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算又离开北京,不禁长出了一口气。
不知什么时候北京变了,变得越来越疏远,越来越陌生。小时候,不管是在山西上学还是在云南插队,每当临近北京,总会有一种按捺不住的激情。那时的北京对我不仅是首都,更是亲情和归属。
那时我熟悉的北京在姥姥家的胡同。那里有道古城墙,沧桑壮阔。城墙上残砖断瓦,长满酸枣,藏着蛐蛐、蝈蝈。那里有一座“井台”(其实是一个公用的水龙头,大家都这样称呼),围着两棵大槐树。春天,满树的槐花,飘着香甜;夏天,“吊死鬼”落在地上,蚂蚁拖动;秋天,一夜金风,残叶遍地;冬天,结满冰凌,孩子们兴奋的滑冰。
姥姥家有座小院,种着玫瑰、指甲花和秋菊。邻居们院内聚会,亲密祥和。那时礼数多,晚辈见了长辈都要请安,邻里间透着和气。大点的四合院儿,回廊花影,青缸鱼踪,透着安逸平和。那里有片湖面,叫“积水潭”,可以轻舟荡桨,柳下观鱼,可见远山晓月,万里星空。那时的北京,想起来就让人心疼。
后来插队,走南闯北,多年漂泊,又回到北京。那无限的情思,反到淡了。北京在变,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挤。数不清的高楼大厦,密麻麻单调划一;辨不明的环路,立交桥错落逶迤;奢靡的洗浴城、游乐园随处可见;车流弥漫着浓浓的浮华和戾气。那曾经的古老城墙,曾经的胡同静谧,曾经的回廊花影,曾经的安逸平和,曾经的长幼礼数的秩序······随着时间的脚步,越走越远。好像是突然降下的富贵,我与北京越来越疏离。
在温哥华生活了两个月,乍回北京又干又燥。最可怕沙尘暴:浮尘袭来,黄风呼啸。正赶上北京暖气停供,整得妻子刘彬燕感冒、拉肚、咳嗽、发烧。严重失音,话也说不出来。北京真是变了调。
北京在准备“奥运”,透着紧张兴奋。市政府要求7月20号外来人口撤回原籍,区政府就提前到6月20号,外地人已开始大规模撤离。志愿者在居委会督导下学习外语。每天传媒都在提醒,各项工程都在收紧工期。
南方的冰灾刚刚结束,台湾的大选才出消息,刚放下的一颗心又被西藏“3·14”事件提起。2008年的春天来得火爆,人们早已无心赏春,紧张中一股潜流下的焦急。
清晨5点,我、妻子刘彬燕、司机小耿开车走出北京,走向江南。即为这无法治愈的咳嗽,也为这无名的紧张,更为这即将逝去的春天。最终是因为:今年是“上山下乡”40周年,我们要在4月12日泼水节前,赶到西双版纳的插队故地。
40年前,毛伟人一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就把1600万既无知识(有40%的人只受了初中教育,30%的人只受了小学教育),很多也够不上青年(很多学生不到15岁)的城市孩子送到了农村和边疆的“广阔天地”。那是一个失去理智,情感也严重错位的年代。不断卷起的政治风暴荡涤着每一个人,我和妻子刘彬燕被卷到了西双版纳的密林。
一年前,我们就谋划着回去。我上一次回版纳已是17年前,刘彬燕离开版纳已经整整37年,我们的孩子还没有见过那片承载着苦难和思想启蒙的土地。和云南农垦局的朋友联系,4月12日泼水节赶到。提前12天出发,为的是沿途探望一下春天的湘西。那里不仅有张家界、凤凰古城,更有正在抗灾恢复生产的三湘大地。
走在路上,眼前的华北像一条无边的灰色长廊,昏暗阴郁。太阳无精打采地悬在头上。沿途的村庄,麦苗青青,杨柳飘絮,隐在灰白的雾霾里。
从国外回来经常听到这样的问话:“加拿大有什么好的?”想想还真说不清。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北京和上海,繁华和富丽早在一般的西方城市之上。百姓的生活,已然大大拉近了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但隐约间总感到还有很大距离,细想,其实就在这山、这水、这雾霾掩盖的天光。温哥华天蓝得让人眩晕,水清得令人眼醉,周边通通透透,心都觉着舒畅。
走进湖北,进入江南,污染在消褪。油菜花星星点点,逐渐连成条,结成片,终于在武汉附近汇出海潮一般的金黄大地。
一天时间,跨过长江,追上了久违的春天。夜宿小城咸宁。
《沁园春 追春》
江河回暖,大地蛰苏,一岁一度。奈困守楼城,烟尘渺渺,熙来攘往,生民碌碌。脂粉金花,功名利禄,脉脉生机无寻处。叹人心,纵春意无限,几人关注?
春光一泄难顾,携妻儿江南追春宿。看姹紫嫣红,桃酣柳醉。莺飞草长,黄花漫路。细雨流苏,清风送暖,大江上下春无数。情难禁,对良辰美景,把心托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