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赤脚医生”，可那时在边疆生产队连赤脚医生都少有。场部虽说有个卫生所，可只有一个昆明知青“黄医官”和一个卫生员。
农场很分散，远的生产队要走十几、二十公里。稍微重点的病就要送到40公里外的总场医院，甚至送到100公里外的思茅军队医院。
记得刚到十队不久，孙和平手臂被砍伤，肉都翻出来，鲜血直流。没办法，大家走了八公里把他抬到关坪卫生所，仍是没办法，稍作处理，拦车送到总场。一路上我为他捆紧胳膊止血，时间长了还要放开，好在还算及时，总算没出问题。
少数民族寨子里还不如农场，只有一些传统的草医、草药，边疆缺医少药非常严重。
文革中有一段无所事事，我经常在妈妈的门诊部学习，看了一些医书，学会了针灸和一些常见病的处理。离开北京时妈妈给我带上了《生理解剖》、《赤脚医生手册》和针灸用的器械还有一些常见病的药。就这点简单的装备，在生产队发挥了作用。 从十队分到八队，老工人多，慢性病多，特别是风湿性疾病。我和老工人接触，行医起了很大作用。
那时年轻不知害怕，什么病都敢扎针。很多老工人有病得不到及时治疗，只能硬挺，实在没办法用点草药。我那时为一些有慢性病的老工人针灸、按摩，缓解了他们的痛苦。经常到老工人家里探访，和他们建立了信任关系。 至今我还记得一件事：我的一个病人老木匠李家田，身体非常不好，风湿病很重，关节开始变形，有一段我几乎每天为他治疗。
那时生产队有很强的地方派性，队领导湖南人多，云南人受欺负。老李好强，受不了气，常给我讲一些生产队的问题。有一天他交给我一封信，嘱咐我一定交给总场领导。我很迟钝，没有在意。谁知第二天上午他竟在家里上了吊。得到消息我从山上跑回来赶到现场，人还吊在梁上。从窗户爬进屋把他从梁上解下来，做人工呼吸，注射强心剂，可惜时间太久没有救活。
后来我看了那封信，是给总场领导写的申诉，讲他的女儿被人欺负无处伸冤，气愤之极以死相抗。事后想起，那封信就是老人临死的托付。我把那封信亲手转给了总场领导，可当时派性斗争正在高潮，公检法都已瘫痪，这件事也就再没人提起。 记得为李家田发丧，队领导都躲了，尸体放在生产队学习的茅屋。生产队做了一大盆米豆腐，交给守夜的知青。第二天入殓，尸体已硬放不进棺材，没人敢动，是我捧着他的头放进棺材，后来埋在了北边的山坡。
1986年我曾到山上寻找，已没了痕迹。 我在生产队行医，后来有了点名气。记得我在接到调令准备回北方时，关坪“黄医官”曾到八队找我，要调我去培训，分配在关坪卫生所。 事后很多年想起这段经历，我以为“赤脚医生”是文革中涌现的少数有积极意义的事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