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深秋的华北，四野弥漫着淡淡的灰绿。路旁，萧杀的枯草，隐隐的楼群。华北变了，变得越来越浑浊，越来越拥挤。秋高气爽，北雁南飞早成了过去。就连太阳也变得暗淡，迷蒙中一轮惨淡的白印。
曾经的华北大平原繁荣富裕，平坦开阔，被誉为中国的乌克兰。文化大革命，我曾骑车在这一带游历。印象中的这片土地：无涯的青纱帐像绿色的迷宫，迷宫深处数不清的池塘、水渠，无处不在的蛙叫、蝉鸣、鸟啼。骑车走在乡间小路，时时有蚂蚱、麻雀惊起。站上高坡，四围村庄，绿浪无际。说不尽的生机勃勃。
40年过去，又是深秋，还是这里。曾经一望无际的青纱帐，被公路、村庄、工厂、零零碎碎的切割。村庄连着村庄，楼房望着楼房，绿浪已然消退，城市化悄然兴起。无边的雾霾，笼罩着华北、中原大地。
我们这代人是在大起大落中走过人生。童年的记忆，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刚上小学，就来了除四害、反右，三面红旗。还没全懂事，又来了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几乎是无休止的卷在政治漩涡里。好容易文革结束，可以上学、成家、工作，又赶上经济改革的大潮，奔忙劳碌，苦斗不息。
我们几乎来不及反思，来不及评价社会和自己。刚刚认可的解放思想，发展经济的人生诉求，又出现了危机。经历了1989年的“风波”，人们仿佛一下勘破了世情，远离政治，开始从挣钱和花钱中寻找自己。无穷尽的贪婪，无底线的竞争，几乎一夜之间，国人都被贴上了资本的标签。致富的压力使人们丧失了追求人生真情趣的能力。
太累了。我想走出去，远离这喧嚣的闹市，到边疆、到山区，远远的看看。看看那些远离闹市的人群；那些无限风光的景区；那个古老社会的真实变迁；那个中国式现代化的真谛。我不知是否能从那里找到一些慰籍，找回那颗无拘无束的心，那里曾经蕴含着自信和能力。
顺着高速路奔跑，6个小时，我们已经行驶在洛阳以西。这里是平原和山区的过度，聚集着数不清的村庄。绿油油的麦苗，黑扎扎的灌木，昏蒙蒙，数不清的沟壑。我知道，那些沟壑的外侧就是黄河，跨过黄河是中条山，我们已然渐渐走上黄土高坡。
前面就是三门峡市。我想到那座同样命名的大坝，想到那个好大喜功的年代，清华大学同门而出，命运相悖的两位学者——张光斗和黄万里。
张光斗是时代的弄潮儿。先是紧跟潮流，力挺三门峡工程，并参与了设计；当历史证明三门峡工程失败，又丢下知识分子的良知，闭口钳言，随波逐流。文革后对三峡工程，仍是紧跟形势，高唱颂歌，终于被时代的潮流推上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宝座。
黄万里是水利专家，清华教授。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的公子，从美国学水利归国。先是反对修三门峡水库，后又对建三峡大坝提出异议，遭到权贵的贬抑。1957年被划为右派。1987年后又为三峡工程受到排挤。半个世纪过去，三门峡大坝早已报废。“黄河清，圣人出”已成了笑柄。可怜黄万里一介书生，以命相谏，无功而陨；更别提那些被迫迁离的移民。几十万人先后三代走着同一条遥遥无期的上访路。世事沧桑，往事如烟。显而易见的是非至今得不到厘清？巨大痛苦的教训至今还在回避？伟人的后代们还在追求更大的伟业，可这伟业带给百姓的又是什么？
看到黄河了，两侧是平缓的低坡，一座不知名的小塔，塔下黄河影影绰绰，不见波涛，没有浪花，只有沉荡的泥浆滑动。夕阳正沉沦，寸寸微云，丝丝残照。
再往前是函谷关。这里自古为西北第一屏障，史称“山河之险”。冷兵器时代，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保护着关中800里秦川，成就了秦帝国六代基业，一统天下。如今，函谷关已成坦途，可笑的是，一个正在修建的历史景区，第一个完工的却是一座古香古色的收费站。交钱过关，总觉得有些怪怪的，难怪当年“老子”过关要奉上一本《道德经》，这也算是一种传续。
晚七点走进西安。西安来过，37年前，也是这个季节。大串联，从成都走来。那时文革初始，到处在造反，大喇叭播放着声嘶力竭的革命歌曲。我们游览了大雁塔、小雁塔、碑林。古建刚受损毁，遍地狼藉，荒草萋萋。那时的西安，印象最深的不是革命，不是古迹，而是西关的回民小吃。那时集市尚未取缔，古风犹存。热情的回胞招呼着生意，五分钱一个炸柿饼，八分钱一串烤羊肉，五毛钱一碗香喷喷的羊肉泡馍，人流熙来攘往，至今记忆。
再进西安，昔日的四旧又成了国宝。西安成了当代仅存的有完整城墙的历史古都。城外有护城河，城门有城楼，城楼内有瓮城，城墙建制基本完好。如今的护城河和城墙已辟为步行花园，城上每隔几十米有一盏大红灯笼，彩旗飘飘。
中国是千年古国，每县都有城，总不下1000座。上世纪70年代，平遥附近的祁县、太谷、介休都有古城。短短30年，多数古城已成历史。何以独平遥古城得以保留?为此我专门问过平遥人，他们告诉我：“因为平遥穷没钱改造。”一个“穷”字成全了平遥一举成名，纳入联合国世界文化保护遗产名录。联想到西欧的古迹保护，我们还停留在只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