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云南走笔

4月10日

清晨的昆明，一层淡淡的雾气。坐在车上，眼前浮现的却是1968年11月21日的记忆。文革高潮，门派林立，高音喇叭喊着“八派”，“炮派”的战歌，声嘶力竭的互相攻击。我们已经来到昆明三天，时不时可以听见枪声密集。昆明在武斗，到北京接知青的老朱着急。安排车辆，急匆匆向西双版纳走去。

昨天，老陈电话告诉我，他已将我们的行程通知了大渡岗农场，大渡岗正在等我们。40年了，知青还在人们的记忆里，还被历史承认着，我很感激。

40年前，1600万知青像一股大潮涤荡着中国大地。10年后，这股大潮悄然退去，留下了遍地疮痍。经过30年的磨洗，伤口已经痊愈，可伤痕犹在。那不是哪个知青个人的不幸，而是一代人历经磨难的时代悲剧。

前几天在北京有人告诉我：“上面”有精神，今年是上山下乡40周年，对此，不组织纪念，不组织文章，不组织活动，淡化处理。

我不知道这是否属实？更想不明白是什么用意？难道怕揭开历史的疮疤引起人们的回忆？怕这曾经的创痛引起社会的思虑？可不纪念难道历史就会被忘记？1600万人的生命颠覆就能够消声灭迹？插队已经成为历史，毕竟曾经的牺牲和苦难已经过去，这代人早已成熟，不会永远蘸着人生的苦难咀嚼自己。

30年风风雨雨，我们早已看清那场曾经的灾难不是什么“四人帮”、“五人帮”、“三种人”的问题，更不是一句“极左思潮”就可以蒙混过去。那是一个有着5000年农耕文化积淀，有着2000年专制传统的民族，在近代工商文明冲击下，完成文化转型，不断探索，不断选择的历程。 每一个中国人自觉不自觉都做了参与。那是中国反传统，求革新的一幕幕历史演绎的延续。

中国近代史同时上演着悲剧和喜剧，互相抵牾，互相交替。曾经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并非没有圣洁的追求，悲壮的牺牲，超常的努力。只因深受传统和现实的制约，太深地打上了宗法文化、乌托邦革命的印记。问题不在历史的挫折，而是为什么总在重复过去？

我们付出了太多的牺牲才迎来半个世纪前的那场胜利，但巨大的胜利障住了一个民族的双眼，以致没有能力正视自己的历史，不能以批判的眼光展开一场真正的文化反思和人性解放。在沉重的文化压抑面前，我们或者选择“伦理纲常”，以“国家整体利益”为口实牺牲着自由思想和人格的独立；或者选择“不断革命”，以“阶级斗争”为号召掀起一次又一次运动，造成人性的扭曲。我们始终没有看清：对传统的批判和国民性的改造，不可能靠乌托邦式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始终没有看清，现代化的民主制度和法治秩序，不能靠简单的理性设计和国家机器。领袖、党派、暴力并不能随意文化的更新，而强制的思想灌输只会导致我们这个老大民族失去活力。

而有意的掩盖，人为制造的淡化，只会使悲剧继续下去，要知道一个没有记忆的民族，一个没有历史自觉的民族，一个只顾眼前，只顾满足物欲的民族是不会有前途的，也不可能在世界自立。

往事并不如烟，当巴金老人临终提出建立“文化大革命纪念馆”的时候，当更多的人提出建立“肃反”、“反右” 、“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纪念馆的时候，当“天安门母亲”提出还“六四”以真相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难道不是对国家民族的关爱和深深的忧虑？

40年前的那场灾难，成全了我们这一代人终生的批判反思，不离不弃。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才是当代思想解放的真正动因。如今我们又回来了，不全是恋旧，更多的是为了那段插队经历，那才是我们能够成为自己的源头。我们来了，而且是带着孩子来了，让他们也看看，让他们记住，当一个民族失去自觉、走向盲目时会有什么样的自杀行为，会有什么样的历史悲剧。

车沿着高速路奔跑。

40年前，从昆明到玉溪是一条沿滇池行走的土道。一路走来，西山逶迤，滇池浩淼。那时，“农业学大寨”，不知动了哪根筋，省革委会要“围湖造田”，把个自然秀美，风光无限的滇池搞成了战天斗地的战场。那时滇池边，到处是红旗、标语，大喇叭喊着“战天斗地”。

那是个疯狂的年代，个人崇拜和精神万能烧得人们迷迷糊糊，以致有人提出，西山长发卧波的美女形象是修正主义，要把美女的鼻子炸平，滇池经受了千古未有的劫难。

如今的昆玉高速穿行在山区，过去要半天到的路，现在只需一小时。玉溪———那个曾经风光秀丽的古镇已成了现代都市，一个缩小的昆明。

穿过玉溪，前面是杨武。40年前，我们离开昆明，第一天就住在这里。那时的杨武不过是山区一个小镇，我们140人的队伍，临时住在小学校，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学校旁边的一处天然温泉。

一道斜坡，一座小丘，一个露天的大池子，弥漫着水气蒸腾。至今我还记得那滑腻的泉水，刺鼻的硫磺味，泡在泉水中满身满头的红土和一身的疲倦一扫而空。

四天四夜火车的颠簸还没消褪，又颠簸在滇东南的公路。同行的伙伴，不少人是第一次远离父母，前程渺茫，夜晚可以听到低低的哭声。那年我17岁，加入这场旷古未有大迁徙的还有年龄更小的知青。

我从小随军，幼儿园、小学都是住校。习惯了远离父母，天涯漂泊。记得那天，躺在温泉对着满天的星斗。那天真远，星星真亮。我清楚，过去的生活已留在了星空的北方，从这里向南开始的将是人生的流放。我想起七天前火车开动的时刻，妈妈孤立的身影陷在无数妈妈的人海中。那是个骨肉分离，撕心裂肺的时刻，可人们不敢大声哭泣。我记得妈妈凌乱的发丝，无助地挥手，大喇叭播放着上山下乡的歌曲。

走进哀牢山，植被越发的浓郁。高架桥连着隧道，隧道又连着高架桥，路几乎是凌空而去。40年前，哀牢山，山高路险，云腾雾暗，路面满布红色胶泥。残破的路面，颠簸得让人坐不住，无数次把我们抛起。记得我和常立坐在最后一排，相靠相依。那车走走停停，十分缓慢。从杨武到沅江，现在只需3小时的路，那时走了整整一天。

