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9日
连续九天的鞍马劳顿，今天的计划，休整。
儿子郭悦昨晚也赶到了昆明，一早，由表姑陪同逛街。妻子在昆明工作过六年，有老朋友来访。小耿要检修车，准备今后的版纳行。我则抽个空，完成一件朋友的托付。
我的这个朋友是忘年交，一对90高龄的老夫妇。
信世海、董淑贤伉俪是我在温哥华的邻居信建宇的父母。信伯伯是山东无棣人，五短身材，白净面孔，说起话来温柔和蔼，透着慈眉善目。但就是这样一位慈祥的老人却有着一段融入中华民族大命运的人生经历。
对国民革命第29路军，当代青年知道的已经不多，但提起“七七卢沟桥事变”，提起“大刀队”则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是一支英雄的部队，曾经因为打响全面抗战第一枪。因为拥有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这样的民族英雄蚩声海内外。而把29路军和我联系在一起的就是信伯伯。
信伯伯农民出身，家境贫寒，18岁从戎投奔29路军，第二年就参加了卢沟桥抗战。信伯伯一生很传奇：职业军人，一生三次负伤。 用他的话说都是因为百姓救助，长官关爱才得以活命。
第一次负伤，“七七”事变期间。那时他在冯治安旅，在天津杨村打阻击。他说很侥幸，他的房东是个年轻人，有抗日热情。非要跟着上前线。战事一开他就被炮弹炸伤，被房东冒死背出。那时前线有督战队，受伤不得下火线。辛亏房东是百姓，才得以撤出。撤出了，国军没有医疗条件，竟被辗转送入日本军队医院。他说：日本军医知道他是抗日军人，仍为他治好了伤，伤愈归队依然抗日。他说，抗战胜利后，他到杨村找过那个救命的房东，没找到，至今感念。
他曾受长官高树勋命令，逮捕、处理了大汉奸石友三（曾任察哈尔省主席）。他和高长官是老乡，那时任高长官的卫队营长。石友三是西北军老长官，投降了日寇。蒋介石命令高树勋处死他。石友三是被骗到高树勋部，酒桌上缴了械，埋在了黄河大堤。其中有很精彩的描述。
他的第二次负伤是在黄河前线，被埋在死人堆里。是高长官命令“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被弟兄们找到。他是和日本军队打过硬仗的人，深知抗战胜利来之不易。
抗战胜利，紧接着是全面内战，他随老长官高树勋参加了邯郸起义。作为高长官的亲随手枪营长，曾掩护过李达等共产党的谈判代表。
第三次负伤是起义过程中被共产党部队误伤，住在二野的医院。伤势稍好，他没留在老部队，只身投奔北平，重新加入国军队伍。他告诉我，长官没阻拦，而且送了他一笔钱。他说高树勋起义是不得已，因为受到蒋系军队排挤，也是为了2万多西北军弟兄的前途。
然后是率部参加平津战役，兵败后，一路抵抗，一直撤到台湾。可到了台湾，国防部却以种种理由拒绝抚恤安置，一怒之下脱掉军装到台南办教育。
上世纪80年代，一个偶然的机遇，也是对台湾排挤外岛人的不满，移民加拿大。可叹的是，这样一个为抗日受过伤，流过血的老兵却在被自己的国人忽略之后，在加拿大得到了尊重和承认。
信伯伯来加拿大因病手术，医生看到他有枪伤，询问之下得知是昔日抗日军人，马上给予特殊照顾。这对老夫妇如今在加拿大享受着政府的老年津贴，安度晚年，很知足。他的心已经平和，皈依了基督教。用他的话说，上帝总会看到人间的不公，给好人以补救。
我曾经问过他这样一个问题：大陆解放前夕，胜负已成定论，为什么还要抵抗，不留在起义队伍？他说，他在西北军时接触过共产党，他所在的部队曾有共产党派的干部。共产党说话不诚实，挑动部队弟兄们的关系。而且总是讲苏俄，要我们保卫苏俄，不尊重自己的文化，他信不过共产党。他对自己的选择不后悔。他说到了台湾，他培养了四个大学生（他有四个儿子），是他们村同辈人境遇最好的，如果留在大陆，后果很难想象。
信伯伯的老伴董淑贤女士，四个儿子的母亲，我们叫她信妈妈。一个旧官僚家庭出身的世家女子，受过很好的教育，也一辈子从事教育。信妈妈1949年离开大陆，从此再没回过家乡。我今天要完成的就是替信妈妈去看她的六妹董赞贤女士。
按照信妈妈给我的电话，很快在一片灰暗的六层居民楼找到了董赞贤老人。老人正在楼门口等候，阴影下拄着拐杖，佝偻着身躯，轻风中微微颤抖。打过招呼才发现，老人走路已十分困难，手的骨关节已严重变形，她告诉我是常年类风湿病造成。老人已86岁，独自住在旧楼底层的一间公寓。她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都不在身边，老伴在文革中去世。
又是一个传奇性的老人：16岁时为了不做亡国奴，从天津法租界的家中出走。历经艰辛逃到大后方的重庆。考入国民政府中统局做报务工作。她对我说，那时不懂国民党、共产党，谁抗日，谁接收就跟谁走。她们姐妹六人，先后走入抗日队伍，有的投奔了国民党，有的参加了共产党，因此铸就了完全不同的人生。
她后来嫁给一个从新加坡抗日回归的华侨。那批华侨为抗日自己出钱买车送到大西南，在滇缅公路运输报效国家。她也因此来到昆明，一住就是60年，再也没有回过天津老家居住。
老人虽然手脚畸形，但精神健旺，头脑清醒，记忆出奇的好。她为我找出年轻时的照片：时新的发式，眉清目秀，已经很难和今日的形象挂钩。她告诉我，解放后投身重建国家的洪流。1958年大跃进，她一直都是没日没夜的工作。后来响应号召向组织交心，谈了十几岁曾在国民政府工作的往事，从此陷入没完没了的调查和追究。“我去抗日，不投奔政府投奔谁？共产党当时没找我，找我也会去。怎么就是罪过?”
