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夜幕）

        这是2012年的一次旅游记录。盛夏，耐不住北京的酷暑，自驾从北京穿越内蒙锡林郭勒草原，沿国境线向东，直至漠河。一路，所见所闻做了大量的记录。

       2020年初，武汉疫情暴发。几乎是一瞬间，世界被病毒凝固。面对天罗地网的重重封锁，我们选择了不打疫苗，以中药对抗疫情，归入另类，被种种政策限制在家中。

       不得自由出入，我选择了静下心来整理自己的游记。

开始写这篇游记已是2022年六月，疫情已接近尾声，距离那次旅游整整10年后。拿着笔犹豫，写与不写成了问题。为什么?

此前，疫情已经延续了两年，我也因此，重写了80万字的游记，并在海外“优酷”以朗诵发表。后经朋友提示，开始在国内网络“西瓜视频”转播。才发现有大约10%的篇幅被网警以“社会不宜”的名义删除。我开始警觉，开始自我检查，自我删改，自我约束。

 可写游记原本是文学追求，写的过程中难免有联想，有批判、有不平，有愤怒。况且我已走进古稀之年，深知时日无多。写作是趁头脑清醒，总结自己的心路，也是修心养性。也就放松警觉，随心所欲，继续写下去。只为写给自己，写给孩子。

是为序。

漠河行，源自一个心愿。

2009年金秋，邀朋友耿少峰、许天宁、丁月明驾车从北京北上敕勒川，穿越阿拉善戈壁，直抵甘肃、内蒙的交界——额济纳旗。那里正在举办“第十一届额济纳胡杨节”。

内蒙西部，人烟稀少，地域开阔。一连三天的自驾跋涉，无尽的戈壁连接着无尽的沙漠。白天，满眼黑灰，偶然几蓬骆驼刺，一派凄凉；黑夜，漫天繁星，清亮的银河，无声的蓬勃。穿越巴丹吉林沙漠，一条发源于祁连山的黑河（弱水）注入额济纳，有了戈壁绿洲，有了瀚海胡杨，有了居延海，有了枯寂的黑水城和那无尽的传说。

额济纳美，深秋的胡杨林庇护着小河，动荡着从黄到红的秋色。那秋色烘托着蓝天，天晴得让人眩晕。羊群从秋色覆盖的沙丘穿过。我站上高台向东瞭望：那里有“居延海”，金色的胡杨纠结着金色的芦苇，伸延着蔚蓝的大湖，融入无边的大漠。 

我萌生了一个心愿，走进那里，沿边境穿越阿拉善戈壁，经锡林郭勒草原，科尔沁草原，呼伦贝尔草原，直抵东北漠河。那里有一条从西北走向东北的小路，贯穿着生命的寂寞到无限生机的壮阔。我想走过去，亲眼目睹，诗人笔下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3年过去，机会来了。还是盛夏，还是耐不住北京的酷暑。一早，拉上朋友王小平、许天宁、丁月明驾车走上通向张家口的高速路。 

十点走上八达岭，这里熟悉。这里的长城脚下有个康庄人民公社。35年前我曾作为“下乡工作组驻队干部”在那里生活。说起来也是异数，我一生居然两度“上山下乡”，而且扮演着完全相反的角色。

第一次，1968年11月。随着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被插队到云南西双版纳关坪农场，作为被教育对象在那里待了三个年头。第二次，8年后（1977年），我被西城区委抽调到“农村工作队”，来到眼前的康庄公社，马房大队，承担起了教育知识青年的“责任”。

我曾经想过，从1949年夺取政权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整整27个年头。 我们究竟都做了点什么？

做的事很多，究其本质只做了一件事：夺取权力，并且向领袖集权。只采取了一个手段：不断的掀起运动，不断的阶级斗争。而“工作队”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当代青年对“工作组”陌生。可我们那个时代，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从未中断过“运动”，也因此从未停止派“工作组”。

那是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运动”不断翻新。每来一个运动，就组成特定的工作组下基层指导。运动多，工作组自然多，派出的干部就多。这既是对干部的整肃，也是对干部的教育，也因此培养出一批富于阶级斗争的骨干。

