周年，对此，不组织纪念，不组织文章，不组织活动，淡化处理。
我不知是否属实！更想不明白是什么用意？难道怕揭开历史的疮疤，怕引起人们的回忆？可不纪念难道历史就会被忘记？1600万人的生命颠覆就能够消声匿迹？插队已经成为历史，毕竟曾经的牺牲和苦难已经过去，这代人早已成熟，不会永远蘸着人生的苦难咀嚼自己。
40年风风雨雨，我们早已看清那场曾经的灾难不是什么“三种人”、“四人帮”、“五人帮”的问题，更不是一句“极左思潮”就可以蒙混过去。那是一个有着5000年农耕文化积淀，有着2000年专制传统的民族，在近代工商文明冲击下，完成文化转型遇的劫难。每一个中国人都自觉不自觉的参与。那是中国走向近代，一幕幕历史演绎的延续。
中国近代史，同时上演着悲剧和喜剧，互相抵牾，互相交替。曾经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并非没有圣洁的追求，悲壮的牺牲。只是深受传统的束缚，太深地打上了宗法文化、乌托邦革命的印记。问题不在历史的挫折，而在为什么我们总是重复过去？
我们付出了太多的牺牲才迎来半个世纪前的那场胜利。但巨大的胜利障住了掌权者的双眼，以致不能以批判的眼光展开一场真正的文化反思和人性解放。面对二战后涌起的民主大潮，掌权者选择了倒退。以“国家整体利益”为借口，掀起一次又一次扭曲人性的运动。牺牲着整个民族的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他们始终没有看清，批判国民性、改造传统，不可能靠乌托邦式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没有看清，强国崛起，不能靠理性设计和国家机器。暴力并不能更新文化，而强制的思想灌输只会事与愿违，导致历史倒退。
对历史，任何有意的掩盖，人为的淡化，只会使悲剧继续下去。要知道一个没有记忆的民族，一个没有历史自觉的民族，一个只顾眼前“摸着石头过河”的民族，是不会有前途的，也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往事并不如烟，当巴金老人提出建立“文化大革命纪念馆”的时候，当更多的人提出建立“肃反”、“反右” 、“大跃进”、“三年大饥荒”纪念馆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难道不是对国家民族的关爱和深深的忧虑。
要知道，40年前的那场浩劫，并没有完全过去。历史的惯性又在重复着。一位老人说的好：一百年过去，堂上坐着的仍是“老佛爷”，堂下跪着的仍是义和团。这该是多麽大的历史悲剧。
如今我们回来了，不全是恋旧，更多的是为了那段插队经历，那才是我们能够成为自己的源头。我们来了，而且是带着孩子来了，让他们也看看，让他们记住，当一个民族失去自觉、走向盲目时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会演绎出什么样的悲剧。
车沿着高速路奔跑。
40年前，从昆明到玉溪是一条沿滇池行走的土路。滇池浩淼，西山逶迤。那时，“农业学大寨”，不知动了哪根筋，省革委会要“围湖造田”。把个自然秀美，风光无限的滇池搞成了战天斗地的战场。那时滇池边，到处是红旗、标语，大喇叭喊着“战天斗地”。
那是个疯狂的年代，个人崇拜和精神万能烧得人们迷迷糊糊，以致有人提出，西山长发卧波的美女形象是修正主义，要把美女的鼻子炸平，滇池经受了千古未有的劫难。
如今的昆玉高速穿行在山区，过去要半天到的路，现在只需一小时。玉溪，那个曾经风光秀丽的古镇已成了现代都市，一个缩小的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