老人十分哀怨，她把我当成了海外出生的侨胞。她告诉我，“我16岁追求进步，追求抗日反倒是一生蹉跎，在历次运动中受了无尽的羞辱。那些羞辱比日本人的羞辱还可怕，人格被彻底践踏。阶级斗争恐怖啊，老伴也折腾死了，太多的恐惧使我已不怕死了，只是不甘心，不甘心就这样屈辱地死去。我不死，我要熬着，熬到站不住，熬到生命结束，我就是要看看那些人的下场。”她一再说，那个残酷你不懂，你没经历过那些运动。
她气愤地说：如果当年当日本人的顺民，留在天津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灾难，不会一辈子困在落后闭塞的大西南。老人陷入自己的沉思，像是在自言自语。我不知怎么安慰她，我的到来原本是为给她带来些亲人的慰藉，没想到引起了她一系列的痛苦回忆。我想，她一定是太孤单，太缺少情感的交流。一个人默默地活着，怎能不活在往日的记忆中？
我掏出随身携带的手机，给远在大洋彼岸的信伯伯、信妈妈通了电话。看到她们姊妹交谈，看到老人在面对亲人问候时表现出的坚强通达，我深深地释然。老人告诉我，不想让姐姐、姐夫知道她的苦难，她认真梳了头，换了衣服，让我给她拍了照。她说给姐姐、姐夫看看，我会很好地活着。
她要很好的活着，她有精神支撑，还有没实现的追求。
也许长期没人和她说话，也许我是个外人没有顾忌。她告诉我：抗战期间，她考入中统局电信培训班。和她的老师，一个20多岁的年轻长官有过一段曲折的恋情。看得出来，她对自己的老师倾心敬佩，对这段恋情精心呵护。她说，毕业时，老师向她表达了追求，可那时太小，只有17岁，周边又没有亲人。犹疑间错过了机会。然后是奔赴战场，音讯全无。抗战胜利迎来的是内战，然后再迎来的是身世浮沉，被战争卷到大西南，无穷无尽的阶级斗争。
她告诉我，她一直相信她的老师还活着，她一直在寻找。后来从故人那里得知，老师到了台湾。她为他默默祝福。
苍天有眼，可怜她这苦命人。两岸通航，他的老师找到了大陆。70年了，沧海桑田，他们都有了自己的儿孙。但他们都没忘记对方，一直在内心默默的守候。
他们相约，如果有一天苍天可怜见，能成全他们，再走到一起。她说，几年了，他们一直通信。老师移民新西兰，有了自己的农场，生活幸福。老师告诉她，坚强乐观的活着，等着他。
她一直在等候。
我的游记出版是2012年，我得知：那一年，他的老师驾鹤西去，她跟着走了。一个在南，一个在北，隔着半个地球。
这是一代人，虽然只比我们年长二三十岁，但心力路程几乎差着一个世纪。问题不在于曾经的牺牲、苦难，而在于不被理解，不被承认，陷入深深的委屈。我到今天为止的人生经历，很少接触这类老人。对他们既缺乏了解，也没资格安慰。他们太需要理解，太需要尊重，太需要后辈的承认。
可惜在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出于历史的恩怨，对这批老人仍没能给以明确的承认和关爱。他们为中华民族的生存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却因为中国的改朝换代成了真正的前朝遗民。这种“成王败寇”的时代痛苦，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