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
清晨的昆明，一层淡淡的雾气。坐在车上，眼前浮现的却是1968年11月21日的记忆。文革高潮，门派林立，高音喇叭喊着“八派”，“炮派”的战歌，声嘶力竭的互相攻击。我们已经来到昆明三天，时不时可以听见枪声密集。昆明在武斗，到北京接知青的老朱着急。安排车辆，急匆匆向西双版纳走去。
昨天，老陈电话告诉我，他已将我们的行程通知了大渡岗农场，大渡岗正在等我们。40年了，知青还在人们的记忆里，还被历史承认着，我很感激。
40年前，1600万知青像一股大潮涤荡着中国大地。10年后，这股大潮悄然退去，留下了遍地疮痍。经过30年的磨洗，伤口已经痊愈，可伤痕犹在。那不是哪个知青个人的不幸，而是一代人历经磨难的时代悲剧。
前几天在北京有人告诉我：“上面”有精神，今年是上山下乡40周年，对此，不组织纪念，不组织文章，不组织活动，淡化处理。
我不知道这是否属实？更想不明白是什么用意？难道怕揭开历史的疮疤引起人们的回忆？怕这曾经的创痛引起社会的思虑？可不纪念难道历史就会被忘记？1600万人的生命颠覆就能够消声灭迹？插队已经成为历史，毕竟曾经的牺牲和苦难已经过去，这代人早已成熟，不会永远蘸着人生的苦难咀嚼自己。
30年风风雨雨，我们早已看清那场曾经的灾难不是什么“四人帮”、“五人帮”、“三种人”的问题，更不是一句“极左思潮”就可以蒙混过去。那是一个有着5000年农耕文化积淀，有着2000年专制传统的民族，在近代工商文明冲击下，完成文化转型，不断探索，不断选择的历程。 每一个中国人自觉不自觉都做了参与。那是中国反传统，求革新的一幕幕历史演绎的延续。
中国近代史同时上演着悲剧和喜剧，互相抵牾，互相交替。曾经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并非没有圣洁的追求，悲壮的牺牲，超常的努力。只因深受传统和现实的制约，太深地打上了宗法文化、乌托邦革命的印记。问题不在历史的挫折，而是为什么总在重复过去？
我们付出了太多的牺牲才迎来半个世纪前的那场胜利，但巨大的胜利障住了一个民族的双眼，以致没有能力正视自己的历史，不能以批判的眼光展开一场真正的文化反思和人性解放。在沉重的文化压抑面前，我们或者选择“伦理纲常”，以“国家整体利益”为口实牺牲着自由思想和人格的独立；或者选择“不断革命”，以“阶级斗争”为号召掀起一次又一次运动，造成人性的扭曲。我们始终没有看清：对传统的批判和国民性的改造，不可能靠乌托邦式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始终没有看清，现代化的民主制度和法治秩序，不能靠简单的理性设计和国家机器。领袖、党派、暴力并不能随意文化的更新，而强制的思想灌输只会导致我们这个老大民族失去活力。
而有意的掩盖，人为制造的淡化，只会使悲剧继续下去，要知道一个没有记忆的民族，一个没有历史自觉的民族，一个只顾眼前，只顾满足物欲的民族是不会有前途的，也不可能在世界自立。
往事并不如烟，当巴金老人临终提出建立“文化大革命纪念馆”的时候，当更多的人提出建立“肃反”、“反右” 、“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纪念馆的时候，当“天安门母亲”提出还“六四”以真相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难道不是对国家民族的关爱和深深的忧虑？
40年前的那场灾难，成全了我们这一代人终生的批判反思，不离不弃。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才是当代思想解放的真正动因。如今我们又回来了，不全是恋旧，更多的是为了那段插队经历，那才是我们能够成为自己的源头。我们来了，而且是带着孩子来了，让他们也看看，让他们记住，当一个民族失去自觉、走向盲目时会有什么样的自杀行为，会有什么样的历史悲剧。
车沿着高速路奔跑。
40年前，从昆明到玉溪是一条沿滇池行走的土道。一路走来，西山逶迤，滇池浩淼。那时，“农业学大寨”，不知动了哪根筋，省革委会要“围湖造田”，把个自然秀美，风光无限的滇池搞成了战天斗地的战场。那时滇池边，到处是红旗、标语，大喇叭喊着“战天斗地”。
那是个疯狂的年代，个人崇拜和精神万能烧得人们迷迷糊糊，以致有人提出，西山长发卧波的美女形象是修正主义，要把美女的鼻子炸平，滇池经受了千古未有的劫难。
如今的昆玉高速穿行在山区，过去要半天到的路，现在只需一小时。玉溪———那个曾经风光秀丽的古镇已成了现代都市，一个缩小的昆明。
穿过玉溪，前面是杨武。40年前，我们离开昆明，第一天就住在这里。那时的杨武不过是山区一个小镇，我们140人的队伍，临时住在小学校，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学校旁边的一处天然温泉。
一道斜坡，一座小丘，一个露天的大池子，弥漫着水气蒸腾。至今我还记得那滑腻的泉水，刺鼻的硫磺味，泡在泉水中满身满头的红土和一身的疲倦一扫而空。
