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告别了姥姥。走昭通、宜宾北上。一路天清气爽，道路通畅。过了昭通进入干热河谷。这一带是彝族区，过去天旱地贫，四闭之地。如今梯田铺着塑料薄膜，阳光下白花花的。百姓已知道科学种田。
一路顺风，下午三点离宜宾只有一百多公里，问题来了。高速路虽然已铺路面，但设施尚未齐全，没有通行证不得通行。百姓只得走老路，有了大麻烦。
也许是因为这条路近，大型集装箱货车多，车重路窄，路基的大石头拱出路面，到处是水坑，路面压得稀烂。一百多公里，走了八个小时，半夜一点走进四川。
再进四川，总有一种亲切感。不全是因为我出生在这里，更多是因为57年，十数次来过四川。那份沧桑，那份古老，那份滋润，那份安闲，时时出现在眼前。
特别近10年，两入剑阁，三进甘南。泸定的铁索，峨嵋的金殿，乐山的大佛，梅州的诗苑；贡嘎的雪山，亚丁的冰川，黄龙的瑶池， 康定的寺院；更别提丹巴的碉楼，诺尔盖的草原，雅城的峡谷，金沙的江湾，一片山河千种风情，美的让人惊艳，以致每到四川总有一种浓浓的亲切感。
宜宾隔金沙江，对面是云南，地处边远。但宜宾有“五粮液”，人称酒城，四海名传。走进宜宾，街心一座花园，一只巨大的酒樽，难得空气中，温温的一丝甜腻，酒香飘散。
9点出发，经自贡、资阳走向成都平原。紧密的村寨，无边的稻田，蒙蒙细雨中，繁花似锦，湿气绵绵。
11点半走进成都，第一站，杜甫草堂。
杜甫史称“诗圣”，比肩李白的“诗仙”。其实，杜甫生前并未像李白一样受朝廷赏识，远不如“诗仙”。杜甫出名是宋代以后的事。有宋一朝，几乎始终面临外族入侵，生民涂炭。仕子忧国忧民，杜诗的地位才日益凸显。
杜诗其文，字斟句酌，沉郁顿挫，“语不惊人死不休。”他的名篇《长江》被后人评为，字字对，句句工。“无边落木潇潇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脍炙人口。但杜诗之神我以为不在“文”而在“情”，在忧国忧民的至情至性。“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何等的爱憎？“穷年忧黎元，太息肠内热”，一个“热”字，把诗人的情感淋漓尽致的烘托。以诗记史，以诗述“圣”，杜甫开文学儒教先河。他在诗中表现出来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儒家本色，感动了几代人。
自杜诗之后，诗歌的教化功能日益凸显。宋代的范仲淹、苏轼、岳飞、文天祥都是杰出的代表。这一诗风自北宋后，成为中国诗坛的主流，推动了儒家“内圣外王”精神的传播。杜甫也因此成为诗中之“圣”。
我算了一下，从1966年大串联，42年之间，我曾五入草堂。随着年龄阅历的变化，感触也大不一样。少年时，入草堂不过游玩猎奇。上世纪 80年代两次走进草堂，开始了吟咏品味。记得和友人曾为杜甫以“红湿”二字表现成都，视之有色，触之有觉，而又无形无相，大发感慨。如今再来草堂，这里已然整修得花团锦簇，焕然一新，可我却心绪变了。坐在茶堂，沏一杯清茶，点一支香烟，任游人如织。在漫漫的湿意中静静地体悟。42年过去，人疲倦了，心疲倦了。
杜甫成名，得益于“天宝、开元”年间的治乱。先是经济文化的繁荣，导致统治者的奢华糜烂，继之是“安史之乱”，生民涂炭。强烈的对比，切肤的体验，成就了《丽人行》《兵车行》，成就了《三吏》、《三别》。
中国历来有兴乱更替的传统，更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说教。何以如此？人治使然。权力的过度集中，百姓的过度自恋，以致国家的兴衰全赖统治者的明暗。
2000年的专制史，前有“成康、文景”，中有“贞观、开元”，后有“康乾盛世”，有一代明君就有一代强盛，而强盛之后紧接着是几代人的黑暗。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乎焉，” 否极泰来，周而复反。
如今呢？30年升平，国势兴隆，百姓偏安，官场腐败，民间已是奢靡成风。
60年前，毛泽东在延安与黄炎培先生畅谈，预言走民主的道路。60年过去，国家强盛，民生改善，可民主呢？60年我们又走了一个怪圈，又回到历史的出发点。
中国又有了新的权贵，又有了新的贫富悬殊，又有了新的“朱门酒肉”。而造成这一切的文化原因、社会原因、体制原因究竟是什么？
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兴起，一个新的统治体制形成，而中国历史上打破一个统治体制而又不动乱该有多难。
草堂经历了了1300年的变化。天宝年间的苦难，已经换成了兴和浮华。楼群包围了草堂，上面高悬着商业广告。草堂明白，历史毕竟进步了，杜甫当年企盼的“广厦千万间”，已然遍布都市，可“天下寒士俱欢颜”了吗？
眼前，姑娘在操琴，青年在观瞻，孩子在嬉戏，老人在清谈。古老的依旧古老，漠然的依然漠然，人们已经忘记，“世道人心悬利剑，从来治世民为天”。莫非，这一代，或者下一代，会造就出新的杜甫？会产生出新的《三吏》《三别》？草堂黯然。
再游草堂
“草堂”今安在？ 商海浮“瀛台”。
楼墙多豪语， “茅屋”只怜才。
游人几哗喧， 我心独自白。
千古多寂寞， 闹市一孤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