哀牢山变了，曾经的原始雨林，乌乌泱泱无边无际。现在丛密的芭蕉林围着寨墙，梯田层层，清亮的水渠。公路不再寂寞，路边农家乐的广告牌林立。

我们在山顶打尖，走进一户农家自营的食馆。40年前，没有私营经济。有限的几个食馆都设在非常重要的路段。那时吃饭要粮票，就是大一点的食馆也就两三个菜。很难吃到新鲜肉，新鲜蔬菜也少。甲菜也不过几片腊肉。印象最深的甲菜是酸腌菜炒腊肉。

现今的食馆，干净整洁，菜肴也新奇，这里在吃“花”———有芭蕉花、黄花、英雄花，还有很多叫不上名字的野花。经清水浸泡，炒出来含在嘴中，滑润中满口清香。酸菜也新奇，不是当年的酸腌菜，而是把嫩竹笋用淘米水腌制发酵，洗净了用肉爆炒，酸中有辣，脆嫩爽口，那个鲜美，那个地道。几十年不见，当年没人稀罕的竹笋、野花竟然已被标榜为传统、特产。

15点30车到普洱，再一次走进那个千年古镇。

历史上因为西双版纳的茶叶在这里集中销售，被冠以“普洱茶”的名称，普洱也随着马帮和茶叶走进千家万户。

40年前，一片平坝，一条土路，数不清的黑瓦砖墙，茅屋棚户。这里也在文革，墙上有大标语，但远没昆明的热烈。水牛、鸡犬、黑猪在街上悠游。那时的普洱人大都是左饪盘扣，我感觉像电影《武训传》里的情景。那时还能看到马帮，十数匹马同行，驮着大块的盐巴、黑糖、茶叶，悠悠的铃声。赶马人黑衣黑裤，黑布缠头。时间在山路上，沉荡荡，慢腾腾。

那时的普洱茶对我们来讲不过是很普通的大叶茶，到处可见。 制作工艺也很简单，没什么值得炫耀。更没听说过，茶叶放得越久越值钱。

这几年不知出了什么邪？普洱茶炒作得沸沸扬扬。普洱茶本就是发酵茶，随着存放时间的延长，发酵会更充分，这原本不是秘密，可一炒作变成放得时间越久越珍贵。去年，竟然有马帮进京，一块1968年制作的四两茶饼，拍卖价高达20万。这股炒作风不仅影响云南，甚至影响到了远在大洋彼岸的温哥华。

最让我不可思议，普洱茶名声大振，普洱的名称有了超常的含金量，一个小县不能承担！这座千年古镇失去了名称，改回清代旧名称“宁洱县”。“普洱”让给了地区首府思茅，思茅更名“普洱市”。

不知什么时候改名成了一种时髦。2004年我到滇北旅游，好端端的茶马古道上的古镇中甸，一夜之间改名香格里拉，有了西洋的味道。思茅不知有什么不好？原本就是著名的滇东南边城，40年前西双版纳也归其统属，怎么一下就成了普洱？难道只因为茶叶的热销？

16点50走进思茅，不敢认了。宽阔的广场，簇新的小区，繁华的商厦，整齐的街道。这里已是一座有30万城市人口的现代都市。40年前，那个5万人口不到的老城已然飘渺。

40年前，这里有数的几座国营商店，一条铺着碎石的大道。大街上人口很少，最显眼的是军人。那时正值“抗美援越”，出国部队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越南军服，这里是抗美援越的后方基地。

走进思茅和妻子刘彬燕谈起当年的印象，有一件事印象深刻。正是文化大革命高潮，云南极左思潮泛滥，（对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已成规范，吃饭前要跳“忠子舞”。

在家里吃饭无所谓，跳不跳没人知道，麻烦的是外出。每到饭点，来吃饭的客人要排队在餐馆门口由服务员带着跳舞，然后才能吃饭。现在的青年也许觉得可笑，那时在边疆“忠不忠看行动”，绝不可少。出国部队从老挝回国，一般第一站都到这里，可刚从前线回来的战士怎么会跳“忠子舞”？可又不能不跳。于是只好由部队首长把部队按编制列队，由服务员领跳。跳舞岂是一看就可以学会，结果大街上就出现了成百的军人随着“敬爱的毛主席”的旋律伸胳膊动腿“群雄乱舞”。那时出国部队多，一来就是一个车队，街面上跳不开，要排队。一队跳完了进食馆吃饭，下一队又在街边跳起，这奇特的景象至今印象深刻。

思茅只是路过，18点20走上思小（思茅到小勐养）高速路，20分钟穿过普文大桥，走进西双版纳。

又见版纳，还是那漫无边际的青山，还是那层层攀升的梯田；还是那飘荡游离的浮云，还是那孤傲挺拔的云杉，还是那竹林围绕的山寨，还是那奔流跳跃的山泉，还是那略带苦涩的清风，还是那晚霞夕照一片灿烂。40年了，版纳依然，只有眼前的高速路穿行在这百里生态长廊，把往日的记忆连成串。

我是军人家庭的孩子，从小随军漂泊，在我的概念里，哪里有妈妈哪里就是家。

1968年11月14日12点05分，每一个关坪知青都会记住的时刻。从那一刻起，我们离开了妈妈，离开了家，130个北京知青结伴走向云南西双版纳。

深秋的北京，寒风裹挟着大地，送行的人流挤满站台，喇叭里播着激越的歌曲。火车缓缓的启动，刚才还谆谆嘱托满脸关切的家长霎时严肃起来，很快车上车下哭声一片。很多年后，我理解了那就是背井离乡，那就是骨肉分离。后来我知道，有些知青没有亲人送行，有些知青是背着家长出走，有些知青身上只装着几块钱。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那个时代的召唤，但当这召唤降临到每个人的头上，更多的却是忐忑不安。 一天的火车到了武汉，住了一夜，又是三天三夜的火车到了昆明，我们仿佛到了天边。 离开昆明在滇南的红土“扬灰”路上又走了四天，大家都已精疲力倦。我们被告知，前面就是关坪，大家都瞪大了眼。

