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和周晓琳畅聊。他告诉我，丹巴基本都是嘉绒藏族，基本都信藏传佛教，基本都靠农耕为生，基本都住在高山峡谷，和甲居的风光、习俗差不多。眼下县政府批准的景区，有甲居藏宅、梭坡碉楼，美人谷几处。但他以为，中路最有特色。

那里是当年“金川战役”的主战场。守着小金川河，一面峭壁直立，山顶坡度平缓，地域开阔，有十多个自然村，近千户人家，大片的梯田。最主要有六十多座丹巴最坚固、最漂亮的碉楼，很值得一游。只是现在还没开发，开车上山很难。周晓琳说：中路离这里不远，十几里山路，你门开越野汽车，早点走，也许能赶上拍日照墨尔多神山。

不敢贪睡，一早天黢黑，5点半上路。

   摸黑沿小金川河上行。6点不到开始上山。还真是难，道路狭窄，遍地泥泞，隔不远就有泥石流冲出的碎石，越野车经常托底。部分路段石头大，只能下车清理路面。越走越高，越高越险，天渐渐黎明，才发现。这里比甲居藏宅地理形式凶险得多。

一条泥泞的小路挂在崖壁。越过巨大的沟壑，对面是乌涯涯的墨尔多神山。山顶有积雪，脚下是深涧。透过云的缝隙，可见丝线一样的小金川河。走走停停，上到山顶平台，赶到乡政府，已经7点多。 

天还蒙蒙，藏民还在睡觉，乡政府冷冷清清，一派寂静。好容易找到一个值班干部，经她帮忙，找到一个愿意带路的挑夫老杨，讲好价钱，匆匆上山。

南山就像一个巨人，峭壁千丈，巍然耸歭，中路就是巨人的肩膀。山峰下，一片倾斜的平台。平台上梯田错落，绿树成荫，村庄稀稀落落。走在乡间小路，道路狭窄，坡度很大。经常会遇到阻挡牛羊下山的栅栏。人行至此，只能攀登独脚梯越过。没走多远，文元走不动了，决定留在当地采风。我和老马气喘吁吁，一路向南，一心想在阳光出坡前赶到南山。

可带路的老杨并不清楚我们的想法，也不知道哪里适合摄影。他不想爬山，而且东边的山梁已经越来越亮，情急乱闯，找不到合适的角度，带我们闯入一家农户。

主人曲丹，60多岁，有一座三层的小楼，三层之上还有一个小小的库房，踩独木梯可上。藏胞痛快，听说我们来采风，老人的儿子领我们爬上楼顶。用脚推开满台的玉米，支好三脚架，环视四周。  

这是一面巨大倾斜的山坡。东南向上，浓密的黄杨林，围住山顶。从那里向北，三道低矮的山梁，分散着错错落落十几家农户。农户向外，一面下坡，隐蔽着一道巨大的峡谷。对面一道多彩的石壁，山势陡峭，群峰如簇。

     9点，太阳仍被挡在东山，天光亮得耀眼。逆光的山峰，精光四射。9点10分，阳光穿出山口，黄杨、翠柏、藏宅、梯田走出阴影。最神奇，有薄雾轻纱般地从谷底升腾，抚慰着一座座四方高耸的碉楼，仙境一样的景色。 

曲丹老人告诉我，中路乡的藏语名称是“十万清军葬身的地方”。这里向外临小金川河，向内靠中路南山，扼守几乎垂直的金川峡谷，卡住了从甘南、蜀中往金川运送给养的道路。乾隆皇帝那会儿，朝庭改土司制为流官制惹恼了金川小藏王，打了一仗。这一仗断断续续打了三十年。这里就是当年小藏王屯兵的地方。他指着山下，当年清军就在那边，那里有个岳扎村，清军主帅岳忠麒在那里驻兵。

我看过“二月河”的历史小说《乾隆大帝》，那里有对金川战役的描述。当时只觉着，30万武装到牙齿的清军，对付只有2、3万藏兵的土司。竟然四易统帅，耗资7000万两白银，历时30年，最后还是靠岳忠麒招抚结束。很觉着清军窝囊。真身历其境，面对激流峭壁，峡谷碉楼。才明白，冷兵器时代，如此天堑，招抚也许是最好的结果。

