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1969年底，六队的宋涛被树砸伤，虽然送到了思茅62军队医院抢救，可出院后仍时常头疼，留下了后遗症。我经常下工后走5公里山路到六队为她针灸按摩。到六队途径九队十队，常有知青同行。
记得一次刘云蕙大姐和我同行，已是傍晚走在昏黑的小路。刘云蕙长我3岁，那时足以成为我的导师。不知从哪聊起，她为我讲起了宋代陆游和唐婉的爱情故事，并吟咏了千古流传的《钗头凤》。 “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我记不清那晚是怎么到的六队，又是怎么回归，但那漆黑的山影，隐约的小路，习习清风伴送的轻吟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
我搞不清一曲《钗头凤》对我能有多大的影响，但正是这一曲曲充满人性的感叹和吟咏滋润了我那时被文革扭曲、晒干的心灵。
版纳的雨来的突然，刚才还艳阳高照，马上就大雨倾盆，砸得屋顶茅草簌簌颤抖，门前泥地瞬间吐着白泡，千洼万河。这是知青最惬意的时刻。
躲进茅屋，点燃一堆火，考点红薯、苞谷，如果再有一点酒，侃的没边没涯，侃的天昏地暗，侃的灵魂走向九州万方，走进千年岁月。
那时很多高中生都曾为我启蒙，在湿湿的小路，在燃烧的火塘，我受过太多人的恩惠。很多年后，每当我读书累了，总能想起那红红的火苗，浓浓的湿意，那千古流传的《钗头凤》。
《喜迁莺 记夜路咏钗头凤》
山朦胧，水朦胧，细雨落梧桐。花嘘树叹伴清风，空谷闻人声。
雨匆匆，人匆匆，兽吼鸟啼虫鸣。无限生机唱和声，一曲《钗头凤》。
赤脚医生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赤脚医生”，可那时边疆生产队缺医少药，连赤脚医生都没有。场部虽说有个卫生所，可只有一个昆明知青“黄医官”和一个护士。各个生产队也仅有一个兼职的卫生员。
农场很分散，远的生产队离公路要走十几、二十公里。稍微重点的病就要抬十几公里山路，到公路边再截车送到40公里外的总场医院，甚至送到100公里外的思茅军队医院。
记得刚到十队不久，孙和平手臂被锄头砍伤，肉都翻出来了，鲜血直流。生产队没办法，知青抬着他走了八公里山路，抬到关坪卫生所，仍是没办法，稍作处理，拦车送到总场医院。一路上我为他捆紧胳膊止血，时间长了还要放松，好在还算及时，没留下隐患。
客观说，知青来自北京，不仅有基本的医疗常识。最重要，有一层光环，各级领导关注。特别总厂医院两个受过大学教育的支边医生，一个来自天津，一个来自哈尔滨，统称北方老乡，对知青也照顾。就说孙和平，两次被砍伤，一次手臂，一次脚背，大量流血。都因为知青及时把他抬到总厂医院，找到最好的大夫进行消毒、缝合、打破伤风针，很快痊愈，没落下后遗症。
可老工人没这个条件。
我熟悉的老工人、复员军人吕孝衡，仅仅因为进山砍竹子，踩到竹桩，扎伤脚心。没得到及时治疗，感染了破伤风。后来虽然送到分厂卫生所，也没得到重视，包扎一下就送回了生产队。最后竟然因为一根竹刺送了性命。
少数民族寨子里还不如农场，只有一些传统的草医、草药，边疆缺医少药非常严重。
文革，无所事事，我经常在妈妈的门诊部学习，看了一些医书，学会了针灸和一些常见病的处理。离开北京时妈妈给我带上了《生理解剖》、《赤脚医生手册》和针灸用的器械、酒精，还有一些常见病的药。就这点简单的装备，在生产队发挥了作用。
我们所在的蒙曼寨子是傣族村寨，不仅气候湿热，而且蚊虫多。老工人又大多是移民，不适应这里的环境。很多老工人有病得不到治疗，只能硬挺，大多拖成了慢性病。我那时年轻不知害怕，什么病都敢扎针。经常到老工人家里探访，为一些有慢性病的老工人针灸、按摩，缓解痛苦，和他们建立了信任关系。
至今我还记得一件事：我的一个病人，云南人，老木匠李家田，身体非常不好，风湿病很重，关节开始变形，有一段我几乎每天为他针灸，用草药泡脚。
那时生产队不仅受文革的影响，而且有很强的地方派性。队领导湖南人多，云南人受欺负。老李好强，受不了气，常给我讲一些生产队的问题。有一天他交给我一封信，嘱咐我一定交给总场领导。我很迟钝，没有在意。谁知第二天上午他竟在家里上了吊。得到消息我从山上跑回来赶到现场，人还吊在梁上。从窗户爬进屋把他从梁上解下来，做人工呼吸，注射强心剂，可惜时间太久没有救活。
后来我看了那封信，是给总场领导的申诉，讲他的女儿被人欺负，无处伸冤，气愤之极以死抗争。事后想起，那封信就是老人临终的托付。我把那封信亲手转给了总场革委会领导，可当时正在派性斗争，公检法都已瘫痪，没人管。
记得为李家田发丧，湖南籍的队领导都躲了，尸体放在生产队学习的茅屋。生产队做了一大盆米豆腐，交给知青守夜。第二天入殓，尸体已硬放不进棺材，没人敢动，是我捧着他的头放进棺材，后来埋在了北边的山坡。
1986年我曾回到八队到山上寻找，那座坟包已没了踪迹。我第一次知道：人的生命如此脆弱，理解了为什么说：“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
在那个不太平的年代我在生产队行医，后来有了点名气。记得我在接到调令准备回归北方时，关坪“黄医官”曾到八队找我，要调我去培训，分配到关坪卫生所。
事后很多年想起那段经历，我以为“赤脚医生”是文革中涌现的也许是唯一的有积极意义的事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