工作队如何阶级斗争，有一套历史传承的模式。老一套但很管用。特别对我们这些刚踏入“官场”的青年，有很大震动。

进村，首先是“恐吓”。第一件事，开批斗会。不问青红皂白，拉出5类分子就斗。什么叫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听明白了吗？不要说“反革命、坏分子、右派”没有法律意义的界定，就是真吃过地租的地主、富农那时也多被土改斩尽杀绝，能留下的只是子女。家庭出身就是他们的“罪恶”。

批斗的方式简单，把全村老少集中起来。把“五类分子”押到台上，由工作队领导动员，贫下中农“揭发”，把农村的“干群对立、邻里不和、小偷小摸、婆媳打架，甚至丢了牲口，卫生落后，”统统都归到“五类分子”的头上。挂上牌子，喊一通口号，少不了体罚，打得浑身是血。“五类分子”的“气焰”肯定是没了，全村男女老少的“气焰”也跟着熄火。紧接着就会宣布一套“紧箍咒”一样的政策，不许偷懒，不许偷球，不许私自外出，甚至不许养鸡超过四只。那时的“人民公社”，政教合一，高度集权，就像个大集中营。工作队实际上就是“集中营”的监护者。那时，村民抵触，毫无生产积极性。

1967年我所在的马坊大队一个工（一个壮年农民的全天收入）只有3.6毛钱，还是好的，附近有的生产队一年下来一个工不到1毛钱，只够买一斤玉米粒，根本无法生活。

那时的生产队，欠债是普遍现象，偷秋（偷粮食）是无组织的集体行为。知青就像一群没人管的“盲流”，口粮都不够。有的孩子偷秋，被民兵抓住吊打。我唯一的管理，就是掩护和动员孩子们“回城”，那里有家人照顾。我理解知青的苦衷和无奈！

那些不敢偷秋的“五类分子”，饿得实在受不了只能逃跑，我所在的康庄公社有很多人跑到了内蒙，边疆管得松，那里人善，可以保命生活。

那时的人民公社其实已经破产。村里一位参加过卢沟桥抗战的老兵告诉我：抗战时，村里捐钱捐粮，大户人家都有积蓄，小户人家也不会挨饿。现在哪还有大户人家？老百姓的生活连那时的雇工都不如。

我至今没想明白，一个有着3500年历史，以和谐和中庸之道作为追求的古老民族。为什么面临西方文化的进入，会反复陷入癫狂。爆发“太平天国”，“义和团”，直至“文化大革命？

我们从这些历史的悲剧中究竟应该吸收点什么？

向北，出了张家口就是内蒙的锡林格勒盟，坐在车上思索：我熟悉锡林格勒源于北京西城区委的插队知青。

1984年7月，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选择了经商下海，在西城区委留职停薪。那时区委有一批插队回城又陆续上大学的毕业生。领头的是后来担任过组织部长的李三友。

三友曾在锡林格勒盟阿巴嘎旗插队八年，也因此为西城区引进一批上山下乡知青出身的干部，我们是朋友。

1985年前后，正是改革开放初期，世事尚未变革，人心已经萌动。内蒙的干部到北京跑政策，知青成了香饽饽。要动员曾经的知青为第二故乡做贡献，锡林格勒盟和西城区建立了友好蒙区关系，大批知青被邀请回第二故乡探亲。我作为北京市信息公司负责人，几度走进锡林格勒盟。那里的大草原开阔的无边无际，朦朦胧胧，很让我心动。  

为什么会有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几十年来一直有争议。最主流的认识，文革中，为了平息红卫兵运动，为了安置城市青年。我以为不尽然。事实上，公开呼吁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几乎是伴随着新政权产生，文革前已然形成运动。文革中，1968年，毛泽东再一次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有必要。”形成了极大的社会压力。全国1600万城市青年被压迫着走向农村和边疆。

1968年11月，受这股大潮的裹挟，我来到云南西双版纳关坪农场。那里有着中国最大的热带雨林，最多的野生动物。有着近5万来自北京、上海、重庆的知青。

因为是知青，对全国的知青命运也就格外关心，我一直关注着内蒙。不仅因为那里有我的中学同学，更因为同病相怜，同气相求。

那时内蒙的知青和云南的知青大体相同。都是有30多万，分为军垦兵团和农村插队两部分，内蒙是放牧。

其实认真思索。从文化历史的角度看，上山下乡既不符合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国人自古尊师重教，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士农工商，士为四民之首。马克思主义更是舶来品，是被有能力接触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引入。苏联在中国推动组建列宁主义政党，也首先找到陈独秀、李大钊这样的大学教授。那时党内的中坚力量是留法、流苏的青年学生。有学位，有知识是光荣，是见多识广，掌握真理的象征。

