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军人家庭的孩子，从小随军漂泊，在我的概念里，哪里有妈妈哪里就是家。
1968年11月14日12点05分，每一个关坪知青都会记住的时刻。从那一刻起，我们离开了妈妈，离开了家，130个北京知青结伴走向云南西双版纳。
深秋的北京，寒风裹挟着大地，送行的人流挤满站台，喇叭里播着激越的歌曲。火车缓缓的启动，刚才还谆谆嘱托满脸关切的家长霎时严肃起来，很快车上车下哭声一片。很多年后，我理解了那就是背井离乡，那就是骨肉分离。后来我知道，有些知青没有亲人送行，有些知青是背着家长出走，有些知青身上只装着几块钱。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那个时代的召唤，但当这召唤降临到每个人的头上，更多的却是忐忑不安。 一天的火车到了武汉，住了一夜，又是三天三夜的火车到了昆明，我们仿佛到了天边。 离开昆明在滇南的红土“扬灰”路上又走了四天，大家都已精疲力倦。我们被告知，前面就是关坪，大家都瞪大了眼。
拐过一个山脚，三排灰色的平房围出一座场院，门口飘着彩旗，一队欢迎的人群，一片锣鼓声，我们到了终点。 这里就是关坪，据说周总理曾经视察过这里的橡胶园。
这里没有交通方便四通八达，没有招工时承诺的现代化。只有一个不到十间房的小旅店，不到十张桌子的小餐馆，一个人照顾的小商店。关坪农场8个生产队只有一台发电机，一部电话，还经常没电。
这里有一片青山，有满山的雨林和稀稀疏疏的胶林梯田。这里有一条长长的谷地，一条山溪沿着谷底蜿蜒，半山的青云覆盖着茂密的茅草，一块待开垦的家园。
我们被迎进场部，这里有一座简单的戏台，欢迎的标语高悬。一圈黑瓦平房，房后茅屋一片。这是我第一次走进茅草屋，树干的框架，竹排的墙壁，红土铺地，茅草盖顶。四围通通透透，缕缕炊烟。
这里是场部食堂，门口一个单杠，挂着一只硕大的马鹿，炊事员正在剥皮。他告诉我们，场部为欢迎知青，打了一只马鹿，煮了一大锅这里的特产，紫糯米饭。
知青人多，场部会议室装不下，大家在院子里寒暄。为欢迎知青，老朱把总场宣传队调来关坪。他们为我们端茶倒水，送上毛巾、水果、香烟。看得出来，他们很高兴，很关心，努力的和我们交流。场院大门外站满好奇的农场青年。
那时知青以学校为单位，大多并不熟悉。年龄也分为高中、初中、甚至小学，差的很远。大家在快速的相互了解，相互关照。因为隐隐知道，从此，一个相依为命的特殊群体走进这大山。
新奇，兴奋、不安；说不清的体验。晚上知青临时拼凑了一些节目和总场宣传队联欢。那是一台欢呼上山下乡，欢呼文化革命的节目。只记得张小红、川玲的独唱，老常、和尚的“小翻”。
当晚我们被安排在邻场部最近的一队，打地铺，十几个人一间。我们被告知，知青整体分为两个队，新队正在建设，离场部还有八公里。我们来关坪的第一件事：为自己基建。
那晚我听到有人轻声呜咽，也许是想家，也许是因为农场比想象差距太远。我还记得，第一夜的天清亮亮的，大家都很兴奋。我知道这里就是我们的新家，新生活的起点。
2，茅 屋
版纳容易生活，特别在关坪。这里虽是热带，但在山区，四季气候温和。大山，植被丰富，遍地建材，盖房容易简单。
我们初到十队，茅屋还没建，每天跟着队长老范走8公里进山。这里盖房简单：选好地，砍出一片地基，稍作规划。在规划好的地基上对称打出三排间距2～3米，直径20公分，深60～70公分的洞。洞里栽上木桩，中间一排高3米，两侧两排高2米，再把刮干净的树干按横向纵向架在树桩顶上，用山藤撕出的绳子捆紧，横向的是樑，纵向的是檩。—— 有了房屋的框架，再到山里割棕叶。用竹片把撕好的棕叶固定成一排排两米多长的棕排，再把棕排顺序固定在屋脊的架子上，房顶落成。墙壁更简单，用山藤把木棍拴出四方格的架子，把稻草踩进红泥，捞出来搭在架子上，两面一抹就成了墙。盖房简单，家具也一样。床就是在地上栽6跟小木桩，木桩顶部用树棍捆成长方木框，再把毛竹砍成2米长的竹片，铺在木框上，盖些稻草就是床。茅屋有门框、窗框，有框无档，只是个洞，挂块塑料布，鸟、兽、虫任意出入。这是真的，曾有眼镜蛇逛进老常、孙和平的房间。抓住了，养在盆里观赏。
后来，知青逐渐融入当地生活。向老工人学做木匠，不少知青为自己做了木制的桌椅板凳，做了衣柜、木箱。
排房四面通透，房间与房间只隔一道2米高的泥墙。2米以上一通到顶，传音非常好。我们那时经常躺在床上，几间屋子的人聊成一片。有时唱样板戏，“角”分在几间屋子，你唱我和，有板有眼，声振四方。
“小和尚”会讲评书《小五义》，讲起来，几间屋子的人聚精会神，经常有人插话纠正。 我们在十队盖了三排茅屋，还盖了厕所、食堂。推出一片平地，安装了自制的篮球架，建成了一个简易的生产基地。 到了雨季屋顶棕排会漏雨，就把塑料布搭在蚊帐上，弟兄们戏称：“玻璃房子水泥墙，蚊帐上有个养鱼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