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了才知道，版纳基建容易，特别在关坪。这里虽是热带，但在半山，四季气候温和，植被丰茂，遍地建材。仅凭大山的供应，不需要任何现代材料，就能建设家园。
我们初到十队，老职工刚砍出一片平地，正在盖房。前几天，每天跟着队长老范走8公里进山参加基建。这里盖房简单：选好地，砍出一片地基，稍作规划。在规划好的地基上对称打出三排间距2～3米，直径20公分，深60～70公分的洞。洞里栽上木桩。中间一排高3米，两侧两排高2米，再把刮干净的树干按横向、纵向架在树桩顶上，用山藤撕出的绳子绑牢。横向的是樑，纵向的是檩，有了房屋的框架。然后，再到山里割棕叶。用竹片把撕好的棕叶固定成一排排两米多长的棕排，再把棕排顺序固定在屋脊的架子上，房顶落成。墙壁更简单，用山藤把木棍拴出四方格的架子，把稻草踩进红泥，捞出来搭在架子上，两面一抹就成了墙。盖房简单，家具也一样。床就是在地上栽6跟小木桩，木桩顶部用树棍捆成长方木框，再把毛竹砍成2米长的竹片，铺在木框上，盖些稻草就是床。茅屋有门框、窗框，有框无挡，只是个洞，挂块塑料布，鸟、兽、虫任意出入。这是真的，曾有眼镜蛇逛进老常、孙和平的房间。抓住了，养在盆里观赏。
后来，知青逐渐融入当地生活。向老工人学习木匠，不少知青为自己做了木制的桌椅板凳，做了衣柜、木箱。
排房四面通透，房间与房间只隔一道2米高的泥墙。2米以上一通到顶，传音非常好。我们那时经常躺在床上，几间屋子的人聊成一片。有时唱样板戏，“角”分在几间屋子，你唱我和，有板有眼，声振四方。
“小和尚”于志海会讲评书，讲起来，几间屋子的人聚精会神，经常有人插话纠正。我们在十队盖了三排茅屋，还盖了厕所、食堂。推出一片平地，安装了自制的篮球架，建成了一个简易的生产基地。到了雨季屋顶棕排会漏雨，就把塑料布搭在蚊帐上，弟兄们戏称：“玻璃房子水泥墙，蚊帐上有个养鱼塘。”
知青刚到生产队集中管理。
新建队，没有副食，既没菜地，也没养猪，粮食和蔬菜全靠到场部附近的村寨购买。那时知青每月口粮40斤，靠附近傣族村寨供应，主食糯米、包谷。伙食费有限，每人每月六元，买了主食所剩无几。就是这点有限的菜金也买不到蔬菜。不奇怪，少数民族不懂得种菜。
知青李舒山，做了我们第一任司务长，马文国、“小四眼”是炊事员。舒山很为难，每天到处张罗，有时骑车40公里到总场小勐养赶集，买些半生的木瓜、南瓜。实在买不到，只得上山砍竹笋，摘木耳、野菜。现在竹笋，北京叫“玉兰片”，木耳也是山珍。可那时既无油、也无调料。炒菜就是拿油擦擦锅，再撒一把盐，几个干辣椒，煮竹笋、木耳，吃着像嚼树棍。有时连木耳、竹笋也没有，就干脆剁点韭菜，放把盐巴煮一锅盐汤，就是菜，知青戏称“九（韭）菜一汤”。
创业初期，劳动量大，肚里没油水，出奇能吃。一顿饭一斤糙米都扛不住。定量不够，只能男女搭配。可副食解决不了，不少知青给家里写信。有条件的寄些猪油香肠，没条件的寄些酱油膏、醋精、咸菜。每当邮包来了，大家聚在一起，狼吞虎咽。
取邮包要到关坪邮局，来回16公里，很多包裹不等到生产队就已经分净吃光。那时，糙米饭放一勺猪油，撒点盐巴就是大餐，能有点酸腌菜就是佳肴，至今想起来还垂涎。
记得一次我和马卓新100多公里，扒车跑到思茅，27元钱买回一坛榨菜。就这点收获，也让大家兴奋了几天。
那时的关坪，有个七八张桌子的小食馆，为乘长途车进出版纳的旅客打尖。可每天只有一趟长途车，生意清淡。知青来了生意开始火爆。记得食馆只有两三个菜，酸菜腊肉、炒洋白菜，炒茄子，最贵4毛钱。走几十里山路，一口气吃两份甲菜一大碗糙米，那叫香。
平心而论，云南农垦的生活比到山西、陕西插队要好。每月有26元工资，2元边疆补助。知青无儿无女，无负担，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比起只比我们多5块钱，却要抚养儿女的老工人就是富翁，吃食馆从来不犯难。
那时的知青就像一群狼，凡能吃的什么都吃，不管是蛇、蜜蜂、鸡、狗、麂子、马鹿逮着什么吃什么。可野兽不好找，看到了猪食。那时刚养猪，没饲料，到附近寨子刨点红薯秧，捎带有点小红薯。猪食煮熟，把红薯块捞走。为了不引起领导注意，还编了暗语“打鸟”。连猪食都偷不到，就“精神会餐”。我当时不知为什么，特别想吃烤焦了的窝头片。也奇怪，尽管那时没油没菜，男生一个个干巴瘦，女生却大多胖了，都说关坪的水好，养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