 11点，喝了曲丹老人的酥油茶，和老人一家合影告别。下山途中遇见一些怪事，值得一记。

首先，这里百姓养的猪，个头小，而且很多是棕红色。并不圈养，任其在山上跑来跑去，非常自由。老杨说，这是家猪和野猪杂交的后代，口味很好。

     其次，这里的溪流筑有水车，可并不用来磨面、工作，而是带动着一个个油漆彩画的转经筒。不知谁的主意，靠溪水不舍昼夜地转经祈福。

    第三，这里的坟地与内地不同。人死了用火葬，把骨灰埋入地下，不筑坟包，而是竖一个几米高的经幡。经年累月，经幡越来越多，远远看去，像个彩旗阵。

最值得一记的是挑夫老杨。老杨，雅安人，汉族。到此地靠弹棉花为生。除了弹棉花还教藏族种菜、种瓜果。他因为女儿考上四川科技大学，每年要交一万多元学费，无奈才来到深山打工。他告诉我，一同从雅安来中路的还有8人，都是靠技术谋生。

说到藏区开发，老杨很自豪，他说他是共产党员，是以实际行动落实西部开发。老杨在这里向藏胞传授生产技能，融通藏汉文化。他和当地藏胞很熟，很受藏胞欢迎。他是那种最基层的党员，虽然每年只回家一次，仍忘不了交党费，忘不了党员义务。他告诉我，他曾经当过村长，年轻时做过民兵连长，他很为自己的经历自豪。很多年了，已经很难听到党员为自己的政治信仰自豪。不知在这深山老林里，还有多少像老杨这样的党员干部。

    有一点要特殊记录：中路，我在30多年的时间里来过两次。两次听到完全不同的地名翻译。第一次，曲丹老人告诉我，中路藏语：十万清军丧生的地方。再来，变成“人和神向往的地方”。这又是为什么？

走出中路乡，沿小金川河向北，没开几里，遇到一个村庄。有一群穿着民族服装，打扮时尚的小伙、姑娘，停车为他们拍照。三个大男人，手端“长枪短炮”，追着姑娘摄影，引起一阵阵欢笑。细观察，有人结婚。难得，新郎是个汉族小伙，藏蓝的西服，红领带，精干帅气。新娘却是个藏族姑娘，簇新的民族服装，姣好的容貌，几分羞涩。我们到来，正赶上送亲的队伍进村，彩车、仪仗、伴郎、伴娘，花里胡哨，热热闹闹。

主人姓杨，新郎的父亲。见我们是北京车牌，热情相邀。一再表示，能有北京的客人出席婚礼是修来的缘分。还没等我们商议，几个小伙子，簇拥着把我们拉入新房。

新房不大，里外三间。正房，二、三十平米，有四桌亲友。里屋一桌，漆雕的桌椅，显然邀请的是家族贵客。奇怪的是，屋里贴满大红的喜字，中华结、彩色剪纸，全然的汉族风俗。诧异之中，看陪客也全是汉族装束。老杨告知，这几位，有乡里的干部，村支书，学校的老师，都是当地的头面人物。老杨说，这里的红白喜事都得邀请头面人张罗，很似中原的乡村风俗。

再看酒宴，鸡、鸭、鱼、肉，应有尽有，竟然上了20道，大出意料。我们走进甘孜州7、8天，深知藏餐比较简单，无外酥油茶、手把肉、青稞酒，没想到这里竟像是一桌满汉全席。

听主人介绍，嘉绒藏族并非单一文化的血亲民族，而是藏、汉、羌、回各民族，因信仰混居一处的特殊民族。看看我们围坐一桌的十几个人，除了我们四人，有四人祖上是汉族，200年前从河南、河北迁来。有四人是土生土长的羌族、藏族。但语言、做派毫无隔阂。

