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军人家庭的孩子，从小随军漂泊，在我的概念里，哪里有妈妈，哪里就是家。
1968年11月14日12点05分，每一个关坪知青都会记住的时刻。从那一刻起，我们离开了妈妈，离开了家，140个北京知青结伴走向云南西双版纳。
深秋的北京，寒风裹挟着大地，送行的人流挤满站台，喇叭里播放着革命歌曲。火车缓缓的启动，刚才还谆谆嘱托满脸关切的家长，霎时严肃起来，很快车上车下哭声一片。很多年后，我理解了那就是背井离乡，那就是骨肉分离。后来我知道，有些知青没有亲人送行，有些知青是背着家长出走，有些知青身上只装着几块钱。
上山下乡始自上世界50年代。我至今没想明白：战争结束，百废待兴。学习知识、提高能力、重建家园，是全国人民的心愿。可伟人硬要反其道而行，把已经混乱的经济秩序，进一步打烂。农村，先是经历了疾风暴雨的土改，不等喘息，又开始了合作化运动。紧接着号召城市青年下乡上山。当时的口号，“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谁敢阻拦？邢燕子、侯隽、董家耕就是那时的典范。紧接着的是十万上海青年上天山。
那时，上山下乡已经隐约走入人们的视线。但当时，发展生产，恢复经济是主流，城市需要人才。青年们梦想着，读大学、学科技、投身国家建设。毕竟，那时的老师、家长都是民国时期培养教育。
文革，砸碎传统，价值混乱，也是无法安排城市就业。伟人呼叫“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但当这召唤降临到每个人的头上，更多的是忐忑不安。
一天的火车到了武汉，住了一夜，又是三天三夜的火车到了昆明，我们仿佛到了天边。又在滇东南的“扬灰”路上跑了四天，大家都已精疲力尽。我们被告知，前面是关坪，大家都睁大了眼。
拐过一个山脚，三排灰色的平房围出一座场院，一队欢迎的人群，一阵锣鼓声，我们到了终点。这里就是关坪，据说周恩来曾经来过，视察这里的橡胶园。
这里没有交通方便，四通八达，没有招工时承诺的大农场。只有一个不到十间房的小旅店，不到十张桌子的小餐馆，一个人照顾的小商店。关坪农场8个生产队只有一台发电机，一部电话，还经常没电。
这里有一片青山，有满山的雨林和稀稀疏疏的胶林梯田。这里有一条长长的谷地，一条山溪沿着谷底蜿蜒，半山的青云覆盖着茂密的茅草，一片待开垦的荒山。
我们被迎进场部，这里有一座简单的戏台，欢迎的标语高悬。一圈黑瓦平房，房后茅屋一片。这是我第一次走进茅草屋，树干的框架，竹排的墙壁，红土铺地，茅草盖顶。四围通通透透，冒着缕缕炊烟。
这是场部食堂，门口一个单杠，挂着一只硕大的马鹿，炊事员正在剥皮。他告诉我，场部为欢迎知青，打了一只马鹿，煮了一大锅这里的特产，紫糯米饭。
知青人多，场部会议室装不下，大家在院子里寒暄。为欢迎知青，老朱把总场宣传队招来关坪。他们为我们端茶倒水，送上毛巾、水果、香烟。看得出来，他们很高兴，努力的和我们交流。场院大门外站满好奇的当地青年。
那时知青以学校为单位，大多并不熟悉。年龄也分为高中、初中、甚至小学，差的很远。大家在快速的相互了解，相互关照。因为隐隐知道，从此，一个相依为命的特殊群体将走进这无边的大山。
新奇，兴奋、不安。晚上知青临时拼凑了一些节目和总场宣传队联欢。那是一台欢呼上山下乡，欢呼文化革命的节目。只记得张小红、川玲的独唱，老常、和尚的“小翻”。
当晚我们被安排在邻场部最近的一队，打地铺，十几个人一间。我们被告知，知青整体分为两个队，新队正在筹建，离场部还有8公里。我们来关坪的第一件事：为自己基建。
那晚我听到有人轻声呜咽，也许是想家，也许是因为农场比想象差距太大。我还记得，第一夜的天清亮亮的，大家都很兴奋。我知道这里就是我们的新家，新生活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