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点，穿过一条3190米的隧道，走进下关。
下关市，滇西重镇，30万人口。距离大理古城15公里，是大理州、大理市政府所在地。
大理市政府设在大理古城15公里外，听着是不是有点奇怪！最难得，这个规划决策始于1955年。
那又如何？
解放初期，百废待兴。新生政权，雄心勃勃。破旧立新是那时的追求。当此关头能做到：重建新城，发展经济。保留古城，留下历史，岂不是大智大勇！
我不知那时，主持这一规划的是何人？也不知在执行中遇到过什么阻拦。总之，我在30年的时间里三次来过这里，尽管大理城的保护存在各种问题，也差强人意。但因为这个规划，把行政、经济、文化的功能从古城剥离了出去，大理城得以完整地保留。为今天的旅游经济打下了基础。
一个城市规划值得如此褒奖？太值得了！因为北京。同一时期，那些主政北京的人没有云南人的智慧。
我小的时候，北京的建设也曾出现过这种大智慧。那时有一种传说，在京西建新城，老北京城保留。那时北京西部公主坟以西就叫“新北京”。可惜，这个称呼没能继续下去。
1949年傅作义将军，为了保护古城，不使北京毁于战火，毅然率部起义。可这大慈大悲，大智大勇终归没能感化愚昧。北京八百年的古城，中华文化的瑰宝，没有毁于战火，却毁于“全盘苏化”的理想追求。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为保留北京古城大声疾呼。林徽因曾对彭真说：五十年后，你们会为拆毁古城后悔。
五十多年过去了，没人作过自我批评，没人承担这份责任，掌权者永远不会有错。
穿过下关，走入怒江干热河谷。这里陡峭，两侧高山几乎垂直壁立。高速路只能错台而筑。单行道，右行道高，左行道低，像两条并行的台阶。车辆分两层相向而驶，向下是奔腾咆哮的怒江。
离高速路不远，有更险峻的滇缅公路遗迹。
1935年，蒋介石政府已经看出，中日终有一战。战端一起，中国军队很难守住东南沿海和内陆平原，战争必将持久。退守西南，以空间换取时间，是抗战的必然选择。为长远计，当时云南省主席龙云提出修筑滇缅公路。经政府筹划，1937年底，国民政府正式组织施工。
当时沿路抽调民工，集20万人。因为青壮男人多已走上前线，筑路大军主要由老人、妇女、儿童组成。历时近一年，不分昼夜施工，死伤无数。1938年8月通车，东起昆明，西至中缅边境畹町，与仰光公路接通，全长963公里。
为了确保战时物资运输，陈嘉庚先生动员南洋华侨，捐钱、捐车。组织了3000华工，参与滇缅公路运输，那时叫南洋机工。抗战八年，他们前赴后继，不舍昼夜的在这大山区运输，支援前线抗战。八年下来，1000多人牺牲，确保了抗日生命线的畅通。我的朋友昆明知青唐幼文，是南洋机工子弟。他的老父亲是南洋机工的领袖。100岁了，依然健旺。我们这次来，他告诉我，老人有统计，到现在，全世界健在的南洋机工还有12人，国内7人，国外5人。我在昆明遇见的董赞贤老人的丈夫也曾经是这支运输大军的一员。
抗战期间，日军一度占领滇西腾冲，攻到怒江峡谷。中国军队依靠这条公路英勇阻击。再后来的远征军大反攻，这条公路也发挥了重大作用。这里的山水，这条残存的滇缅公路，是大后方人民不屈的见证，他们为保卫大中华立下了不世之功。
值得庆幸的是，抗战胜利60年，高速路已修到保山，连接缅甸已为时不远。这条大动脉，不仅使中国在印度洋有了出海口，而且避开了中东石油到中国必须经过的马六甲海峡，为中国的战略安全增加了保障。今非昔比，往日已矣，我们可以告慰南洋机工，告慰修筑滇缅公路的前辈英烈。
18点赶到怒江东风桥，安顿下和小耿来到江边。
江边有“二九”餐馆，一家傣族姐弟经营。弟弟就叫“二九”，听他说：家里除了餐馆，还有果园、菜地。种了很多荔枝、白枣，龙眼，生活过得不错。他说，感谢政府，这几年开展旅游，生意红火，挣了不少钱。可他不理解，为什么要把傣族的泼水节推迟到5月初和景波族的“木脑节”一同过。
这里是德宏傣族、景波族自治州。也许是为了旅游，当地政府把两个民族的节日和二为一。我刚从版纳归来，那里已经过了泼水节，这里还没过。难怪“二九”恼火。他说“都是你们大汉族闹的。”
“二九”在卖虎头鱼，胖头胖脑，无鳞，金色的肉，140元一斤。他告诉我，“这种鱼是怒江这一江段的特产，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我们这最便宜，腾冲要250元。”我问他，你知道是保护动物为什么还卖？没人管吗？他说，这一条江都在卖。从来就是这样。保护是这几年的事情。公家管不过来。
想想，其实中国的事情很难说清。从官场到民间，说和做一向是分离的。西方人的道德源自基督教，是敬畏上帝的 “罪感道德”，是面对上帝的自律。中国人不然，没有宗教。道德自律是人对人的监督，是世俗文化的“耻感道德“。只要不被人知道，不丢“面子”，道德就没有约束力。保护动物自然只是说说。问题不在于言行不一，而是言行不一已渗入单纯淳朴的傣族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