我想起上午曲丹老人的介绍，细打听，这里还真就是“岳扎村”。平金川时，大将军岳忠麒驻兵的地方。岳扎，取岳将军在此驻扎之意。他们告诉我，这里随便翻翻就能刨出刀枪、箭头。村里至今还保留着当年的演武厅。听得出来，他们对岳忠麒非常尊重。细问，还真了得，那几个汉族老人都是岳家军的后代。他们说，他们的先祖，金川战役后留在这里。这个村，多是当年的军人后代，河南、河北人多。

我们刚从中路乡下来，那里是小藏王的驻地，离这里不过十几里路。一个在山巅，一个在谷底。能想像吗？藏兵在几里路外的山头抵抗，清军在这里围困。门外就是古战场，曾经死人无数。最不可思议，200多年过去。藏兵的后代和清军的后代在这里举行婚礼。一场旷日持久的民族战争已经化为美好的历史回忆。在座的藏汉同袍，谈论起战事竟然如数家珍，心平气和。

    都说中华民族随遇而安，失于健忘。但从大历史的眼光看，“健忘”是否也是一种美德？中国也有“五胡乱华”，“靖康之耻”，也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但中国没有历千年不消的民族仇恨。

中国人的家国观念，由家而宗，由宗而族，由族而国，由国而天下。秦统一六国并不是六国文化的陨灭，而是六国文化的包容。中国人的观念是此岸的，世俗的，是人的情感凝聚的孝道伦理（仁爱），是这一伦理产生的社会秩序。传统中国，国家机器不是改造社会的工具，而是维护文化的保障。2000年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分裂中的文化融合和统一中的多元共存。所以才能屡经外族入侵而不绝，各种宗教进入而不灭。才会王朝更替，文化一统。  

   我总感觉中国人天然具有大历史的眼光。一提历史，就是盘古开天，三皇五帝。中国人很少精确，很少清晰，有的是一种近乎浪漫的容忍与和气。中国人有的是空间，有的是历史，因而也就容得下时空的变异。中国人的民族观念缺少血缘的认同，缺少宗教的同一，更多的是文化地域的凝聚。而中国人视天下为一家的传统，又淡化了地域和文化的差异。也许这就是中华文化几起几落，历千年不衰的真谛。

要知道：社会主义的引入，国家机器的强制灌输，都是民国以后的事情。

 酒过三巡，好客的主人为我们请来藏族歌手。一米八几的小伙，魁梧帅气，一曲“丹巴美”嘹亮悠长，不由你不动情。听主人介绍，丹巴人能歌善舞，四川西北部旅游景点，唱歌跳舞的青年全是丹巴人。

席间主人还谈起当年的徐向前，张国焘。他们说，听老人们说，张国焘曾在岳扎村的寺院住过一个月。是一个文化人，很和气，门前就是他当年走过的路。

    谈到当代，他们最敬重朱镕基。他们说，朱镕基提出“稳藏先安康，安康先通康”，拨出专款修路。有了公路，这里的特产运出去，百姓的日子才好过。他们说，丹巴落后主要在交通、信息、文化。落后就受穷，留不住人。岳扎村近几年，人口负增长。全村68户200多口人，有70多个青年受过中专以上教育，有的人家一户出了4个本科生。这些青年大都离开了村庄。很多还带走了老人。他们谈起这些，失落中更多的是得意。

     丹巴地区怎么开发，我们没有发言权，但面对如此高山，如此大川，如此美景，如此丰富的人文资源。发展农业，毁林开荒肯定不是出路；发展工业，又面临交通不便，融资难，人口素质低，也不是方向。唯有发展旅游业有前途，但旅游业能否消化如此快速增长的人口？也许下山，迁出去才是上策。我以为，这里的老人是明白的。

