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 1日
走到瑞丽，滇西南行就算到了头。告别老孟，一路急忙忙赶回昆明。急什么？因为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母亲的小婶婶，我们称为“八姥姥”，在昆明等我，
我的姥姥家在山西沁源，算得上是当地望族。大家族人口多，我妈妈有九个叔叔，我就有九个姥爷，九个姥姥。沁源是抗战时的太岳根据地，打日本，参军的人多。解放战争南下，太岳的老部队到了云南，八姥爷跟着部队来到这里，一辈子没脱军装，最终埋在了南疆。
68年我插队来到云南，姥爷、姥姥是我在边疆最近的亲人，他们对我格外关顾。
那时的北京知青，到昆明大多举目无亲。凡和我比较近的同学来到昆明几乎都受过他们的照顾。那时，只要是周末，姥爷家就热闹。姥爷爱热闹，也很幽默，在知青中人缘好，大家都叫姥爷、姥姥，姥爷、 姥姥成了知青的公共家长。
有了姥爷、姥姥，就有了六个小舅舅、小姨姨，大多同龄人，从小交往，很熟悉，到了昆明并不寂寞。
姥姥是离休干部，住干休所。干休所是军产，20年前还有一块菜地和市区隔膜。不知什么时候成了市中心，土地增了值，被开发商瞄上。这一下，20年前的小楼都换成了现代大楼。
姥姥年龄大了，84岁，腿脚已不太灵便。但老人生性勤谨，家里总是收拾的明明亮亮，干干净净。老人不愿用保姆，什么事都自己动手，子女们就轮流排队值班，周末全家团聚。
还在半路，妈妈就从海南打来电话，祝贺我的生日。又过生日，已是57岁。中国人传统，活一个甲子就是完人，不觉间离一个甲子还有三年, 东隅已逝，日月如梭。
我们这代人活的动荡，从小就历经磨难。没懂事，就知道战争。那时军人的孩子，父母很多在朝鲜前线，谁家有事，大家都凄然。在幼儿园就知道三反五反，上大班就跟着大人除四害，每天把打死的苍蝇收起来交作业。上学，又赶上三年困难，勒着裤带过日子，挨过饿。不等中学毕业，又来了文化大革命，学业中断。还没想明白“文革”，又到了云南边疆。随后是下工厂，当兵，回城，在动荡中自学、恋爱、成长。30岁才上大学，总算大学毕业娶妻成家，又是30年的改革开放。
因为动荡，潮流一浪接着一浪，不自觉地跟着潮流走，对人生也就来不及细想。
我出生在一代人“理想”胜利的年代，成长在疯狂追求更大“理想”的年代，反思在“理想”扭曲的年代，困惑在“理想”失落的年代。我们走过了人生的大曲大折，当朋友说我是成功人士时，我清楚，我的心已在社会边缘滑落，成了一个时代的看客。
我从小在军队长大，铸就了深深的理想主义色彩。但当曾经的理想陷入虚伪、无果，理想的惰性与现实的冲突造成内心的扭曲，成长出狷狂和自恋的人格。以至在面对社会价值的混乱和人格物化的沉重压抑时，躲开争斗，选择了精神的自我放逐。
一边是物质化人格的泛滥，一边是传统人格的回归，我选择了淡出漩涡。走出去，穿越大地，到社会的底层，寻求人格的完整和真实情感的自我。
我搞不清这是否是一种消沉？是否是社会责任的放弃？人生难道不是只在自我救赎，只在平淡世俗的努力中得到爱的实现和美的超脱？
也许常态人生才最难得。尽管常态总是和平凡、淡薄连着。而一旦“高尚”，就免不了作秀、争斗，直到身疲力倦，才想起闹市中的胡同，江南的小镇，村子里的炊烟，老奶奶的炕桌；才领悟，常态才是对生命的关爱。平静的学习，认真的工作，自由的游历，乐观的生活。
三年前，54岁生日,恰在温哥华阳光海岸。回首人生，岁月蹉跎，无以为寄，深夜徘徊，写下一首诗，以解块垒。
《五十四岁生日记怀》、
立心求索半生多，士农工商几蹉跎。
劳心劳力劳无止，苦挣苦扎苦生活。
家事国事何堪重，亲情友情我负多。
已逾半百何觉悟？唯喜尚余一书桌。
那时，我正为自己人生定位困惑，自励重新学习。4年过去，我学了，也走了，没有找到结果，但有了这些游记。
我想：人生本来就无所谓意义，只是因为人生苦短，要活得自尊坚强，才需要制造意义。
我来了，正赶上生日，又是节日公休，小舅舅、小姨姨们要尽地主之谊。晋明、小四买了蛋糕。小卿在电信宾馆联系了一桌酒宴，一家20多口，以姥姥为尊，热热闹闹。
深夜，回到干休所。喝了些酒，无眠，想起四年前的那首诗，填词纪念：
鹧鸪天 人生精彩
最是踌躇曾少年，自信才运济苍天。
踏破青山遍求索，始知人生无峰巅。
最痴情，唯眼前，过去未来皆虚烟。
咬定命运不松口，精彩只在登攀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