拐过一个山脚，三排灰色的平房围出一座场院，门口飘着彩旗，一队欢迎的人群，一片锣鼓声，我们到了终点。 这里就是关坪，据说周总理曾经视察过这里的橡胶园。

这里没有交通方便四通八达，没有招工时承诺的现代化。只有一个不到十间房的小旅店，不到十张桌子的小餐馆，一个人照顾的小商店。关坪农场8个生产队只有一台发电机，一部电话，还经常没电。

这里有一片青山，有满山的雨林和稀稀疏疏的胶林梯田。这里有一条长长的谷地，一条山溪沿着谷底蜿蜒，半山的青云覆盖着茂密的茅草，一块待开垦的家园。

我们被迎进场部，这里有一座简单的戏台，欢迎的标语高悬。一圈黑瓦平房，房后茅屋一片。这是我第一次走进茅草屋，树干的框架，竹排的墙壁，红土铺地，茅草盖顶。四围通通透透，缕缕炊烟。

这里是场部食堂，门口一个单杠，挂着一只硕大的马鹿，炊事员正在剥皮。他告诉我们，场部为欢迎知青，打了一只马鹿，煮了一大锅这里的特产，紫糯米饭。

知青人多，场部会议室装不下，大家在院子里寒暄。为欢迎知青，老朱把总场宣传队调来关坪。他们为我们端茶倒水，送上毛巾、水果、香烟。看得出来，他们很高兴，很关心，努力的和我们交流。场院大门外站满好奇的农场青年。

那时知青以学校为单位，大多并不熟悉。年龄也分为高中、初中、甚至小学，差的很远。大家在快速的相互了解，相互关照。因为隐隐知道，从此，一个相依为命的特殊群体走进这大山。

新奇，兴奋、不安；说不清的体验。晚上知青临时拼凑了一些节目和总场宣传队联欢。那是一台欢呼上山下乡，欢呼文化革命的节目。只记得张小红、川玲的独唱，老常、和尚的“小翻”。

当晚我们被安排在邻场部最近的一队，打地铺，十几个人一间。我们被告知，知青整体分为两个队，新队正在建设，离场部还有八公里。我们来关坪的第一件事：为自己基建。

那晚我听到有人轻声呜咽，也许是想家，也许是因为农场比想象差距太远。我还记得，第一夜的天清亮亮的，大家都很兴奋。我知道这里就是我们的新家，新生活的起点。

2，茅 屋

版纳容易生活，特别在关坪。这里虽是热带，但在山区，四季气候温和。大山，植被丰富，遍地建材，盖房容易简单。

我们初到十队，茅屋还没建，每天跟着队长老范走8公里进山。这里盖房简单：选好地，砍出一片地基，稍作规划。在规划好的地基上对称打出三排间距2～3米，直径20公分，深60～70公分的洞。洞里栽上木桩，中间一排高3米，两侧两排高2米，再把刮干净的树干按横向纵向架在树桩顶上，用山藤撕出的绳子捆紧，横向的是樑，纵向的是檩。—— 有了房屋的框架，再到山里割棕叶。用竹片把撕好的棕叶固定成一排排两米多长的棕排，再把棕排顺序固定在屋脊的架子上，房顶落成。墙壁更简单，用山藤把木棍拴出四方格的架子，把稻草踩进红泥，捞出来搭在架子上，两面一抹就成了墙。盖房简单，家具也一样。床就是在地上栽6跟小木桩，木桩顶部用树棍捆成长方木框，再把毛竹砍成2米长的竹片，铺在木框上，盖些稻草就是床。茅屋有门框、窗框，有框无档，只是个洞，挂块塑料布，鸟、兽、虫任意出入。这是真的，曾有眼镜蛇逛进老常、孙和平的房间。抓住了，养在盆里观赏。

后来，知青逐渐融入当地生活。向老工人学做木匠，不少知青为自己做了木制的桌椅板凳，做了衣柜、木箱。

排房四面通透，房间与房间只隔一道2米高的泥墙。2米以上一通到顶，传音非常好。我们那时经常躺在床上，几间屋子的人聊成一片。有时唱样板戏，“角”分在几间屋子，你唱我和，有板有眼，声振四方。

“小和尚”会讲评书《小五义》，讲起来，几间屋子的人聚精会神，经常有人插话纠正。 我们在十队盖了三排茅屋，还盖了厕所、食堂。推出一片平地，安装了自制的篮球架，建成了一个简易的生产基地。 到了雨季屋顶棕排会漏雨，就把塑料布搭在蚊帐上，弟兄们戏称：“玻璃房子水泥墙，蚊帐上有个养鱼塘。”

什么是砍坝？在版纳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就是把成片的原始雨林砍倒烧掉，腾出地种经济作物。

西双版纳有中国大陆仅存的热带雨林，生活着无穷无尽的珍贵物种。遗憾的是，它的科学价值和经济价值不被时代认可。尽管这里的小勐仑有民国时期植物学家蔡希陶创办的中国第一个热带植物园。尽管蔡希陶也曾为保护这仅存的热带雨林大声呼唤。可那个时代，谁在乎科学家的呼声！法制、科学、理性、哪抵抗的了人定胜天的激情。

新生政权急于向深山要财富，于是大规模移民，大规模砍伐，大规模种植橡胶、热带水果等经济作物。版纳的雨林开始了劫难。

我们来之前，1950～1960年代国家已在有计划地从湖南启东、醴陵，滇中昆明、墨江等地向这里大批移民，而且安置了大批复员转业军人。十几年的努力，已经有了十个大型国营农场，开垦了几十万亩橡胶林，茶园。

有了前辈的榜样和带领，知青有了高涨的砍坝热情。

为了抢时间，那时的知青经常搞大会战，队与队，班组与班组竞争。高潮时，一人平均一天能砍倒近一亩山地的雨林。 砍坝，男知青一般持大斧，专砍大树，有的树几个人抱不拢。女知青用砍刀砍小树、涮草。每天出工前大家把斧子、砍刀磨得飞快，扎紧袖口裤脚，防止蚊虫叮咬。

来到坡前，一路向上砍，一时草伏树倒。这里雨林茂密，大树拥挤着向上窜，一棵一棵砍效率低，知青发明了“连锁反应’”。

所谓“连锁反应”，就是对几乍粗的树不一次放倒。而是节省劳力，砍一半就继续往上砍，一直砍到山顶。再找最粗的大树，选好方向，砍到大树快倒，喊人上山。大树倒下，一棵压两棵，两棵压四棵，很快就形成一片下倒的树浪，山谷轰鸣。有时为了制造效应，几个班组一同放树，一面坡的雨林倒下，声浪持续十几分钟，山摇地动。

