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北，出了张家口就是内蒙的锡林格勒盟，坐在车上思索：我熟悉锡林格勒源于北京西城区委的插队知青。

1984年7月，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选择了经商下海，在西城区委留职停薪。那时区委有一批插队回城又陆续上大学的毕业生。领头的是后来担任过组织部长的李三友。

三友曾在锡林格勒盟阿巴嘎旗插队八年，也因此为西城区引进一批上山下乡知青出身的干部，我们是朋友。

1985年前后，正是改革开放初期，世事尚未变革，人心已经萌动。内蒙的干部到北京跑政策，知青成了香饽饽。要动员曾经的知青为第二故乡做贡献，锡林格勒盟和西城区建立了友好蒙区关系，大批知青被邀请回第二故乡探亲。我作为北京市信息公司负责人，几度走进锡林格勒盟。那里的大草原开阔的无边无际，朦朦胧胧，很让我心动。  

为什么会有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几十年来一直有争议。最主流的认识，文革中，为了平息红卫兵运动，为了安置城市青年。我以为不尽然。事实上，公开呼吁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几乎是伴随着新政权产生，文革前已然形成运动。文革中，1968年，毛泽东再一次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有必要。”形成了极大的社会压力。全国1600万城市青年被压迫着走向农村和边疆。

1968年11月，受这股大潮的裹挟，我来到云南西双版纳关坪农场。那里有着中国最大的热带雨林，最多的野生动物。有着近5万来自北京、上海、重庆的知青。

因为是知青，对全国的知青命运也就格外关心，我一直关注着内蒙。不仅因为那里有我的中学同学，更因为同病相怜，同气相求。

那时内蒙的知青和云南的知青大体相同。都是有30多万，分为军垦兵团和农村插队两部分，内蒙是放牧。

其实认真思索。从文化历史的角度看，上山下乡既不符合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国人自古尊师重教，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士农工商，士为四民之首。马克思主义更是舶来品，是被有能力接触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引入。苏联在中国推动组建列宁主义政党，也首先找到陈独秀、李大钊这样的大学教授。那时党内的中坚力量是留法、流苏的青年学生。有学位，有知识是光荣，是见多识广，掌握真理的象征。

知识分子被打入另类是毛泽东掌权以后，特别1941年延安整风。这一阶段毛发表了《反对本本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等文章，在批判知识分子理论不能联系实际、缺少实事求是精神的同时，走向另一个极端。提出：“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 ：“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

毛进一步提出改造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那个时期党内公开倡导的价值标准是“越老粗越光荣”，大批受过教育的城市女青年被组织强迫嫁给农民出身的老干部。并且逐渐把读书、学历与资产阶级挂钩。

此一认知过程，起源于延安整风，延续到解放。1955 年 9 月，毛泽东就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 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拉开了全国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序幕。更重要的原因，1957年，全国爆发反右运动， 300万民国培养的知识分子，几乎全被打入另册，知识分子成了右派的象征。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一时泛滥。事实上，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青年学生自己主动提出，主动行动。那是长期误导的结果，内蒙的知青那时走在前头。

其实，往细了想，这是一股思潮，是对近代西方文明引进中国的反动。从列强打开中国大门的那一刻，就风起云涌。天平天国是第一个高潮，义和团是第二个高潮。延安整风批判“言必称希腊”是萌芽，直至第三个高潮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此一思潮的根源，经过文革的巨大创伤，至今没有得到清算，仍在暗流涌动。最悲哀的是，那些站在前列，激烈反对现代文明的老人，很多就是当年红卫兵出身的知青。

当代人说：知青是被耽搁的一代，这种说法我不赞同。不是被耽搁，而是被误导，被洗脑，很多人至今没有清醒。正如世人评价：不是老人变坏了，是坏人变老了。

13点，GPS显示已上升到海拔1300米，我们已走入内蒙古正蓝旗。

这一带不陌生，在近20年的时间里先后5次走过。最后一次是两年前，可眼前的景象还是让我吃惊。内蒙变了！几乎是一年一变，最醒目是它的公路。

1986年夏天，我第一次走进锡林格勒。那次是代表西城区和阿巴嘎旗科技转让。那时路窄，都是沙石路。有的地方路基沉降，干脆从草场压过去。从北京出发，上坝要整整一天，住在张北县。第二天再一天颠簸，傍晚才到锡林浩特。

两年前经过这里，已经开始修路，车辆明显增多，正是雨季，拉煤的载重车，把漂亮的等级公路碾压的开膛破肚，内蒙居然有了堵车。当地干部告诉我，这里地下有大煤田，有多种矿藏，政府在向全世界招商，抓紧修路。

如今再来，天高了，气爽了，北京直通锡盟的高速路已经竣工，正在做最后的修饰。一路，拉煤的载重车排着队，司机告诉我，如今到北京也就半天时间，锡盟走上了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