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革命，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宣传队。我们刚到关坪，知青中的一部分文艺骨干就被总场宣传队抽走，但这并没影响我们在关坪组建自己的宣传队。
知青到边疆，携带的乐器有限，一把手风琴，两只笛子，一副快板，一副锣鼓，几把口琴就是全部。但大家热情很高，编排了一系列节目。有“红卫兵到边疆”、“草原上的红卫兵”，还演出了样板戏折子戏。
记得郑双庆扮演赶大车的老大爷拉着一车红卫兵到边疆，一条白毛巾裹在头上，两撮白棉花粘在嘴上，非常好笑。“小黑胖子”郭贵祥在样板戏《红灯记》里扮鸠山，原本就黑胖诙谐，再把军装反穿在身上，十足的“日本鬼子”。王建平扮李玉和、李燕兴演李奶奶、王丽亚演李铁梅，折子戏，很受农场职工欢迎。张国宽平时说话有些结巴，可一打起快板，不仅打板的功夫了得，而且字正腔圆通顺流畅。常慧芳、马桂英是体院附中体操专业毕业，会翻筋斗，“小和尚”于志海也演技了得，每逢重要出场，龙腾虎跃，上下翻飞总能赢得掌声。
我们这支宣传队还真风光过两天，不仅到小勐养总场慰问过“民族支队”，而且还曾步行70余里到景诺坝山寨演出。一队人马走在山区的小路，背着乐器，相扶相助，一走一天。景诺坝的乡亲听说来了北京的红卫兵，纷纷赶来观看。至今想起，寨子里的南瓜、糙米、粑粑、香蕉，土戏台上耀眼的汽灯仍记忆深刻。
那时下工，持斧站在山腰，面对青山万里，忍不住总会吼它几嗓子。晚上知青经常围着火塘神侃，侃到情浓处，会唱起《外国民歌200首》中的歌曲。《喀秋莎》、《山楂树》、《含苞欲放的花》、《毕业歌》是那时经常唱的歌曲。
那是个扭曲的年代，但知青不缺乏激情。
刚到边疆，我们还没摆脱文化革命的阴影。
记得1968年12月22日的傍晚，我们从半导体收音机中得知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依照在北京的惯例，应该上街游行。
可往哪游呢？我们所在的蒙曼寨子山里，十公里范围内，只有深山、雨林，要走出大山，到关坪场部，来回得20多公里。山里，除了两个知青队，只有三公里外的“基建队”，那时叫八队，有120多个老工人及子弟。
“忠不忠看行动”，那时完全是一种偏执。当晚9点多，部分知青，拿出宣传队的锣鼓，打着手电，提着马灯，几十人的队伍，一路走向八队。那时游行是一种本能，可真走在黢黑寂静的山林，总觉得有些不对劲。到了八队，满想着会受到热烈的呼应，没想到老职工没有半导体收音机，根本不知道，都已经睡觉。被我们的锣鼓声惊起，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听我们宣讲最高指示，没有兴奋只有诧异。我们在八队空场上呼口号，没人响应。我第一次想到这种形式是否必要？
后来我发现，这里老职工太“落后”。不知道《5·16通知》，不知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不知道“二月兵变”，只知道毛主席。那时开会要呼口号，挥动红宝书，可老职工文盲多，没有红宝书。基建队的几个“高级别”木匠，在木牌上刻毛主席像，涂上红绿色彩，称为“忠字牌”。文革中开大会多，职工要走到场部开会。来回20多公里，拎着个“忠字牌”，花红柳绿，很有特色。
“忠字牌”有把柄，开会时拿在手里挥舞，走路累了还可以垫在路边，坐在上面休息。起初，感觉很不庄重。可你拎块牌子走20公里试试。很辛苦，很无聊，很沉重。
知青能人多，因为知青的到来，场部和各生产队树立了很多大批判专栏，增加了很多标语和漫画，为原本平和质朴的山区增加了不少战斗气息。
版纳和平解放，没经历土改，没划分成分。我们到版纳的第三年，搞“政治边防”。不少知青被抽去参加工作队，到村寨给村民划分成分。可这里的村民怪：受过教育，了解外部情况的头人、土司都称自己是贫下中农。而真正的穷人又不肯承认自己穷，不愿意接受贫下中农成分。原因很简单，在他们看来：穷是和懒惰、笨拙连在一起。正是这最简单、最直观的态度让我产生了最早的反思—贫穷并不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