树砍倒要晒，晒到来年5月旱季结束前。然后是清理出防火隔离带，几个地点同时点火。大火烧得轰轰烈烈，漫天黑烟。那时的夜晚，十几里路外的山坡几条汹汹的火线，沿着原始雨林蔓延，烧红了半边天。

我记得老职工告诉我，那里有很多珍贵树种，花梨木、酸枝、椿树、黄菠萝，据说也有紫檀，最多的是橡树。 更别提还有说不清的动物昆虫。现在想起来，那片中国唯一的大陆热带雨林就是从那时走向自己的末路。

知青刚到生产队集中管理。

新建队，没有副食基地，既没种菜，也没养猪，粮食和蔬菜全靠到场部附近的村寨购买。那时知青口粮每月40斤，并不少，基本供应靠附近村寨的糯米、包谷。那时，伙食费有限，每人每月六元，买了主食所剩无几。就是这点有限的钱也买不到菜。

知青李舒山做了我们第一任司务长，马文国、“小四眼”是炊事员。舒山很为难，每天到处张罗，有时骑车40公里到总场小勐养赶集，买些半生的木瓜、南瓜。实在买不到，只得上山采摘些竹笋，木耳、野菜。现在竹笋在北京叫“玉兰片”，木耳也是山珍。可那时既无油、也无调料，一把盐巴，几个干辣椒煮竹笋、木耳，吃着像嚼树棍。有时买不到菜，用油擦擦锅，炝些辣椒、剁点韭菜，放把盐巴煮一锅水就是菜，知青戏称“九（韭）菜一汤”。

创业初期，劳动量大，肚里没油水，出奇的能吃。一顿饭一斤糙米都打不住。定量不够，只能男女搭配。可副食解决不了，不少知青给家里写信。有条件的寄些猪油香肠，没条件的寄些酱油膏、醋精、咸菜。每当邮包来了，大家聚在一起，狼吞虎咽。

取邮包要到关坪邮局，来回16公里，很多包裹不等到生产队就已经报销。那时，糙米饭放一勺猪油，撒点盐巴就是大菜，能有点酸腌菜就是天堂，至今想起来还垂涎。

记得一次我和马卓新100多公里，扒车到思茅，只为27元钱买回一坛榨菜。就这点收获，让大家兴奋了几天。

那时的关坪，有个七八张桌子的小食馆，为乘长途车进出版纳的旅客打尖。可每天只有一趟长途车，生意清淡。知青来了生意开始火爆。记得食馆只有两三个菜，酸菜腊肉、炒洋白菜，炒茄子，最贵4毛钱，一口气吃两份菜一大碗米饭，那叫香。

平心而论，云南农垦的生活比到山西、陕西插队要好。每月有26元工资，2元边疆补助。知青无儿无女，无负担，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比起只比我们多5块钱，却要抚养儿女的老工人就是富翁，吃食馆从来不犯难。

那时的知青就像一群狼，凡能吃的什么都吃，不管是蛇、蜜蜂、鸡、狗、麂子、马鹿逮着什么吃什么。可野兽不好找，看到了猪食。那时刚养猪，没饲料，到附近寨子刨点红薯秧，捎带有点小红薯。猪食煮熟，把红薯块捞走。为了不引起领导注意，还编了暗语~“打鸟”。连猪食都偷不到，就“精神会餐”。我当时不知为什么，特别想吃烤焦了的窝头片。也奇怪，尽管那时没油没菜，男生瘦得精干巴，不少女生却都胖了，都说关坪的水养女人。

 6 宣传队

文化革命，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宣传队。我们刚到关坪，知青中的一部分文艺骨干就被抽调到了总场，但这并没影响我们在关坪组建自己的宣传队。

知青到边疆，携带的乐器有限，一把手风琴，两只笛子，一副快板，一副锣鼓，几把口琴就是全部装备。但大家热情很高，编排了一系列节目。有“红卫兵到边疆”“草原上的红卫兵”，还演出了样板戏的折子戏。

记得郑双庆扮演赶大车的老大爷拉着一车红卫兵到边疆，一条白毛巾裹在头上，两撮白棉花粘在嘴上非常好笑。“小黑胖子”郭贵祥在样板戏《红灯记》里扮鸠山，原本就黑胖诙谐，再把军装反穿在身上，十足的“日本鬼子”。王建平扮李玉和、李燕兴演李奶奶、王丽亚的李铁梅，一段折子戏，很受农场职工欢迎。张国宽平时说话有些结巴，可一说起快板，不仅打板的功夫了得，而且字正腔圆通顺流畅。常慧芳、马桂英、“小和尚”会翻筋斗，每逢重要出场，龙腾虎跃，上下翻飞总能赢得鼓掌。

我们这支宣传队还真风光过两天，不仅到小勐养总场慰问过“民族支队”，而且还曾步行70余里到景糯坝山寨演出。一队人走在山区的小路上，背着乐器，相扶相助，一走一天。景糯坝的乡亲听说来了北京的红卫兵，纷纷赶来看。至今想起，寨子里的南瓜、糙米、粑粑、香蕉，土戏台上耀眼的汽灯仍在眼前闪亮。

那时下工，持斧站在山腰，面对青山万里，忍不住总会吼它几嗓子。晚上知青经常围着火塘神侃，侃到情浓处，会唱起《外国民歌200首》中的歌曲。《喀秋莎》、《山楂树》、《含苞欲放的花》、《毕业歌》是那时经常唱的歌曲。

那是个扭曲的年代，但知青不缺乏激情。

刚到边疆，我们还没摆脱文化革命的阴影。

记得1968年12月22日的傍晚，我们从半导体收音机中得知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依照在北京的惯例，应该组织游行。

可往哪游呢？我们所在的蒙曼寨子山里，十公里范围内，只有深山、雨林，要走出大山，到关坪场部，来回20公里不止。山里，除了两个知青队，只有三公里外的“基建队”，那时叫八队，有120多老工人及子弟。