知识分子被打入另类是毛泽东掌权以后，特别1941年延安整风。这一阶段毛发表了《反对本本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等文章，在批判知识分子理论不能联系实际、缺少实事求是精神的同时，走向另一个极端。提出：“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 ：“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

毛进一步提出改造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那个时期党内公开倡导的价值标准是“越老粗越光荣”，大批受过教育的城市女青年被组织强迫嫁给农民出身的老干部。并且逐渐把读书、学历与资产阶级挂钩。

此一认知过程，起源于延安整风，延续到解放。1955 年 9 月，毛泽东就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 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拉开了全国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序幕。更重要的原因，1957年，全国爆发反右运动， 300万民国培养的知识分子，几乎全被打入另册，知识分子成了右派的象征。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一时泛滥。事实上，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青年学生自己主动提出，主动行动。那是长期误导的结果，内蒙的知青那时走在前头。

其实，往细了想，这是一股思潮，是对近代西方文明引进中国的反动。从列强打开中国大门的那一刻，就风起云涌。天平天国是第一个高潮，义和团是第二个高潮。延安整风批判“言必称希腊”是萌芽，直至第三个高潮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此一思潮的根源，经过文革的巨大创伤，至今没有得到清算，仍在暗流涌动。最悲哀的是，那些站在前列，激烈反对现代文明的老人，很多就是当年红卫兵出身的知青。

当代人说：知青是被耽搁的一代，这种说法我不赞同。不是被耽搁，而是被误导，被洗脑，很多人至今没有清醒。正如世人评价：不是老人变坏了，是坏人变老了。

13点，GPS显示已上升到海拔1300米，我们已走入内蒙古正蓝旗。

这一带不陌生，在近20年的时间里先后5次走过。最后一次是两年前，可眼前的景象还是让我吃惊。内蒙变了！几乎是一年一变，最醒目是它的公路。

1986年夏天，我第一次走进锡林格勒。那次是代表西城区和阿巴嘎旗科技转让。那时路窄，都是沙石路。有的地方路基沉降，干脆从草场压过去。从北京出发，上坝要整整一天，住在张北县。第二天再一天颠簸，傍晚才到锡林浩特。

两年前经过这里，已经开始修路，车辆明显增多，正是雨季，拉煤的载重车，把漂亮的等级公路碾压的开膛破肚，内蒙居然有了堵车。当地干部告诉我，这里地下有大煤田，有多种矿藏，政府在向全世界招商，抓紧修路。

如今再来，天高了，气爽了，北京直通锡盟的高速路已经竣工，正在做最后的修饰。一路，拉煤的载重车排着队，司机告诉我，如今到北京也就半天时间，锡盟走上了康庄大道。

昨晚夜宿正蓝旗。

正蓝旗距离北京不过200公里，古代骑马也就四天的行程，可以说是内蒙的边缘。为什么要住在这里？这里对了解内蒙太重要。怎么重要？这里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元上都遗址”。它是蒙汉文化结合的发祥地，也是蒙元帝国的第一个首都。

        历史上的蒙古国，马上得天下，砍砍杀杀，四处征战，疆域大到不可思议。可讲的故事太多，可记得历史太乱。但具体到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有一个人最重要，谁？元世祖忽必烈。 

        忽必烈是蒙古黄金家族第一个真正接受了汉文化的大汗。

公元1211年，年仅30岁的忽必烈，被他的哥哥蒙哥大汗任命总领漠南蒙古。他率领一批有志青年，找到了这里的金莲川草原。为什么选择这里？不仅因为这里气候湿润，水草丰美，易于游牧。更重要这里古驿道四通八达，是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结合部，两种文化在这里交融。

