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没斗争也得搞点事。因为领袖教导：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
来到边疆，还没来得及熟悉环境，斗争就找上了门。
先是文革式的派性：边疆远离北京。当北京的派性斗争已经逐渐平息，这里才开始。而且更暴力，更无情。
何谓“派性”？当代的孩子已经搞不清。可我们那时绝不能含糊，到了农场，每个人都得选边站队。
可知青来自北京，对当地并不熟悉。本能的亲近接我们的“炮派”革委会主任，南下老干部朱玉祥。
68年12月正是“中央文革”表态为“八派”平反的时候。以昆明老知青为主的“八派”夺权。“炮派”成了“反动派”，老朱一回到农场就被打倒。这下，北京知青几乎瞬间都有了“炮派”的背景。
随着插队日久，知青也在分化，不少人投靠当权派。为了表忠心，也发生过北京知青告密，“揭发”“516分子”的事件。为此，新生的“八派”革委会还组织人到北京外调。知青稀里糊涂卷进了当地的派性斗争。
派性斗争是文革的产物，历时十年之久。一些知青受到牵连。粉碎“四人帮”，“八派”的领袖又都被清算。91年我回关坪，见到劳改释放的原“八派”革委会副主任李元茂，回到生产队，依然接受监督改造。23年过去，那个至今说不清的岁月，说不清的阶级斗争，翻云覆雨，酿成了多少人间悲剧，牺牲了多少人的大好年华，呜呼！
边疆特殊，不仅有文革式的派性斗争。更深层，更尖锐的是地方派性。这里文革前掌权的多是南下的转业军人和技术干部。而更多的老职工是55年前后从湖南祁东、醴陵转来的移民。加上当地云南人，版纳人，少数民族。语言不一样，风俗不一样，习惯不一样，到了哪都是团团伙伙，说不清的利益勾连。
我们所在的八队一百多人，湖南人占60%还多，云南人有20%左右，其余四川人、贵州人不到10%，如今又来了知青。时间长了，矛盾重重。
知青来自北京，是个大团体，和兵团、总场、分场有着多方面的联系，并不把地方势力放在眼里。湖南人怒了，找茬！
一天，知青在门前吃饭，跑来几只鸡乱刨，“小和尚”于志海拿了根小竹棍轰赶，也是巧了，打死了一只鸡。事后于志海拿了两块钱找到鸡的主人赔偿。这本是很简单的事，赔偿在当时也不少。况且都是一个生产队的，又不是故意。
可那位“疯婆子”（外号）不依不饶。竟然追到知青的屋里又打又闹，吓得小和尚躲在蚊帐里。知青看着太不像话，一个大个女生给了她几拳，把“疯婆子”拉出屋。这下湖南人不干了。“疯婆子”的老公拿了把猎枪打上门来，知青也拿起锄头砍刀。
后来消息传到场部，分场林登云场长坐着拖拉机赶来，平息了对持。这只是知青和地方势力斗争的一例，就发生在我所在的生产队。其实这种事例很多，在有知青的生产队几乎都有和老职工的矛盾。只是随着时日的延长，矛盾慢慢平和，老职工能看出，知青对他们有帮助。而且早晚得走。形不成对他们的威胁。
除了与地方势力对抗。知青内部也有对抗。随着上山下乡的潮流，上海知青、四川知青、昆明知青大量来到。这几批知青有个共同点，都是69届以后，年龄小，又都是文革中成长，打架斗殴，动刀动枪，根本不当一回事。
我记得，69年11月，我带的北京69届知青回版纳。刚到景洪就与先期到达的四川知青干起来了。扎死了一个四川知青，那个杀人的北京知青被判了死刑。
我们关坪的北京知青也和上海知青打过架。那个时代知青之间打架是家常便饭，也是抱团，宣示实力的表现。
想想：一群孩子，正是该受教育的时刻，却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发配到边疆。这是一代人的悲剧，一段无法忘却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