“忠不忠看行动”，那时完全是一种下意识。当晚9点多，部分知青，拿出宣传队的锣鼓，打着手电，提着马灯，几十人的队伍，一路走向八队。 那时游行是一种本能，可真走在黢黑寂静的山林，总觉得有些不对劲。到了八队，满想着会受到热烈的呼应，没想到老职工没有半导体收音机，根本不知道，都已经睡觉。被我们的锣鼓声惊起的老职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听我们宣讲最高指示，没有兴奋只有诧异。我们在八队空场上呼口号，没人响应。我第一次想到这种形式是否必要？

后来我发现，这里老职工太“落后”。不知道《5·16通知》，不知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不知道“二月兵变”，只知道毛主席。那时开会要呼口号，挥动红宝书，可老职工文盲多，没有红宝书。基建队的几个“高级别”木匠，在木牌上刻毛主席像，涂上红绿色彩，称为“忠字牌”。文革中开大会多，职工要走到场部开会。来回20多公里，拎着个“忠字牌”，花红柳绿，很煞风景。

“忠字牌”有把柄，开会时拿在手里挥舞，走路累了还可以垫在路边，坐在上面休息。起初，感觉很不庄重。可你拎块牌子走20公里试试。很辛苦，很无聊，也很无奈。

知青能人多，因为知青的到来，场部、生产队增加了很多标语和版画，为原本平和质朴的山区增加了不少斗争气息。

版纳和平解放，没经历土改，没划分成分。我们到版纳的第二年，搞“政治边防”。不少知青被抽去参加工作队，到村寨给村民划分成分。可这里的村民怪，受过教育，了解外部情况的人都称自己是贫下中农。而真正的穷人又不承认自己穷，不愿意接受贫下中农成分。原因很简单，在他们看来：穷是和懒惰、笨拙连在一起。正是这最简单、最直观的态度让我产生了最早的反思—贫穷并不光荣。

继续阅读“（19）边疆的启蒙”

来到十队，每天晚上都可以听到野兽的嚎叫。不知哪天李为民、高小青和从小勐养带回一只狼狗，知青为它起名“虎子”。

虎子是一只母犬，血统高贵，它的父亲是371兵站的大“黑背”，有军籍、有口粮的军犬。可虎子个头不高，褐色的皮毛，黑亮的眼睛，一条大尾巴，只有两只耳朵继承了父亲的血统，又大又尖，高高耸起。

虎子忠诚。在知青中最忠诚李为民。它是李为民从小勐养带回来的，平时也是李为民饲养照顾，紧跟在李为民左右。

虎子更是全体北京知青的宠物，吃饭时大家都抢着喂它，不惜喂猪油拌饭。我带它到关坪，只要是走进食馆，从来是平等待遇。

虎子聪明。那时的关坪，北京知青是个特殊群体，语言、作风、生活习惯与湖南籍、云南籍的老职工有很大不同。虎子分得清，只要是知青，不管是9队还是10队的，虎子都欢迎。可对老职工不太客气，没有知青同意，它会挡道，大声咆哮。至今我也想不明白，它是怎么区分的？莫非也把自己当成“北京人”？

虎子能为知青做不少事。不仅看家，还能为知青传送东西。知青砍坝分在几面山上，有时需要送东西，都是虎子代劳。这山的人把东西绑在虎子身上，一声令下，虎子就会跑到那山找到知青，从不会错。

虎子的最大功劳是陪伴知青走山路。到关坪场部来回二十几公里，沿途密林覆盖，特别大崖口、小崖口，经常有野兽出没，有了虎子安全很多。

关坪是知青和外面联系的唯一通道，那时寄取家信、邮件，拿报纸，买煤油、纸笔都要走关坪。我好动，胆子也大，经常带着虎子一个人走。

一次挑着煤油，带着虎子从关坪返队，走到大崖口附近，路旁都是一人高的“飞机草”。我只管想着心事，忽然虎子靠在我身前不向前走，发出低沉的吼叫。我正不知所以，对面草丛一阵响动，抬头看过去，十米开外，草丛中五只豺狗正死死盯着我，一身冷汗。也许僵持了几秒，我感觉过了半天，豺狗也许不屑和我为敌，转身向山上跑去，虎子竟然狂叫着追了上去，我一口气撒腿跑回生产队。事后很觉得对不起虎子。

后来不知什么时候虎子恋爱了，生下了四只小狗，两黑两白。分别取名大胖（白）、黑豹（黑）、雪狼（白）、英乌斯（黑），我和于志海收养了雪狼。这只小狗漂亮，大眼睛长睫毛，毛茸茸，浑身雪白没一根杂毛，很招人疼爱。可不久发现雪狼胆小，每次和别的小狗冲突，都是吓得躺在地上撒尿。结果没多久“雪狼”的名字就被人们忘掉，代之以“窝囊”的称呼，这一改，“窝囊”就更窝囊了。

于志海为“窝囊”不平，用猪油拌饭喂养（那是当时知青最好的吃食），可“窝囊”依旧不长。于志海曾跑到关坪食馆从厨房偷出几根猪肠子，为此还和食馆的人吵了一架，可“窝囊”依然窝囊。

“窝囊”不长，可很漂亮，一尺多长，白白的，在现在就是上等的宠物犬。 分队后，虎子留在了十队，我和于志海分到了八队，“窝囊”就代替了虎子经常陪伴我走夜路。

“窝囊”懂事，总是很自觉地在我前面十几米处奔跑，夜晚不管天多黑，路多难，只要前面隐隐看到“窝囊”的身影，心里就踏实许多。

后来，虎子犯了“错误”，带领众儿女咬伤了场部的猪，为此邓副场长一定要知青杀狗。争执一通，终是胳膊拧不过大腿，“黑豹”被送回了371兵站，其它狗都“殉难”。

我从那时和狗建立了情感，后来养过很多狗，也有一只叫“虎子”。

版纳的蚂蚁不好惹。

刚到时不知蚂蚁的厉害，记得第一次上山砍坝，没干一会儿，忽听于忠呼叫，一看于忠身上爬满了红蚂蚁，原来树上有红蚂蚁包。蚂蚁恐怖，大个的小半寸，小个的几毫米，咬起人来，撅着屁股一口见血。蚂蚁多，落在身上千千万万，拍不净抖不光，浑身上下都是，连人的颜色都变成红色。 我帮于忠拍打根本没用，痛苦之中于忠竟急中生智，一头扎进旁边的小溪，潜在水底，很快蚂蚁漂出一层，随水流去。 这种经历大多知青都有，从此我们进山谨慎了许多。