忽必烈在这里网罗了一批以汉族知识分子为主的能员干将，并接受他们的规劝，放弃游牧生活，建立都城，进行改制。有学者把忽必烈在这里的作为，称为“蒙元帝国的二次创业”。

1211年，忽必烈任命汉人刘秉忠在金莲川建开平城。1260年，忽必烈继大汗位，开平府升为元上都。自此，包括忽必烈在内，六位元朝皇帝在这里登基。1267年，忽必烈定都燕京，1271年改燕京为大都，改上都为夏都，并开始不断扩建。

当年的元上都，外城周长19公里，内城城垣8公里，城内有60座官署，160余座堂观寺庙。驿道发达，商贾往来，常年有数十万流动人口。马可波罗当年就是在这里觐见的忽必烈，对当时商贾云集，市场繁荣有过很好的记录。

前年，我与朋友结伴去过那里。说是遗址，其实更多的是一路的广告，元上都只剩下一段残破的城垣，一尊石人，几处石料的宫墙基础。也许是因为保护，不许牛羊侵扰，又有闪电河水滋润，草长得半人高。一人高的木栈道，鲜花盛开，蜂蝶环绕。入口新修的石门，插满彩旗，中心一座巨大的敖包。

马可波罗笔下那个仅次于元大都的世界级都市，仅仅600年竟消失得无声无息，以致我怀疑马可波罗游记的可靠。

那里有一幅元上都复原图。由外城、皇城和宫城组成。以宫殿为中心，分层放射状分布，既有游牧民族传统的毡帐、穹庐式建筑，也有土木为主的汉式宫殿楼阁建筑，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结合的惊人杰作。

我查过网络。元上都由于忽必烈的经营，一度成为世界的中心。当时最繁华的都市。 

怎么做到的，看看忽必烈的智慧。

忽必烈高明，他不仅接受了农耕文明的汉文化，还接受了中亚伊斯兰的工商文化，并且以这里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商业网络。最难得，他还有一套运行机制。

忽必烈被蒙古各部族拥护为蒙古大汗，不是靠武力压迫，而是靠商业贿赂。什么叫商业贿赂？对蒙古各部大汗大量赏赐金银。可蒙古人不懂经商，他们就把金银借给阿拉伯商人生利。有了利益，就有了蒙古各汗国对商人的保护。那时的阿拉伯商人，在蒙古各汗国的保护下，不仅打通了西域经中亚到欧洲的陆路商道。还打通了从泉州、温州经南海到红海的海上商道。

历史上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就是那时的威尼斯商人行走欧亚大陆的记录。那里有对上都的描述：“宫顶甚高，宫墙及房壁涂满金银，、、、、、、屋顶之天花板，除金银及绘画别无他物。大殿宽广，足容6000人聚食而有余，房屋之多，可谓奇观。”

商业的繁荣，不仅给蒙古王公们带来巨大的利益。还极大的促进了东西方文化和商品的交流。而世界性的文化交融，为后来的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提供了基础。

说了这么多，都是忽必烈和元上都，和正蓝旗有什么关系？ 

正蓝旗是金人后代后金对这里的称呼。清太祖努儿哈赤将军队定制为黄、白、蓝、红，镶黄、镶白、镶蓝、镶红八旗。随着后金势力的扩张，向西征服蒙古，向南征服辽东，又有了蒙八旗和汉八旗。清世祖皇太极更进一步把旗的组织结构引入行政管理体系，将蒙古草原分为西蒙古、东蒙古两部分。西蒙古86旗（大体就是现在的蒙古国）东蒙古6盟49旗（现在的内蒙古）。

这也是报应。13世纪初，成吉思汗在这里与当时的草原统治者

金朝抗争。对抗的结果，公元1234年成吉思汗的孙子窝阔台灭金。把金人赶回了东北的白山黑水。

金人在东北蛰伏了整整400年，再度中兴。这回风水轮流转，后金成了大清，征服了蒙古诸部。蒙古部族被迫采取了清朝制度，这里改名正蓝旗。

清晨5点，窗外，云层低沉，冷雨凄凄，隐隐低沉的雷声，我一个人顶着细雨，走进文化广场中心。

草坪回护，杨树隔离，一片清亮亮的广场，青砖铺地。中心，一围四方低陷的仿古城墙，镶嵌着淡雅的汉白玉，上面有浮雕，记录着蒙古先人的事迹。正中，一座高耸的梯形基座，矗立着跃马扬鞭的巨型雕塑。细看，有汉字和蒙文：忽必烈广场。

