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玉溪，前面是杨武。
40年前，我们离开昆明，第一天就住在这里。那时的杨武不过山区小镇，我们140人的队伍，临时住在小学校，依稀记得附近小山顶有一处温泉。
一道斜坡，一座小山，一个露天的大池子，蒸腾着青烟。至今我还记得，滑腻的泉水，刺鼻的硫磺味。泡进去，尽扫满头满脸的红土和一身的疲倦。
四天四夜的火车颠簸，还没消缓，又乘汽车颠簸在滇东南的大山。同行的伙伴，不少人是第一次远离父母。那年我17岁，还有更小的知情加入这场旷古未有大迁徙。前程渺茫，夜晚能听到低声的呜咽。
记得那天，躺在温泉对着满天星斗：那天真远，星星真亮。我清楚，过去的生活已经留在了星空的北边，从这里向南开始的将是人生的流放。我想起七天前火车开动的时刻，妈妈孤立的身影陷在无数妈妈的人海中。那是个骨肉分离，撕心裂肺的时刻，可人们不敢大声呜咽。我记得妈妈凌乱的发丝，无助地挥手，大喇叭播放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歌声。
再进哀牢山，还是那浓郁的植被。只是不用翻山。我们在隧道和高架桥上穿越，凌空向前。40年前，哀牢山，山高路险。红色的胶泥，残破的路面。记得我和常立坐在最后一排，相依相靠，无数次被高高抛起。车走走停停，十分缓慢。从杨武到沅江，现在只需2小时，那时走了整整一天。
哀牢山变了，曾经的原始雨林，乌乌泱泱，无际无边。现在丛密的芭蕉林，清亮的水渠，层层梯田。
我们在路边打尖，走进一户农家自营的食馆。40年前，没有私营经济。有限的几个食馆都设在非常重要的路段。那时吃饭要粮票，就是大一点的食馆也只有两三个菜。很难吃到新鲜肉，新鲜蔬菜。印象最深的甲菜是酸腌菜炒腊肉。
现今的食馆，干净整洁，菜肴也新奇，这里在吃“花”：有芭蕉花、英雄花，黄花、还有很多叫不上名字的野花。清水浸泡，炒出来含在口中，滑润中满口清香。酸菜也新奇，不是当年的酸腌菜，而是把嫩竹笋用淘米水腌制，洗净了用肉爆炒，酸中有辣，脆嫩爽口，那个鲜美，那个地道。几十年不见，当年没人稀罕的竹笋、野花竟然已成为传统、特产。
15点30车到普洱，再一次走进那个千年古镇。
历史上因为西双版纳的茶叶，在这里集中销售，被冠以“普洱茶”的名称，普洱也随着马帮和茶叶走进千家万户。
40年前，一片平坝，一条土路，数不清的黑瓦青砖，茅屋棚户。这里也在文革，墙上有大标语，但远没昆明的热烈。水牛、鸡犬、黑猪在街上悠游。那时的普洱人大都是左饪盘扣，我感觉像穿越到清朝。那时还能看到马帮，十数匹马同行，驮着大块的盐巴、黑糖、茶叶，赶马人黑衣黑裤，黑布缠头，清脆的驼铃。
那时的普洱茶不过很普通的大叶茶，随处可见，没什么值得炫耀。我从未听说，茶叶放得越久越值钱。
这几年不知出了什么邪？普洱茶炒作得沸沸扬扬。去年，竟然有马帮进京，一块1968年制作的四两茶饼，拍卖价高达20万。最不可思议：普洱茶名声大振，普洱的名称有了含金量。这座千年古镇竟然改名“宁洱”。普洱的名称留给了地区首府思茅，更名“普洱市”。
16点50走进思茅，不敢认了。宽阔的广场，簇新的小区，繁华的街道。这里已经是一座有40万人口的现代都市。那个5万人口不到的老城，已然飘渺。
40年前，这里有数的几座国营商店，一条铺着碎石的大道。大街上行人很少，最多的是军人。那时正值“抗美援越”，出国部队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越南军服，这里是抗美援越的后方基地。
妻子刘彬燕谈起当年的往事，有一件事印象深刻。正是文化革命高潮，（对毛主席）流行早请示、晚汇报，吃饭前要跳“忠子舞”。
在家里吃饭，无所谓，跳不跳没人知道。麻烦的是外出。每到饭点，来吃饭的客人要排队在餐馆门口由服务员带着跳舞。现在的青年也许觉着可笑，那时的边疆“忠不忠看行动”，绝不可少。
出国部队从老挝回国，第一站都到这里，可刚从前线回来的战士，怎么会跳“忠子舞”？可又不能不跳。于是只好由部队首长把部队按编制列队，由服务员领舞。跳舞岂是一看就会，结果大街上出现了，成百的军人，随着“敬爱的毛主席”的旋律，伸胳膊动腿“群雄乱舞”。那时出国部队多，一来就是一个车队，街面上跳不开，要排队。一队跳完，进食馆吃饭，下一队接着在街边跳。
思茅只是路过，18点20走上思小（思茅到小勐养）高速路，20分钟穿过普文大桥，走进西双版纳。
又见版纳，还是那漫无边际的青山，还是那层层攀升的梯田；还是那飘荡游离的浮云，还是那孤傲挺拔的云杉，晚霞夕照，一片灿烂。40年了，版纳依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