除了蚂蚁还有山蜂。老林子蜂多，各种各样，最可怕的是挂蜂。挂蜂比城市的马蜂个大，爱在河边树上做窝。挂蜂的窝挂在树上，众蜂密密麻麻抱在一起，看上去很瘆。

老职工告诉我们这种蜂不能惹，毒性大，据说只要七钩子必要人命。 我曾和叶叔宝为了砍坝和挂蜂斗过一次。那是一挂一米多长的蜂群，挂在河边树上，谁也不敢过去，没法砍坝。

我俩用厚军装把全身裹紧，一把扫帚捆在树棍上，沾满机油点燃。烟火到处蜂群炸开了窝，巨大的轰鸣马上淹没了我，我趴在草丛中不敢动。到底还是人厉害，烧焦的蜂窝掉在河里，半小时才驱尽蜂群。

知青喜欢小酸蜂。酸蜂个小，不叮人，在土坡和枯树上做窝。酸蜂蜜好吃，酸中有甜，非常可口，一窝蜂能出一脸盆蜜。记得一次在山里找到一窝酸蜂，懒得回队拿盆，干脆用上衣扎起袖子来接，捎带还接了一帽子。满满一帽子蜜，里面混了很多蜂蜡、蜂儿子。蜂儿子是白色的小蛆，浸在蜜中扭动，捞起一把嚼在嘴里，酸甜中一股怪怪的腥气，非常好吃。我们每碰到酸蜂都会有一次聚餐，那个缺油少盐的年代，小酸蜂总能为我们带来惊喜。

版纳还有一种特产叫马鹿虱子。我查过网络，学名“蜱”，厉害，黄豆大小，咬在人身上头扎进肉里，非常疼痛。最要命的是它的头一旦扎进肉里，拔不出来。硬拔的结果，头就会留在体内，每逢阴天刺痒无比。知青没办法，干脆把肉一起剜掉。不少知青受过这样的罪。

版纳的老鼠成精，不仅多而且能力强，几乎无所不吃。初到关坪所有能吃、不能吃的物品几乎都受到过老鼠的伤害，连羽毛球拍上的牛筋也被吃得干干净净。老鼠厉害，能顺着铁丝爬，吊在铁丝上的腊肉也被祸害。

蛇是老鼠的天敌。版纳蛇多，经常可以看到。蛇看上去可怕，并不伤人。我们一众知青百十号人，没听说谁被蛇咬过，倒是经常有人吃蛇。那年头没肉，见到蛇就像见到肉。我见到的最大的蟒蛇有一丈多长，碗口粗，被知青开拖拉机压死，煮出的蛇肉汤那叫一个鲜。蟒皮后来被知青带到北京，据说很值钱。

知青养过蛇。孙和平和常慧芳曾抓到一条小眼镜蛇，很觉稀奇，在花盆上盖了一块破玻璃养了起来，我经常去观望。蛇不大，但也会弓起头虎视眈眈。后来眼镜蛇不见了，着实让我们恐怖了几天。

蛇好吃，也好做，从头部拨皮，就像脱衣服。一次捉到一条大蛇，拨皮的结果带出一串黏膜连着的蛇蛋，妻子，刘彬燕竟然直接吃了。可那时她还是一个18岁的小女孩。

有老鼠的骚扰，蛇也变得可爱。我在八队见过蛇盘在老职工家的梁上，人们不去惊扰，任由它为人类守夜、除害。

再有就是蚊子。这里蚊子多，雨季傍晚挤在一起直打脸，没处躲没处藏。知青刚到，有的带有避蚊剂，涂在身上、脸上，一处没抹到马上就是一个大包。 有的知青皮肤脆弱，挠破了发炎，淋巴都肿起来，胳膊、腿上一条条的红线，一溃烂就是一片。不少男知青因此学会了抽烟。

最厉害的是蚂蝗。这里蚂蟥到处都是，不仅在水里，更多的是在草枝树叶上，人称旱蚂蟥。那时进山一定要穿土布做的蚂蟥袜。就是千防万防，还经常有蚂蟥钻进人衣服里的事。一次进山砍棕叶，回来脱掉长裤，发现一条蚂蝗趴在大腿上，看着就像一片柳叶，软囔囔的，很瘆人。用手拔，拉得很长也拉不出来，用鞋底使劲打，蚂蝗掉下来，缩成一个球，满退的鲜血。

还有一件事很“戏剧”。九队的高中老大哥高吉明经常到八队和我们聊天，对我们很关照，从他那里我学到不少东西。一次我探亲回京，老高又来聊，晚上就住在了我的床上。清早起来收拾被褥，撩起褥子发现居然压死了一窝刚出生的老鼠，他那时的外号恰恰叫“瞎猫”。

我喜欢鸟，尤其喜欢八哥，小时候总喜欢逗八哥说话。黑黑的眼睛，黑黑的身躯，黑黑的凤头，金黄的嘴，那声音圆润、低沉，透着滑稽。

后来我更钟情的八哥却不是关在笼子里，而是在一条小溪。一条被浓荫庇护的水道里。

刚到十队，我住的茅屋后面不足20米有一条小溪。那水真清，缓缓流动，一眼到底。小溪上有一棵横倒在水面的树干，多半截沉在水中，3-4寸露出水面，横阻着溪水，引出层层涟漪。

我喜欢劳动之余躺在这棵树上，脚逆着水流，任溪水激荡着身体，一种向上的浮力，像躺在轻柔的水床。

版纳的溪水，覆盖着浓密的绿茵，躺在水床，眼前一条绿色的回廊。这里是鸟的天堂，许多不知名的小鸟，有红有绿，有黑有黄，沿着“回廊”奔忙，悄然而来，倏然而往。——

一天飞来一只八哥停在我眼前的枝头，金黄的脚趾，黑黑的凤头，圆圆的眼睛格外明亮。它对我的到来显然产生了好奇，总是盯着我，一刻也不停地跳下跳上。我们对视着，也许只有一米，我惊叹它的玲珑精致，它也一定为我而惊喜。它很爱清洁，时常跳到水面清洗，用嘴理理毛，用爪整整衣，时而歪头向我审视，时而抬头带答不理，有时它会跳到我的“木枕”上轻轻鸣叫，溪水伴奏，天籁的音响！

