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之初，大部分知青在17岁到22岁之间，正是青春年华。一年左右，甚至更短时间，普遍会有最初的恋爱。其实，是不是恋爱很难说清。知青小小年龄突然远离父母，远离亲人，普遍的孤独、寂寞，寻找异性朋友成为那时最好的安慰和寄托。
其实这是一个逐渐的过程，是随着插队声势的逐渐扩大，随着回城希望的逐渐渺茫而加速度的进行。
北京知青有一部分老高中生离开北京时就是成双成对，有些到了版纳又有新变化，但大体一年后，大多有了默契。
我的妻子刘彬燕比我晚到关坪半年，是和姐姐一同，到边疆寻找哥哥。他哥哥刘国堂是矿院附中老高三的学生，和我们一批抵达关坪。那时插队已是无所遁形，北京街道居委会挨家挨户督查、动员，凡是到年龄不走，就会施加压力。反正要走，最好兄弟姊妹在一起，她们姊妹到了八队。
八队200多职工，知青只有15人，7男8女。至今我也搞不清，那是有意安排还是巧合，总之刘彬燕年龄最小，我倒数第二，我们分在一个组。
刘彬燕，师大女附中68级学生，那时才17岁，生活能力强，也自立自尊，我们朝夕相处都有好感。后来知道她的父亲是“右派”，留美的工程师。那年月，讲究家庭出身，“右派”子弟就是贱民，无法正常上学、招工。那时，不同家庭背景的人，相互成见很深。一场无厘头的“大革命”，凭空结出数不清的阶级斗争。
但八队没有压力，我没有成见。我是军队子弟，大院长大，对出身不敏感。那时也谈不上是恋爱，只是生活在一个队，相互照顾。那时男生、女生自然分工。男生多做一些脏活、苦活、跑腿和危险的活，女生多做一些家务。比较起来，高中的知青比较自觉，很快形成了双双对对。
我们在一个队生活了一年多，有了基本的了解，最初的情感，恋爱是我们分手以后。那时我到了部队，她到了昆明铁路局。在五年的时间里，我们只见过一次面，全凭书信交流。那时写信就是我们的全部情感生活。我们通过写信互相了解，通过写信互相鼓励，通过写信互诉衷情。现在的青年一定无法理解，分手后怎么还能恋爱？
那一代就是这样恋爱。因为距离太远，一月一信；因为爱的专一，心无旁骛；那时，恋爱对我来说，意味着乱世沧桑的一种承诺，一种寄托，也是一种解脱。
何谓承诺？“一生一世一双人”；何谓寄托？“天各一方，心心念念”；何谓解脱？“从此，心无旁骛，一心一意的学习、工作”。尽管也有不少波折，想想看，50年，可以写一本书了，但根基还是源于插队，源于知青的生活。
我事后做过统计，关坪130多北京知青，在版纳认识、恋爱共度一生至今的有17对。我们八队15个北京知青，后来组成家庭的有三对。可见插队对一代知青的深刻影响。
知青到边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个伪命题。真实情况，知青深入底层，在了解社会中奉献社会，为边疆发展带来了城市文明，城市眼光，有独特的贡献。
我到版纳，每看到成片的胶林，成片的茶园，成片的芒果树，总能想到知青的身影。特别对边疆的文化建设，那时各级农场的学校，几乎都由知青任教。有部分知青还被抽调到寨子里，为少数民族孩子办学。客观的说，今天在版纳顶大梁的一代，几乎都是知青的学生。
记得那时招生，孩子们不知道年龄，只得让孩子们用右手从头上绕过去摸左耳朵，小孩头大，凡能摸到耳朵的就差不多有七八岁，可以入学。
我们刚到生产队，菜地只有洋白菜、茄子、南瓜、苦菜、辣椒几个品种，知青曾试图引种北方蔬菜。我记得西红柿到了版纳结的果实很小，有很大的变异，西瓜也就像个拳头。这几年版纳的西瓜成了气候，每年春节大批的在北京上市。
那时的版纳，鸡会飞，晚上就住在树梢，可下蛋太少。猪会跑，圈里养不住，满山飘。这里的百姓不懂得劁猪。猪才一点点大，就追着母猪满山跑。一两年也长不大，我叫它们小老猪。记得1970年春节，八队杀猪，没按住，跑上了山。一群人追猪，最后一直追到河里，下河才把猪按住。
做饭也简单，什么菜都是煮，调料只有盐巴和辣椒。版纳最早的酱油、醋都是知青引进，那时用的是白醋和酱油膏。版纳那时没有半导体收音机，报纸要两周后才能看到，我记得知青带去的收音机，引得寨子里的孩子都来瞧。
我记得1969年随农垦局孙伟到北京接69届知青，回版纳时带了十只“来杭鸡”幼雏。放在一个大纸盒子里，上面捅了几个洞，每天喂它们水浸过的小米，一直端了八九天到景洪。那是东风农场老知青嘱托带到版纳的。不知后来那群雏鸡是否子孙繁荣。
40年过去，回过头来看，版纳发展的各个领域几乎都有知青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