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1966年7月，文革兴起。一向治学严谨，师道尊严的人大附中，出了“修正主义”。校长和老师被揭发出太多说不清的问题。几乎是瞬间，都成了资产阶级。刚满15岁的我被告知：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可怎么才能不继续？停课，造反，打烂一切旧秩序。学校贴满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大标语。
学生造反和刘文辉有什么关系？很快就有了。那时为了标榜革命，大人、孩子都积极加入红卫兵，紧跟中央文革。跟他们干什么？首先是“破四旧”，抄资产阶级的家。作为人大附中的红卫兵，我们被派往东单金鱼胡同，在那里，遇见了刘文辉。
北京素称：“西贵东富，南贫北贱”。金鱼胡同满清时多住内务府官员，大都是阔大的四合院，很贵气。解放后，这些四合院大多被新政府没收，分给民主人士和民国遗老。有背景的人多，自然成了“抄家”的重点。
我们来时，一座座大宅门，贴着标语。敞开的门内，身穿军装的红卫兵随意出入。看得见，这里的富户大多已经被查抄。台阶上堆着绸缎衣物，华丽毛皮，说不清的金银首饰，最多的是书画，有些已经付之一炬。一些老人低着头，战战兢兢的站在门口。有红卫兵在院子里用锄头翻地，据他们说：这里地下埋有地契和电台。看看已经查抄的差不多，没地方插手。有本地人悄悄告诉我们，前面有一家是国民党的大官，将军府，我有了第一次和刘文辉的际遇。
这是一座大宅院，前宅后园，有廊有厦。我们到来也不知是第几拨。院子里凌乱，花坛挖了个大坑，显然已经有人抄过。几个下人模样的人迎着我们。 经过一番交涉，一个老人走出。
老人矮个子，白净面孔，有些谢顶，很沉稳，穿着睡衣。我很奇怪，这一带乱的七荤八素，他自己的家也被查抄，他却在睡觉，毫不在意。他把我们让进客厅。很客气的问我们从哪里来，有什么事。我们的头目说，查抄封资修。随即问他在哪工作，谁是领导？我清楚的记得，他高声告诉我们，“在国务院工作，周总理是领导。”并一再声称自己是老革命，1949年就领导过西康省和平起义。他说，他的子女比他参加革命还早，都是党的干部。
我惊讶。有高中的同学反驳，“49年起义算什么老革命？”大约是旧军人出身，又系国民党起义将领，和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孩子说不清，也无从说起，因此不再言语。只是交待，哪几间房住的是子女，哪几间房住的是下人，应不在抄家范围。
我印象中，我们也宣布了一些抄家纪律。只抄刘文辉自己的住处，不涉及下人和子女。我至今没搞清，什么是封资修？抄家究竟有什么依据？我们只是根据自己的偏好，把高跟鞋、化妆品、金银首饰、外国杂志作为资产阶级。古董字画、茶壶酒杯、各种彩釉花瓶作为封建主义。我清楚的记着，有一条银质的腰带，镶着宝石，很靓丽。被不知哪来的红卫兵挥舞着，拿在手里。用今天的眼光看，凡是美好的，艺术的，贵重的，都属于资产阶级，都在抄家砸碎之列。那时的年轻孩子，不知道历史，不知道好歹，没有审美能力。受中央文革小组蛊惑，不知毁坏了多少文物珍奇。
当夜我们就住在了刘家客厅。那年头阶级斗争为纲，很警觉。喝的水，吃的饭都是从外面带入。晚上休息，男生睡沙发，挡在门口。女生睡地毯，圈在中间。我记得曾手持一根铜镇尺，一夜没松手。刘家没几个人，很安静，倒是我们紧张了一宿。能留下印象的，一个铺着地毯的大客厅，摆着一架钢琴。一间乒乓球室，墙上挂满照片。傍晚，有一个讲四川话的老保姆在后院烧火，引起我们的警惕。查问结果，不像“变天账”，一些佛教经书。
记得没抄走什么东西。第二天，打了一张收条，拦了一辆车，把东西送到海淀分局。一段荒谬的经历。
第二次，三个月后，大串联来到成都。当时，红卫兵在大邑县举办大地主刘文彩“收租院”展览。一座很大的庄园，迷宫一样的院落。庄园的旧宅，陈列着收租院的泥塑展览。我能记得的：地主收租，大斗进小斗出，拷打佃户，私设水牢，欺男霸女，生活糜烂。记得有一个细节，说刘文彩吃鸭子不吃肉，只吃鸭璞，当时以为太奢靡。以致后来，每当吃芥末鸭掌就想起这段经历。
那个时代，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到处可见阶级斗争展览。记得参观刘文彩庄园的人很多，排着长队。离刘文彩庄园不远有一座同等规模的庄园，紧闭大门。有人告诉我，那是刘文彩的哥哥刘文辉的庄园。我想起在北京见到的那个穿睡衣的老人。竟然和大地主刘文彩是亲兄弟，我很惊讶。从心里增加了对刘文辉的关注。
第三次接触，半年后。上海一月风暴，掀起全国性的造反夺权。文化大革命陷入无穷尽的武斗。大人都去斗争，学校停课。我们几个无家可归的孩子躲在学校。偷偷的读书。读书还用偷偷，大多是那个时代的“禁书”。有一套全国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有对民国时期“大邑三杰”刘湘、刘文辉、刘文彩的描述。内容很丰富，简直就是一部四川民国史。
我从那里知道，刘文辉保定军校出身，参加过辛亥革命。北伐时，拥护联俄、联共、扶住农工的新三民主义，被蒋介石封为“国民革命军24军军长”，陆军上将。先后做过四川、西康两省主席。出乎我意料的，刘氏叔侄，那个时代就是大地主、大军阀。可资料记载，他们不仅为四川百姓做过很多好事；而且抗战时，率部出征，川军在抗战时发挥过超强的作用。最不可思议那里还记载，刘文辉帮助过共产党和红军。1949年刘文辉率所部在雅安起义。解放后曾任林业部长。看来老将军自称老革命所言不虚。 其弟刘文彩作过川军将领，复员还乡，积极捐钱办工业、办商业、办学校，支持抗战，做过很多善事。和我一向的认知大不相同。
最让我惊讶的是，查看我父母所在的62军军史：刘文辉所部国民革命军24军，1950年起义，与我父母所在解放军62军合编，紧接着出川，参加抗美援朝。他们竟是一个部队的！
1966年我还小，少不更事。虽与老人对面，却无法交流。39年过去，沧海桑田，物是人非。细思量，将军安在乎？中央文革小组安在乎？曾几何时的大是大非、已被时代淹没。一切都成了过眼烟云。
真的是过眼烟云吗？我们还欠着对那段历史的反思，对那场浩劫的批判，对千千万万类似刘文辉老人的忏悔和道歉。可没有忏悔，就不会有整个民族的醒悟，即使中国有了经济发展也很难进步。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