我们和平相处了很长时间。那一段，我几乎天天中午都躺在“水床”，但它并不是每次都赴约，虽然有许多其它小鸟替代，我还是怅惘。但它并不远去，隔三岔五总能相见，每次见面都让我欣喜若狂。

后来我们在河对面开出了菜地，再后来我们把这环形小溪截断修了一座小桥。溪水不再清澈，密林不再静谧，不知哪一天它走了，我也不再躺在“水床”。

40年了，我经常想起那条清澈的小河，那横在水面的木枕，那朦胧幽暗的“回廊”，那活泼欢快精灵一样的八哥。

                  《蝶恋花 八哥》

   凄凄新雨唱小河。荡起横波，波上枯枝卧。惊起轻烟全是梦，绿茵化出朦胧色。

   枝头鹦哥轻佻落，细语轻吟，无限含情脉。问君那得这般喜？为有新村留远客。

记得1969年底，六队的宋涛被树砸伤，虽然送到了思茅62军队医院抢救，可出院后仍时常头疼，留下了后遗症。我经常下工后走5公里山路到六队为她针灸按摩。到六队途径九队十队，常有知青同行。

记得一次刘云蕙大姐和我同行，已是傍晚走在昏黑的小路。刘云蕙长我3岁，那时足以成为我的导师。不知从哪聊起，她为我讲起了宋代陆游和唐婉的爱情故事，并吟咏了千古流传的《钗头凤》。 “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我记不清那晚是怎么到的六队，又是怎么回归，但那漆黑的山影，隐约的小路，习习清风伴送的轻吟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

我搞不清一曲《钗头凤》对我能有多大的影响，但正是这一曲曲充满人性的感叹和吟咏滋润了我那时被文革扭曲、晒干的心灵。

版纳的雨来的突然，刚才还艳阳高照，马上就大雨倾盆，砸得屋顶茅草簌簌颤抖，门前泥地瞬间吐着白泡，千洼万河。这是知青最惬意的时刻。

躲进茅屋，点燃一堆火，考点红薯、苞谷，如果再有一点酒，侃的没边没涯，侃的天昏地暗，侃的灵魂走向九州万方，走进千年岁月。

那时很多高中生都曾为我启蒙，在湿湿的小路，在燃烧的火塘，我受过太多人的恩惠。很多年后，每当我读书累了，总能想起那红红的火苗，浓浓的湿意，那千古流传的《钗头凤》。

                         《喜迁莺 记夜路咏钗头凤》

山朦胧，水朦胧，细雨落梧桐。花嘘树叹伴清风，空谷闻人声。

雨匆匆，人匆匆，兽吼鸟啼虫鸣。无限生机唱和声，一曲《钗头凤》。

赤脚医生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赤脚医生”，可那时边疆生产队缺医少药，连赤脚医生都没有。场部虽说有个卫生所，可只有一个昆明知青“黄医官”和一个护士。各个生产队也仅有一个兼职的卫生员。

农场很分散，远的生产队离公路要走十几、二十公里。稍微重点的病就要抬十几公里山路，到公路边再截车送到40公里外的总场医院，甚至送到100公里外的思茅军队医院。

记得刚到十队不久，孙和平手臂被锄头砍伤，肉都翻出来了，鲜血直流。生产队没办法，知青抬着他走了八公里山路，抬到关坪卫生所，仍是没办法，稍作处理，拦车送到总场医院。一路上我为他捆紧胳膊止血，时间长了还要放松，好在还算及时，没留下隐患。

客观说，知青来自北京，不仅有基本的医疗常识。最重要，有一层光环，各级领导关注。特别总厂医院两个受过大学教育的支边医生，一个来自天津，一个来自哈尔滨，统称北方老乡，对知青也照顾。就说孙和平，两次被砍伤，一次手臂，一次脚背，大量流血。都因为知青及时把他抬到总厂医院，找到最好的大夫进行消毒、缝合、打破伤风针，很快痊愈，没落下后遗症。

可老工人没这个条件。

我熟悉的老工人、复员军人吕孝衡，仅仅因为进山砍竹子，踩到竹桩，扎伤脚心。没得到及时治疗，感染了破伤风。后来虽然送到分厂卫生所，也没得到重视，包扎一下就送回了生产队。最后竟然因为一根竹刺送了性命。

少数民族寨子里还不如农场，只有一些传统的草医、草药，边疆缺医少药非常严重。

文革，无所事事，我经常在妈妈的门诊部学习，看了一些医书，学会了针灸和一些常见病的处理。离开北京时妈妈给我带上了《生理解剖》、《赤脚医生手册》和针灸用的器械、酒精，还有一些常见病的药。就这点简单的装备，在生产队发挥了作用。

我们所在的蒙曼寨子是傣族村寨，不仅气候湿热，而且蚊虫多。老工人又大多是移民，不适应这里的环境。很多老工人有病得不到治疗，只能硬挺，大多拖成了慢性病。我那时年轻不知害怕，什么病都敢扎针。经常到老工人家里探访，为一些有慢性病的老工人针灸、按摩，缓解痛苦，和他们建立了信任关系。

至今我还记得一件事：我的一个病人，云南人，老木匠李家田，身体非常不好，风湿病很重，关节开始变形，有一段我几乎每天为他针灸，用草药泡脚。

那时生产队不仅受文革的影响，而且有很强的地方派性。队领导湖南人多，云南人受欺负。老李好强，受不了气，常给我讲一些生产队的问题。有一天他交给我一封信，嘱咐我一定交给总场领导。我很迟钝，没有在意。谁知第二天上午他竟在家里上了吊。得到消息我从山上跑回来赶到现场，人还吊在梁上。从窗户爬进屋把他从梁上解下来，做人工呼吸，注射强心剂，可惜时间太久没有救活。

后来我看了那封信，是给总场领导的申诉，讲他的女儿被人欺负，无处伸冤，气愤之极以死抗争。事后想起，那封信就是老人临终的托付。我把那封信亲手转给了总场革委会领导，可当时正在派性斗争，公检法都已瘫痪，没人管。

