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那年我15岁，那个时代，因为军人家庭背景成了天然革命派。没想到出去串联七个月，回来都成了“狗崽子”，想不通，早早报名上山下乡。临离开北京，记得曾和同学到天安门广场宣誓“不争今日之长短，20年后见高低”。
正是有了这种冲动，到版纳后听说缅甸共产党在瑞丽边境招兵，有不少知青参加，拿起枪为解放全人类战斗。我们有类似经历的几个知青：宋涛、孙和平、李为民、皮小明、周英勃演绎了一场千里投军的喜剧。
到瑞丽要走昆明，途经普文大桥、沅江大桥，没边境通行证过不去。那时一没通行证，二没钱，唯一办法就是沿路扒车，争取司机的同情藏在车上混过去。
人多不好混，到了思茅决定分组行动。我和宋涛一组，孙和平和李为民一组，皮小明和周英勃一组，说定到昆明聚齐后再西进 真是一段难忘的行程。记得我们找了一对四川籍的司机师傅，他们对知青小小年纪背井离乡非常同情。况且那时知青逃离农场并不新鲜，他们也没多问，知道我们要去昆明，就让我们钻进了卡车的大棚。
记得车上拉的全是生胶片，我们就躺在装生胶的口袋上，旧军装沾满了一片片污渍，整整走了三天。白天车在山路盘旋，爆土扬灰，整个人看上去就像个红土蛋。饿了啃点馒头，渴了喝点生水，实在馋了就打打师傅们的“秋风”（蹭饭）。
晚上没法登记住旅馆，就在路边等，等到11点多，趁服务员松懈时溜进旅馆，不论男女房间，有空床放下蚊帐就睡。逢到过桥，下车走过去，好在解放军看到是知青也不为难。
就这样一路混，颠沛流离居然到了昆明。 到了昆明，情况变了，瑞丽过不去，想搞到通行证比登天还难。皮小明的父亲是原农垦局局长，现任建设兵团领导，坚决反对我们去缅甸。几天滞留，没有办法泻了气，只得回返。我借机北上回了北京。
参加缅共就这样流了产。后来过了很多年，见到从缅甸人民军回来的知青。他们说那边很艰苦，牺牲也大，而且回国还得不到承认。不仅不能转党籍（缅共转中共），连工作都难安排，有的知青负伤致残得不到抚恤，处境很惨。
1991年我到瑞丽，居然碰到一个当年参加缅共的天津知青。他那时被打散，被国民党军俘虏，居然因祸得福。认了个干爹，留在了缅甸，收到了很好的教育，后来到仰光谋发展，贩珠宝居然发了财，在仰光、瑞丽、天津有三个家，很是得意。同样的追求，不同的发展，结果竟差了这么远。 后来我从一本书中得知，缅共人民军最终竟是被国民党滞留缅甸的军队消灭，缅共投降了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