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纳林子密，号称野生动物的乐园。但实际上正是因为林子密，很少见到野兽。
我们刚到十队几乎每晚都能听到野兽嚎叫，很有些恐怖。后来听老工人介绍，叫得最响的其实是从不伤人的麂子。那个年头还没有保护野生动物的概念，打猎不仅天经地义，还多少有些保护人类的光荣。每个队都有几个打猎高手，允许持枪，很受人们的尊重。
关坪的大山拥有所有热带雨林的野兽，最经常被猎杀的是麂子、马鹿、山鸡、豺狗。离我们很近的大崖口附近有野生大象，我曾在那里见过象粪。
老工人告诉我：那时邮政困难，邮递员骑车投递。经常要骑几十公里山路。也因此都配备有枪。据说离我们生产队30多公里的景诺坝有个邮递员，曾经用枪伤害过大象。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失踪了。人们到处找，费了很大劲才找到。居然被大象害死，挖土埋了。
大象聪明，记忆好，而且是成群活动，不能得罪。那时随老工人进山割棕叶，老工人一再告诉我们，遇见象要在山上横着跑，钻进棕叶树丛，棕叶树丛长满坚硬的刺，可以存身。
知青喜欢好猎手，能跟猎手出去一次，是难得的经历。八队有个老查，经常打猎，有一只双筒猎枪，记得于忠跟他出去过一次。 听老查讲：打猎大多不在白天，而是在半夜。
出猎要穿好厚衣服、蚂蟥袜，带上砍刀。特别是要戴头灯。头灯用两节大号的空气电池（那时这么称呼），每节电池有一斤多重，两节电池并连在一起，背在背上，有导线连接头灯。那时电池很难搞。
出猎一般都是傍晚，跟着野兽趟出来的小道，找到野兽经常出没的路口，隐蔽起来。野兽很警觉，隐蔽有技巧。等到野兽走到身边，突然打开头灯，巨大的光柱震慑的野兽霎时惊恐，站在原地不知逃跑。此时是最好的射击时刻，必须一枪毙命。否则林子密野兽跑几步就很难找到。如果是公马鹿会有鹿茸，要使鹿头向下控血，这样处理后的鹿茸质量更好。猎手打到野物一般不当时背回去，而是第二天带人来取。 我们那时经常能吃到野味，但更多的是吃各种野兽肉晾制的干巴。记得我吃过豹子和狗熊干巴，硬硬的很粗糙，吃不出什么特殊的味道。
知青也自己学打猎，搞了一些夹子和粘网。我没看到过夹子的成绩，但粘网使我们捕到过很多小鸟。版纳的鸟漂亮，我见过凌空腾飞的孔雀，大红大绿一尺多长的鹦鹉，长着巨嘴的犀鸟。但见得最多的是各种色彩，叫不上名字的雀鸟。我还见过色彩斑斓，会在树丛滑翔的蜥蜴。
那时，早上在山顶张开粘网，傍晚收网总能捕到很多小鸟，以鹦鹉、斑鸠、翠鸟为多。大多叫不出名字，很漂亮。我们试图喂养，但从没成功。也做过标本，都没留下。可惜了那些漂亮的小精灵，至今想起仍觉得深深的抱歉。
我们还抓到过豪猪，厉害，长着长长坚硬的刺，用锄头拍死，肉吃了，留下长长的刺做纪念，至今还有人保留。
最傻的是穿山甲，不用人上山找，自己就送上门了。我们曾在茅草屋旁边捡到一只，不小。可我们不知如何对待它，喂它一些米饭，用一个脸盆扣着，第二天早上找不到了。可它们不长记性，经常来骚扰。知青保留下来的标本，最好的是“穿山甲”，一张完整的外皮，至今还保留在北京。
知青还养过猴子，是打猎时捡到的幼猴，很淘气。经常各屋乱串，翻东西，搞破坏，和我们相处得很好。我走的早，后来听说，小猴死了，因为偷吃了有毒的饵料。
还有一个稀奇的动物，我们砍坝抓到一只“风猴”，学名叫树懒。真是懒，放到那，半天不动。当时就有人说，吃它大补，能治精神病。最后什么结果，不记得了。或许真被制成了干巴，成了补药。
锻 练
那个年代，知青以领袖为榜样。记得当时非常崇拜毛泽东的一句话：青年要成就大业，必须要有高远的志向，渊博的知识，强健的体魄。于是体育锻炼就成了我在版纳一直坚持的活动。我还和“小和尚”于志海共同做了一副双杠。
那时每天总是早早爬起，从八队跑步到附近两里外的勐曼寨。那是一条盖满浮尘的土路，蜿蜒在雨林覆盖的山底。路旁有稻田、清溪，高大的黄菠萝树，小鸟鸣啼。寨口有成片的凤尾竹，青翠旎丽，空气中总弥漫着一股湿气，清新得让人着迷。
跑步回来在双杠前压腿涮腰，那时迷上了翻筋斗，于志海是“师傅”。每天拿倒立，側手翻，前手翻，练得混身大汗，再用水桶盛满清水从头冲洗，无冬立夏从不放弃，那个爽，一天都充满活力。那时虽然满是迷茫，但不缺少激情和理想，记得于志海曾送我一首不知谁写的诗：
有的人正当年少，
看上去却暮气沉沉。
有的人虽然老了，
我们却说他年花似锦。
青春难道指的是青年时代，
我爱那革命者的青春致死不减一分。
每当一个早晨我都要扪心自问，
青春啊，你可像那朝阳蓬勃如焚？
虎子和它的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