记得为李家田发丧，湖南籍的队领导都躲了，尸体放在生产队学习的茅屋。生产队做了一大盆米豆腐，交给知青守夜。第二天入殓，尸体已硬放不进棺材，没人敢动，是我捧着他的头放进棺材，后来埋在了北边的山坡。

1986年我曾回到八队到山上寻找，那座坟包已没了踪迹。我第一次知道：人的生命如此脆弱，理解了为什么说：“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

在那个不太平的年代我在生产队行医，后来有了点名气。记得我在接到调令准备回归北方时，关坪“黄医官”曾到八队找我，要调我去培训，分配到关坪卫生所。

事后很多年想起那段经历，我以为“赤脚医生”是文革中涌现的也许是唯一的有积极意义的事物。

文革那年我15岁，那个时代，因为军人家庭背景成了天然革命派。 继续阅读“（23）拟参加缅共的经历”

版纳林子密，号称野生动物的乐园。但实际上正是因为林子密，很少见到野兽。

我们刚到十队几乎每晚都能听到野兽嚎叫，很有些恐怖。后来听老工人介绍，叫得最响的其实是从不伤人的麂子。那个年头还没有保护野生动物的概念，打猎不仅天经地义，还多少有些保护人类的光荣。每个队都有几个打猎高手，允许持枪，很受人们的尊重。

关坪的大山拥有所有热带雨林的野兽，最经常被猎杀的是麂子、马鹿、山鸡、豺狗。离我们很近的大崖口附近有野生大象，我曾在那里见过象粪。

老工人告诉我：那时邮政困难，邮递员骑车投递。经常要骑几十公里山路。也因此都配备有枪。据说离我们生产队30多公里的景诺坝有个邮递员，曾经用枪伤害过大象。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失踪了。人们到处找，费了很大劲才找到。居然被大象害死，挖土埋了。

大象聪明，记忆好，而且是成群活动，不能得罪。那时随老工人进山割棕叶，老工人一再告诉我们，遇见象要在山上横着跑，钻进棕叶树丛，棕叶树丛长满坚硬的刺，可以存身。

知青喜欢好猎手，能跟猎手出去一次，是难得的经历。八队有个老查，经常打猎，有一只双筒猎枪，记得于忠跟他出去过一次。 听老查讲：打猎大多不在白天，而是在半夜。

出猎要穿好厚衣服、蚂蟥袜，带上砍刀。特别是要戴头灯。头灯用两节大号的空气电池（那时这么称呼），每节电池有一斤多重，两节电池并连在一起，背在背上，有导线连接头灯。那时电池很难搞。

出猎一般都是傍晚，跟着野兽趟出来的小道，找到野兽经常出没的路口，隐蔽起来。野兽很警觉，隐蔽有技巧。等到野兽走到身边，突然打开头灯，巨大的光柱震慑的野兽霎时惊恐，站在原地不知逃跑。此时是最好的射击时刻，必须一枪毙命。否则林子密野兽跑几步就很难找到。如果是公马鹿会有鹿茸，要使鹿头向下控血，这样处理后的鹿茸质量更好。猎手打到野物一般不当时背回去，而是第二天带人来取。 我们那时经常能吃到野味，但更多的是吃各种野兽肉晾制的干巴。记得我吃过豹子和狗熊干巴，硬硬的很粗糙，吃不出什么特殊的味道。

知青也自己学打猎，搞了一些夹子和粘网。我没看到过夹子的成绩，但粘网使我们捕到过很多小鸟。版纳的鸟漂亮，我见过凌空腾飞的孔雀，大红大绿一尺多长的鹦鹉，长着巨嘴的犀鸟。但见得最多的是各种色彩，叫不上名字的雀鸟。我还见过色彩斑斓，会在树丛滑翔的蜥蜴。

那时，早上在山顶张开粘网，傍晚收网总能捕到很多小鸟，以鹦鹉、斑鸠、翠鸟为多。大多叫不出名字，很漂亮。我们试图喂养，但从没成功。也做过标本，都没留下。可惜了那些漂亮的小精灵，至今想起仍觉得深深的抱歉。

我们还抓到过豪猪，厉害，长着长长坚硬的刺，用锄头拍死，肉吃了，留下长长的刺做纪念，至今还有人保留。

最傻的是穿山甲，不用人上山找，自己就送上门了。我们曾在茅草屋旁边捡到一只，不小。可我们不知如何对待它，喂它一些米饭，用一个脸盆扣着，第二天早上找不到了。可它们不长记性，经常来骚扰。知青保留下来的标本，最好的是“穿山甲”，一张完整的外皮，至今还保留在北京。

知青还养过猴子，是打猎时捡到的幼猴，很淘气。经常各屋乱串，翻东西，搞破坏，和我们相处得很好。我走的早，后来听说，小猴死了，因为偷吃了有毒的饵料。

还有一个稀奇的动物，我们砍坝抓到一只“风猴”，学名叫树懒。真是懒，放到那，半天不动。当时就有人说，吃它大补，能治精神病。最后什么结果，不记得了。或许真被制成了干巴，成了补药。

 锻 练

那个年代，知青以领袖为榜样。记得当时非常崇拜毛泽东的一句话：青年要成就大业，必须要有高远的志向，渊博的知识，强健的体魄。于是体育锻炼就成了我在版纳一直坚持的活动。我还和“小和尚”于志海共同做了一副双杠。

那时每天总是早早爬起，从八队跑步到附近两里外的勐曼寨。那是一条盖满浮尘的土路，蜿蜒在雨林覆盖的山底。路旁有稻田、清溪，高大的黄菠萝树，小鸟鸣啼。寨口有成片的凤尾竹，青翠旎丽，空气中总弥漫着一股湿气，清新得让人着迷。

跑步回来在双杠前压腿涮腰，那时迷上了翻筋斗，于志海是“师傅”。每天拿倒立，側手翻，前手翻，练得混身大汗，再用水桶盛满清水从头冲洗，无冬立夏从不放弃，那个爽，一天都充满活力。那时虽然满是迷茫，但不缺少激情和理想，记得于志海曾送我一首不知谁写的诗：

有的人正当年少，

看上去却暮气沉沉。

有的人虽然老了，

我们却说他年花似锦。

青春难道指的是青年时代，

我爱那革命者的青春致死不减一分。

每当一个早晨我都要扪心自问，

青春啊，你可像那朝阳蓬勃如焚？

虎子和它的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