四天四夜火车的颠簸还没消褪，又颠簸在滇东南的公路。同行的伙伴，不少人是第一次远离父母，前程渺茫，夜晚可以听到低低的哭声。那年我17岁，加入这场旷古未有大迁徙的还有年龄更小的知青。
我从小随军，幼儿园、小学都是住校。习惯了远离父母，天涯漂泊。记得那天，躺在温泉对着满天的星斗。那天真远，星星真亮。我清楚，过去的生活已留在了星空的北方，从这里向南开始的将是人生的流放。我想起七天前火车开动的时刻，妈妈孤立的身影陷在无数妈妈的人海中。那是个骨肉分离，撕心裂肺的时刻，可人们不敢大声哭泣。我记得妈妈凌乱的发丝，无助地挥手，大喇叭播放着上山下乡的歌曲。
走进哀牢山，植被越发的浓郁。高架桥连着隧道，隧道又连着高架桥，路几乎是凌空而去。40年前，哀牢山，山高路险，云腾雾暗，路面满布红色胶泥。残破的路面，颠簸得让人坐不住，无数次把我们抛起。记得我和常立坐在最后一排，相靠相依。那车走走停停，十分缓慢。从杨武到沅江，现在只需3小时的路，那时走了整整一天。
哀牢山变了，曾经的原始雨林，乌乌泱泱无边无际。现在丛密的芭蕉林围着寨墙，梯田层层，清亮的水渠。公路不再寂寞，路边农家乐的广告牌林立。
我们在山顶打尖，走进一户农家自营的食馆。40年前，没有私营经济。有限的几个食馆都设在非常重要的路段。那时吃饭要粮票，就是大一点的食馆也就两三个菜。很难吃到新鲜肉，新鲜蔬菜也少。甲菜也不过几片腊肉。印象最深的甲菜是酸腌菜炒腊肉。
现今的食馆，干净整洁，菜肴也新奇，这里在吃“花”———有芭蕉花、黄花、英雄花，还有很多叫不上名字的野花。经清水浸泡，炒出来含在嘴中，滑润中满口清香。酸菜也新奇，不是当年的酸腌菜，而是把嫩竹笋用淘米水腌制发酵，洗净了用肉爆炒，酸中有辣，脆嫩爽口，那个鲜美，那个地道。几十年不见，当年没人稀罕的竹笋、野花竟然已被标榜为传统、特产。
15点30车到普洱，再一次走进那个千年古镇。
历史上因为西双版纳的茶叶在这里集中销售，被冠以“普洱茶”的名称，普洱也随着马帮和茶叶走进千家万户。
40年前，一片平坝，一条土路，数不清的黑瓦砖墙，茅屋棚户。这里也在文革，墙上有大标语，但远没昆明的热烈。水牛、鸡犬、黑猪在街上悠游。那时的普洱人大都是左饪盘扣，我感觉像电影《武训传》里的情景。那时还能看到马帮，十数匹马同行，驮着大块的盐巴、黑糖、茶叶，悠悠的铃声。赶马人黑衣黑裤，黑布缠头。时间在山路上，沉荡荡，慢腾腾。
那时的普洱茶对我们来讲不过是很普通的大叶茶，到处可见。 制作工艺也很简单，没什么值得炫耀。更没听说过，茶叶放得越久越值钱。
这几年不知出了什么邪？普洱茶炒作得沸沸扬扬。普洱茶本就是发酵茶，随着存放时间的延长，发酵会更充分，这原本不是秘密，可一炒作变成放得时间越久越珍贵。去年，竟然有马帮进京，一块1968年制作的四两茶饼，拍卖价高达20万。这股炒作风不仅影响云南，甚至影响到了远在大洋彼岸的温哥华。
最让我不可思议，普洱茶名声大振，普洱的名称有了超常的含金量，一个小县不能承担！这座千年古镇失去了名称，改回清代旧名称“宁洱县”。“普洱”让给了地区首府思茅，思茅更名“普洱市”。
不知什么时候改名成了一种时髦。2004年我到滇北旅游，好端端的茶马古道上的古镇中甸，一夜之间改名香格里拉，有了西洋的味道。思茅不知有什么不好？原本就是著名的滇东南边城，40年前西双版纳也归其统属，怎么一下就成了普洱？难道只因为茶叶的热销？
16点50走进思茅，不敢认了。宽阔的广场，簇新的小区，繁华的商厦，整齐的街道。这里已是一座有30万城市人口的现代都市。40年前，那个5万人口不到的老城已然飘渺。
40年前，这里有数的几座国营商店，一条铺着碎石的大道。大街上人口很少，最显眼的是军人。那时正值“抗美援越”，出国部队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越南军服，这里是抗美援越的后方基地。
走进思茅和妻子刘彬燕谈起当年的印象，有一件事印象深刻。正是文化大革命高潮，云南极左思潮泛滥，（对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已成规范，吃饭前要跳“忠子舞”。
在家里吃饭无所谓，跳不跳没人知道，麻烦的是外出。每到饭点，来吃饭的客人要排队在餐馆门口由服务员带着跳舞，然后才能吃饭。现在的青年也许觉得可笑，那时在边疆“忠不忠看行动”，绝不可少。出国部队从老挝回国，一般第一站都到这里，可刚从前线回来的战士怎么会跳“忠子舞”？可又不能不跳。于是只好由部队首长把部队按编制列队，由服务员领跳。跳舞岂是一看就可以学会，结果大街上就出现了成百的军人随着“敬爱的毛主席”的旋律伸胳膊动腿“群雄乱舞”。那时出国部队多，一来就是一个车队，街面上跳不开，要排队。一队跳完了进食馆吃饭，下一队又在街边跳起，这奇特的景象至今印象深刻。
思茅只是路过，18点20走上思小（思茅到小勐养）高速路，20分钟穿过普文大桥，走进西双版纳。
又见版纳，还是那漫无边际的青山，还是那层层攀升的梯田；还是那飘荡游离的浮云，还是那孤傲挺拔的云杉，还是那竹林围绕的山寨，还是那奔流跳跃的山泉，还是那略带苦涩的清风，还是那晚霞夕照一片灿烂。40年了，版纳依然，只有眼前的高速路穿行在这百里生态长廊，把往日的记忆连成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