我竟然是在这样一个阴沉沉的黎明，孤零零的和这世界十大帝国之首的开拓者对立。

13世纪可称为蒙古人的世纪，大蒙古国颠覆了世界的旧有秩序，囊括了多半个欧亚版图，首次形成人类历史上长达百年的“世界体系”。忽必烈传承了成吉思汗的衣钵。以少数民族统治中国，身兼蒙古大汗和中国皇帝，改变了世界和中国的格局。

眼前，这位蒙古族的英雄，扬鞭跃马，凝视前方，那里有一条大道，直指北京，直指曾经辉煌一时的蒙元帝国。 

 面对雕塑，透过雨幕，点上一根烟，细想：是否也是这样一个早晨，忽必烈透过凄凄雨幕，面对南征的蒙古雄师，向世界宣布：自立为帝，自此有了大元帝国。 

600过去，沧海桑田。蒙元帝国早已作古，满清帝国也已湮灭，历史在这里只留下当年元上都颓残的宫墙。这里正在向联合国申报加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参观忽必烈广场，有当地人告知，广场西侧有上京博物馆。

走过去，仿古的青砖建筑，门前青铜的蒙古勇士雕塑，一个很现代的博物馆。遗憾的是，走进馆厅，竟然没有一个参观者，连服务员也不知去向。保安匆匆找来负责人，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却说这里不开放。可已经进来了，而且看到了这里的陈列，和青年商量。他告诉我们，这里两层展厅，所展文物，大多从上都遗址出土。博物馆原是政府投资兴建，归旗文物局管理。可文物局没钱，当地人又很少参观，靠游客门票维持不下去，承包给了个人。目前，展品正在整理，大多珍贵的文物被省博物馆收走，余下的文物，权属归旗文物局，经营权交给了私人。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在中国私人承包政府的博物馆。

博物馆在世界各地大都归文化和教育部门管理，由政府支出。即使有私人基金介入，也决不会以盈利为目的。我问他私人靠什么维持？小伙子显然是新来，不甚了解情况，只说可以出租服装、文物，靠拍片子、照相挣钱。我愕然！

好在王小平说服了他同意我们参观，但讲明不许照相。我不知这里有什么珍贵文物需要保密，但能参观总是好的。细看，其实还真是个不错的博物馆。这里不仅有大批当地的出土文物，而且不乏珍品。还有很多蒙古民族历史上用过的工具、家具、器物、服饰。陈列按文物性质，历史分期作了系统归类。展板和图片说明也规划得有模有样。如此一个地方文化浓厚的博物馆，政府怎么会放弃？又怎么会没人参观？

我居住的加拿大几乎每座城镇都有自己的博物馆，哪怕只是展示几块土著的木雕，粗糙的石刻。那里没有中世纪的历史，所谓文物不过一二百年殖民建造的木屋、教堂和从欧洲带来的钟表、服饰、家具。人们带孩子参观，了解历史。

我们有着灿烂的古代文明，有着足以傲视世界的先人功业。一部24史，2000多年从未中断，历史也因此被称为中国人的“宗教”。可今天是怎么了？满街的西方文化，甚至到了“哈日”“哈韩”的程度。历史在消融，我们的文化自信呢？

今天的计划是到锡盟首府锡林浩特。3点出发，怪事来了。加油，不能刷卡，只收现金，还不开发票。所以说是怪事，因为昨天一走进内蒙就碰到一起，也是中石油，不刷卡只收现金，不开发票。问他们为什么？说是刷卡机坏了，发票临时用完。并且承诺，到下一个中石油的加油站，可以从那里补开发票。

我们信了，可到了这里，不仅不能补开发票，而且同样又是刷卡机坏了，发票用完。同样的借口，同样的手段。

我们出发前，网络就有报导，有些加油站只收现金，而且私调油表，私改发票，甚至不开发票。不仅为了逃税，最主要坐地分赃。我以为此类事情只可能是地方自办的小加油站所为。所以出发前就明确，只在中石油、中石化两家大公司加油。没想到，首先碰到此类事情的竟是中石油。

