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了姥姥。走昭通、经宜宾一路北上。这里是云南的地面，传统的彝族区，干热河谷。过去天旱地贫，封闭落后。如今梯田铺着塑料薄膜，阳光下白花花一片，百姓已经知道科学种田。
走进宜宾，进了四川，总有一种亲切感。我出生在四川雅安，我父母的老部队，老战友，包括我最早的保姆，最早的幼儿园阿姨，很多是四川人。也因此经常想起四川。这里有密集的村寨，无边的稻田，蒙蒙的细雨，湿气绵绵。
特别近10年，两入剑阁，三进甘南。泸定的铁索，峨嵋的金殿，乐山的大佛，梅州的诗苑；贡嘎的雪山，亚丁的冰川，黄龙的瑶池， 康定的寺院；更别提丹巴的碉楼，诺尔盖的草原，雅城的峡谷，金沙的江湾，一片山河千种风情，美的让人惊艳。
昨天整整一天，走进成都。今日一早，走进杜甫草堂。
杜甫史称“诗圣”，比肩李白的“诗仙”。其实，杜甫生前并未像李白一样受到权贵赏识，远不如“诗仙”。杜甫出名是宋代以后的事。有宋一朝，几乎始终面临外族入侵，生民涂炭。仕子忧国忧民，杜诗的地位才日益凸显。
杜诗其文，字斟句酌，沉郁顿挫，“语不惊人死不休。”他的名篇《长江》被后人评为，字字对，句句工。“无边落木潇潇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脍炙人口。但杜诗之神我以为不在“文”而在“情”，在忧国忧民的至情至性。“穷年忧黎元，太息肠内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何等的爱憎！以诗记史，以诗述“圣”，杜甫开文学儒教先河。他在诗中表现出来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儒家本色，感动了几代人。
自杜诗之后，诗歌的教化功能日益凸显。宋代的范仲淹、苏轼、岳飞、文天祥都是杰出的代表。这一诗风自北宋后，成为中国诗坛的主流，推动了儒家“内圣外王”精神的传播。杜甫也因此成为诗中之“圣”。
我算了一下，从1966年大串联，42年之间，我曾五入草堂。随着年龄阅历的变化，感触也大不一样。少年时，入草堂不过游玩猎奇。上世纪 80年代两次走进草堂，开始了吟咏品味。记得和友人曾为杜甫以“红湿”二字表现成都，视之有色，触之无觉，无形无相，大发感慨。如今再来草堂，这里已然整修得焕然一新，花团锦簇，可我的心绪变了。坐在茶堂，沏一杯清茶，点一支香烟，任游人如织。在漫漫的湿意中静静地体悟。42年过去，人倦倦的，心倦倦的。
杜甫成名，得益于“天宝、开元”年间的治乱。先是经济文化的繁荣，导致统治者的奢华糜烂，继之是“安史之乱”，生民涂炭。强烈的对比，切肤的体验，成就了《丽人行》《兵车行》，成就了《三吏》、《三别》。
中国历来有兴乱更替的传统，更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说教。何以如此？人治使然。权力的过度集中，百姓的过度自恋，以致国家的兴衰全赖统治者的明暗。
2000年的专制史，前有“成康、文景”，中有“贞观、开元”，后有“康乾盛世”，有一代明君就有一代强盛，而强盛之后紧接着是几代人的黑暗。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乎焉，” 否极泰来，周而复返。
如今呢？30年升平，国势兴隆，官场腐败，百姓偏安，民间已是奢靡成风。
60年前，毛泽东在延安与黄炎培先生畅谈，预言走民主的道路打破历史的怪圈。60年过去，国家强盛，民生改善，可民主呢？60年我们又走了一个圆环，又回到历史的出发点。
中国又有了新的权贵，又有了新的贫富悬殊，又有了新的“朱门酒肉”。而造成这一切的文化原因、社会原因、体制原因究竟是什么？
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兴起，一个新的统治体制形成，而中国历史上打破一个统治体制而又不动乱，该有多难。
草堂经历了了1300年的变迁。天宝年间的苦难，已经换成了兴和浮华。楼群包围了草堂，上面高悬着商业广告。草堂明白，历史毕竟进步了，杜甫当年企盼的“广厦千万间”，已然遍布都市，可“天下寒士俱欢颜”了吗？
眼前，姑娘在操琴，青年在观瞻，孩子在嬉戏，老人在清谈。古老的依旧古老，漠然的依然漠然，人们已经忘记，“世道人心悬利剑，从来治世民为天”。莫非，这一代，或者下一代，会造就出新的杜甫？会产生出新的《三吏》《三别》？草堂黯然。
再游草堂
“草堂”今安在？商海浮“瀛台”。
楼墙多豪语，“茅屋”只怜才。
游人几哗喧，我心独自白。
千古多寂寞，闹市一孤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