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刚到生产队集中管理。
新建队，没有副食基地，既没种菜，也没养猪，粮食和蔬菜全靠到场部附近的村寨购买。那时知青口粮每月40斤，并不少，基本供应靠附近村寨的糯米、包谷。那时，伙食费有限，每人每月六元，买了主食所剩无几。就是这点有限的钱也买不到菜。
知青李舒山做了我们第一任司务长，马文国、“小四眼”是炊事员。舒山很为难，每天到处张罗，有时骑车40公里到总场小勐养赶集，买些半生的木瓜、南瓜。实在买不到，只得上山采摘些竹笋，木耳、野菜。现在竹笋在北京叫“玉兰片”，木耳也是山珍。可那时既无油、也无调料，一把盐巴，几个干辣椒煮竹笋、木耳，吃着像嚼树棍。有时买不到菜，用油擦擦锅，炝些辣椒、剁点韭菜，放把盐巴煮一锅水就是菜，知青戏称“九（韭）菜一汤”。
创业初期，劳动量大，肚里没油水，出奇的能吃。一顿饭一斤糙米都打不住。定量不够，只能男女搭配。可副食解决不了，不少知青给家里写信。有条件的寄些猪油香肠，没条件的寄些酱油膏、醋精、咸菜。每当邮包来了，大家聚在一起，狼吞虎咽。
取邮包要到关坪邮局，来回16公里，很多包裹不等到生产队就已经报销。那时，糙米饭放一勺猪油，撒点盐巴就是大菜，能有点酸腌菜就是天堂，至今想起来还垂涎。
记得一次我和马卓新100多公里，扒车到思茅，只为27元钱买回一坛榨菜。就这点收获，让大家兴奋了几天。
那时的关坪，有个七八张桌子的小食馆，为乘长途车进出版纳的旅客打尖。可每天只有一趟长途车，生意清淡。知青来了生意开始火爆。记得食馆只有两三个菜，酸菜腊肉、炒洋白菜，炒茄子，最贵4毛钱，一口气吃两份菜一大碗米饭，那叫香。
平心而论，云南农垦的生活比到山西、陕西插队要好。每月有26元工资，2元边疆补助。知青无儿无女，无负担，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比起只比我们多5块钱，却要抚养儿女的老工人就是富翁，吃食馆从来不犯难。
那时的知青就像一群狼，凡能吃的什么都吃，不管是蛇、蜜蜂、鸡、狗、麂子、马鹿逮着什么吃什么。可野兽不好找，看到了猪食。那时刚养猪，没饲料，到附近寨子刨点红薯秧，捎带有点小红薯。猪食煮熟，把红薯块捞走。为了不引起领导注意，还编了暗语~“打鸟”。连猪食都偷不到，就“精神会餐”。我当时不知为什么，特别想吃烤焦了的窝头片。也奇怪，尽管那时没油没菜，男生瘦得精干巴，不少女生却都胖了，都说关坪的水养女人。
6 宣传队
文化革命，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宣传队。我们刚到关坪，知青中的一部分文艺骨干就被抽调到了总场，但这并没影响我们在关坪组建自己的宣传队。
知青到边疆，携带的乐器有限，一把手风琴，两只笛子，一副快板，一副锣鼓，几把口琴就是全部装备。但大家热情很高，编排了一系列节目。有“红卫兵到边疆”“草原上的红卫兵”，还演出了样板戏的折子戏。
记得郑双庆扮演赶大车的老大爷拉着一车红卫兵到边疆，一条白毛巾裹在头上，两撮白棉花粘在嘴上非常好笑。“小黑胖子”郭贵祥在样板戏《红灯记》里扮鸠山，原本就黑胖诙谐，再把军装反穿在身上，十足的“日本鬼子”。王建平扮李玉和、李燕兴演李奶奶、王丽亚的李铁梅，一段折子戏，很受农场职工欢迎。张国宽平时说话有些结巴，可一说起快板，不仅打板的功夫了得，而且字正腔圆通顺流畅。常慧芳、马桂英、“小和尚”会翻筋斗，每逢重要出场，龙腾虎跃，上下翻飞总能赢得鼓掌。
我们这支宣传队还真风光过两天，不仅到小勐养总场慰问过“民族支队”，而且还曾步行70余里到景糯坝山寨演出。一队人走在山区的小路上，背着乐器，相扶相助，一走一天。景糯坝的乡亲听说来了北京的红卫兵，纷纷赶来看。至今想起，寨子里的南瓜、糙米、粑粑、香蕉，土戏台上耀眼的汽灯仍在眼前闪亮。
那时下工，持斧站在山腰，面对青山万里，忍不住总会吼它几嗓子。晚上知青经常围着火塘神侃，侃到情浓处，会唱起《外国民歌200首》中的歌曲。《喀秋莎》、《山楂树》、《含苞欲放的花》、《毕业歌》是那时经常唱的歌曲。
那是个扭曲的年代，但知青不缺乏激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