许天宁和他们理论，表示要向税务部门举报。可他们不怕，争来争去没有结果，最后他们表示，往锡盟方向300公里还有他们的加油站，到那里再领发票，并且当着我们的面打了电话。无奈，只能信他们，赶路要紧。

不想走了300公里到下一个加油站却不认账。好在我们早有准备，许天宁在上一个加油站不仅对加油过程照了相，而且录了像。我们告知对方，这是举报取证。也许他们从没遇见过如此难缠的“老头”，看了我们的录像，相信我们会去举报，才给我们开了发票。其实发票就在柜台里，不争是不会给开的。

虽说最后我们拿到了发票却高兴不起来，一件很简单而且是合情合理的要求，却搞得如此大费周章，甚至启用了特殊手段，这社会是怎么了？

开发票多耗费了一个小时，原定到锡盟由朋友接风的晚宴只能电话取消。天黑了，我们不得不放慢速度。

前方不远是锡盟首府锡林浩特，故地重游，面对的却是傍晚的重重雨幕。此刻，北方有电闪雷鸣，那里在下雨。巨大的闪光划亮了夜空，闪光中，孤零零几座平顶山。延绵起伏的坡顶，风力发电机组密密重重。

26年前，也是这个季节，也是黄昏中走进锡林浩特。那时，改革刚刚启动，人们尚在懵懂。那时的锡林浩特，最大型的建筑就是贝子庙和王爷府。贝子庙前有集市，那是牧民的流动商街。也有几座三层楼的供销社、百货店。一条主路铺着柏油，满地的牛马粪。王爷府周围，有数的一片民房，土墙瓦巷，人来人往，夹杂着鸡鸣狗跳，牧民骑着马，赶着牛羊在街上游荡。我清楚的记着，打电话要去电话局，几个小时都接不通。晚上，街面黑洞洞，几点零星的灯火伴随着漫天的繁星。

再走近锡林浩特，夜幕中，一片光晕升腾。雨幕滋润着一条宽阔的大道，明晃晃的街灯。两侧高楼林立，大型的商业广告，彩色的霓虹。内蒙大变了，看看这现代化的都城。

“浩特”，蒙古语“城市”，锡林有“草原明珠”的含义。锡林浩特完整的翻译：草原明珠城市。

锡林浩特，地级市，20万人口，锡盟大草原的首府。锡林浩特富，不在牧场，不在植被，甚至也不在这几年被称为锡林八景的旅游资源，而在地下，在已被探明的煤炭、石油、和30余种矿产资源，这里已被列入国家级能源基地。最显著的地标，一排高大的烟囱，一座大型的火力发电厂。

锡林浩特去年大大的出了一次名，不是因为资源，不是因为发展，是因为一起交通事故。交通事故经常有，怎么会出名？因为不是普通的事故，是牧民阻挠拉煤卡车碾压草场，被卡车碾压。当地牧民和中学生上街游行，影响到了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呼市大学生、市民上街游行。事闹大了，武警封锁，通讯、交通管制，费了很大的劲才算平息，引起了世人的关注。究其原因，竟然是发展过度。

内蒙资源丰富，第一轮开发高潮是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那时大跃进，中央提出7年超英，15年赶美。1958年钢铁产量硬性规定翻一番，达到1760万吨，全民毁林，毁山大炼钢铁。钢铁产量上没上去不甚了了，到是内蒙有铁矿出了大名。我们那代人，对白云鄂博铁矿，包头钢铁厂都记忆深刻。

第二轮开发是近几年的事情。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为中心，热了30多年。随着传统低附加值产业的衰落，投资能源成了内蒙的一时之热，内蒙越来越受到资本的关注。

2009年我们西上额济纳旗，就曾碰到地矿探查的队伍。那个老板告诉我，内蒙资源便宜，政府到处招商，是个一本万利的事情。我们一路走来，草原开肠破肚，到处在修公路，短短几年，这里已成了能源开发的战场。

能源开发是好事情，有利当地的经济发展。可一窝蜂，来得太块，没有规划，管理薄弱，又大都是私人投资。小煤矿、小矿山，低成本，完全不顾基础设施和保护环境，草场被破坏。可千百年来，牧民靠草原生活。草场被破坏，牧民心痛，也不是补贴几个钱的事情？西乌旗发生的牧民抗议，就来源于矿山不修矿区公路，随意碾压草场造成。

