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之初，大部分知青在17岁到22岁之间，正是青春年华。一年左右，甚至更短时间，普遍会有最初的恋爱。其实，是不是恋爱很难说。知青小小年龄突然远离父母，远离亲人，普遍的孤独和寂寞使寻找异性朋友成为最好的安慰和寄托。
其实这是一个逐渐的过程，是随着插队声势的逐渐扩大，随着回城希望的逐渐渺茫而加速度进行着。
北京知青有一部分老高中生离开北京时就是成双成对，有些到了版纳又有新变化，但大体一年后，大多有了默契。
我的妻子刘彬燕比我晚到关坪半年多，是和姐姐一同，万里飘摇，到边疆寻找哥哥。那时插队已是无处遁形，北京街道居委会挨家挨户督查，凡是到年龄不走的就会施加压力。反正要走，最好一家人在一起，她们姊妹到了八队。
八队200人左右，知青只有15个，7男8女。至今我也搞不清那是有意安排还是巧合，总之刘彬燕年龄最小，我倒数第二，我们分在一个组。
刘彬燕是师大女附中68级学生，那时才17岁，生活能力强，也自立自尊，我们朝夕相处都有好感。后来知道她的父亲是“右派”，那年月，出身“不好”就是贱民，无法正常招工，上学，生活。不同家庭背景的人，相互间成见很深。一场大革命，凭空结出数不清的苦果。
但八队没有压力，我也没有成见。我们那时谈不上是恋爱，只是生活在一个队，相互照顾。那时男生、女生自然分工，男生多做一些累活、苦活、跑腿和危险的事，女生多做一些家务。比较起来，高中的知青比较自觉，很快形成了双双对对。
我们在一个队生活了一年多，有了基本的了解，最初的情感，恋爱是我们分手以后。那时我到了部队，她到了昆明铁路局。在五年的时间里，我们只见过一次面，全凭书信交流。那时写信就是我们的全部情感生活。我们通过写信表明心迹，通过写信互道衷情，通过写信互相鼓励，通过写信互相了解。现在的青年一定无法理解，分手后怎么还能恋爱？
那一代人就是这样恋爱。因为爱的专一，心无旁骛；因为距离太远，一月一信；那时，恋爱对我来说，意味着乱世沧桑的一种承诺，一种寄托，也是一种解脱。
何谓承诺？“一生一世一双人”；何谓寄托？“天各一方，心心念念”；何谓解脱？“从此，心无旁骛，一心一意的学习、工作”。尽管也有不少波折，想想看，50年，可以写一本书，但根基还是源于插队，源于知青的生活。
我事后做过统计，关坪100多知青，在版纳认识、恋爱共度一生至今的有17对。我们八队15个北京知青，后来组成家庭的有三对。可见插队对一代知青影响深刻。
28 贡献
知青到边疆接受再教育，以今天的眼光看，对这代人的成长影响深刻。同时知青到边疆也为那里带来很多新的文化，新的生活，对边疆的发展贡献独特。
我到版纳，每看到成片的胶林，成片的茶园，成片的芒果树，总能想到知青的身影。特别对边疆的文化建设，那时各级农场的学校几乎都是由知青任教。有些知青还被抽调到寨子里，为少数民族孩子教书。客观的说，今天在版纳顶大梁的一代人几乎都是知青的学生。
记得那时招新生，有的孩子不知道年龄，只得让孩子们用右手从头上绕过去摸左耳朵，小孩头大，凡能摸到耳朵的就差不多有七八岁，可以入学。
我们刚到生产队，菜地只有洋白菜、茄子、南瓜、黄瓜、苦菜、辣椒几个品种，知青曾试图引种北方蔬菜。我记得西红柿到了版纳结的果实很小，有很大的变异，西瓜也像个拳头。这几年版纳的西瓜成了气候，每年春节大批的在北京上市。
那时版纳的鸡会飞，晚上住在树梢，可下蛋太少。版纳的猪会跑，圈里养不住，满山飘。猪不劁，一点点大，就追着母猪满山跑。几年才长一点大，我们称为小老猪。记得1970年春节，八队杀猪，一群人追猪，最后一直追到河里，下河才把猪抓到。
做饭也简单，什么菜都是煮，调料只有盐巴和辣椒。版纳最早的酱油、醋都是知青引进，那时用的是白醋和酱油膏。版纳那时没有半导体收音机，报纸要两周后才能看到，我记得知青带去的收音机，引得寨子里的孩子都来瞧。
我记得1969年随农垦局孙伟到北京接69届知青，回版纳时带了十只“来杭鸡”幼雏。放在一个大纸盒子里，上面捅了几个洞，每天喂它们水浸过的小米，一直端了八九天到景洪。那是东风农场老知青嘱托带到版纳的。不知后来那群雏鸡是否子孙繁荣。
40年过去，回过头来看，版纳发展的各个领域几乎都有知青的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