怎么一提锡林浩特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因为一路走来，不断的有人告知，不断地有人提醒，版本很多。看得出，引起众怒。

好在眼下的锡林浩特已进入旅游旺季，去年的事故正在平静。

旅游，不大的城市，市中心就在王爷府。事实上，锡林浩特是先有王爷府，有了行政中心。清乾隆八年（1743年），在这个行政中心附近，建了“贝子庙”，又有了精神高地，才有了人气的聚集，才有了锡林浩特。

贝子庙，门前好大的广场，几座鲜亮的蒙古包，人来人往。门墙有介绍，“贝子庙”是内蒙古喇嘛教四大庙宇之一，“贝子庙”是俗称，源自第一代喇嘛建寺传教得到“贝子”（清爵位，管辖三个旗）的支持和资助。原名“班智达葛根庙”，汉名“崇善寺”。

好大的一座寺庙，殿阁重重，曲径通幽。前院大殿正在维护，其余殿堂尚有残损，看得出，旅游景点正在恢复。我们到来，偏殿正在举行法事，巨大的香炉轻烟缭绕，殿内钟磬敲击，低沉咏诵，信徒五体投地。

走进大殿，很典型的喇嘛教。宏大的殿堂，高高的藻顶，垂着条条经幡，45根油漆彩画的木柱，6列长长的坐垫，能容100多人聚会。佛龛供奉佛像，点着酥油灯。有高背座椅，活佛在那里讲经，其实就是一间大课堂。

王小平拉着一个年轻喇嘛聊天，不承想还真不是俗人。据他说，他父亲是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而且还有点革命背景。他说自幼受佛教影响，大学毕业在鄂尔多斯当过几天公务员，厌烦了官场的不作为，也不想做官二代，愤而出家。先后在鄂尔多斯寺庙修行三年，又到外蒙古寺庙修行三年，之后在蒙古大地四处周游，最近三年来到这里。他对现下的社会风气很不满意，对蒙古族的状况很担忧。

一个年轻人，受过高等教育，却一心想靠佛法普渡众生，真是异数。我们没时间多聊，但我能感觉出他是真诚的，平淡的口气透着坚定。

听他介绍，贝子庙属藏传黄教，最鼎盛时在清末民初，有1000多喇嘛。抗战时期这里是日管区，也有喇嘛500多。1945年苏联红军从这里经过，抢走不少珍宝。解放后推行无神论，寺庙更加衰落。文革中，喇嘛驱散，停止宗教活动，这里遭到严重损毁。

他告诉我，这里曾供奉一尊2.5米高的全银打造的佛像，是为镇寺之宝。清朝、民国都好好的，文革中不翼而飞，至今下落不明。

上世纪80年代，宗教开始恢复。信教的人多了，做法事，布施的就多，喇嘛回来了40多人。

这几年开发旅游，政府招商。眼下是一家叫“老青城的公司”承包修复。据说投资了上千万，目前正在回收。这里门票20元，曾经的黄教圣地已成为旅游招财的场所。

尽管百姓有宗教需要，可恢复不容易。这里的八世活佛丹增刚圆寂，九世活佛尚未产生，眼下贝子庙被这里的旅游局托管，宗教活动并不兴旺，主要靠旅游收入。

告别了年轻喇嘛，来到寺后的额尔敦敖包。

敖包是蒙族百姓祭祀先人的场所，遍布蒙古大地。这里的敖包名气大，建在贝子庙后面的山顶，而且有十三座，据说代表十三个部族。

额尔敦敖包建于清乾隆年间，附近牧民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集会祭扫，在当地已形成一个节日，有很大的影响。文革中，敖包毁坏，祭扫禁止。1979年，这里修建了一座高20米的革命烈士纪念碑，敖包山冷清了不少。

近年，旅游开发，敖包山重修。山顶青砖漫地，种上了松树。金色的大樁，五彩的经幡，十三座齐齐整整的敖包。围绕敖包，又新建了白塔、五羊雕塑、六角琉璃亭，成了一座远近闻名的旅游公园。

爬上敖包山顶，眼前一条笔直的大道，直通锡林大道商业区。好一片壮阔的草原新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