   晚6点，在主人的一再挽留下，告别了这个有故事的美丽山村。

   再向前，我们将走出丹巴，作打油诗记情。

《川北丹巴行》

丹巴县美无比，

   风光奇秀出美女。

   路险山高行人畏，

   藏羌世代住这里。

丹巴县奇无比，

   碉楼高耸连百里。

   自古藏羌多战事，

   民生涂炭见史笔。

丹巴县情无比，

   陌路相邀有婚礼。

   论古谈今真情在，

   把酒欢歌民族喜。

丹巴县乐无比，   

   西部开发春风起。

   稳藏安康通公路，

劝学兴业开新宇。   

告别丹巴，摸黑夜行，10点住进小金县日隆镇。

日隆，无名小镇。清代“金川战役”驻军，随军商人聚集，形成街市。战争僵持，商业发展，日渐兴隆，取名“日隆”。战争结束，日隆有些消停，近百年，无名无姓。这几年一夜之间出了大名。为什么？旅游经济兴起，这里濒临“四姑娘山”。传媒又是视频，又是摄影，来的人多，小镇又见兴隆。

四姑娘山名气大，不是因为高，主峰6250米，比贡嘎雪山低了1300米，在甘孜州实在不算什么。那是因为什么？因为山的形状，因为故事多。想想看：蓝天下，冰清玉洁的四座雪峰，山体相连，山峰相依，从高向低，梯次排列，暗合着四姑娘的名声。特别这里离成都近，全程220公里。沿途经过都江堰，羌族映秀古镇，卧龙熊猫园、巴郎山，属于黄金旅游线路。经常有成都的摄影爱好者，周末凌晨出行，赶到这里拍“日照金山”，日隆被称为“中国的阿尔卑斯”。

   其实，“四姑”本是藏语“保驾山神”的发音。因为恰好有四座山峰，被当地汉人称为“四姑娘”山。并依此对四座山峰以大姐、二姐、三姐、幺妹命名。又壮丽，又有故事，国家旅游局评判为四A级景区。随着四姑娘山名声日盛，2013年日隆镇更名四姑娘山镇。不过，更名是我们第一次来，9年以后的事情。

清晨向店主人打听，拍摄四姑娘山的最好地点在公路旁的猫鼻梁。 6点半摸黑启程。

猫鼻梁，离日隆镇7公里，公路旁的一处平台。行车至此，天尚黑暗。架好三脚架巡视：向下，乌突突，一片漆黑，隐隐能看见雪线。向上，半天浮出，西高东低，清幽幽的四座雪峰，星空下，静静的一片幽兰，童话一样的凄婉清丽。

    7点，一抹粉韵涌上山巅，在快速的由暗转明，山体悄悄的显现，山脚的植被、白塔走出黑暗。面对如此快速的变幻，摄影的自信都没了。一边测光，一边在心中修正。包围曝光，暗暗祈祷，能把这大美的景色留住。

9点47，告别猫鼻梁向北，直奔松潘。

一路上山，10点50来到巴郎山口，这里是横断山的北端，海拔4357米。从山口向南：峒崃山脉的十几座雪峰，莽莽苍苍，翘首挺立，朦胧中可见贡嘎神山。

从这里向北，我们开始走出大山。正是深秋，植被在替换。金黄的落叶松混杂在墨绿的阔叶林中，色彩斑斓。下车步行，松林似锦，溪水如兰，朗朗乾坤，秋意无限。  

晚7点，走进古城松潘。

松潘古称松洲。地处横断山区北头，中国西北进入西南的枢纽。唐初土蕃王松赞干布（藏王）出金川从这里进犯大唐，唐太宗李世民组织兵马抵抗，筑城建制松潘州。当时的松潘州辖地广阔，直至今天的青海玉树。   

真走进松潘，还真有点出乎意料。想象着任人凭吊的古战场，一定古城残旧，古意盎然。没想到迎头碰上的是探照灯的扭动，辉映着古老的城墙。城门上，红灯闪闪，彩旗飘飘。城门前，灯光广场，一尊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雕像。

 松潘，旅游大县，向南，横断山区；向北，沼泽草地；向东，夹金山脉；向西，青藏高原。方圆百里有九寨沟、黄龙、牟尼沟等国家级景区。松潘更是多民族混居，多元文化的聚集地。藏族多，占人口一半。有一点与大小金川不同。除了藏族，最醒目的是回族，广场上的餐饮滩，到处可见戴白帽的回民吆喝。

谈到回民，就不能不提穆斯林。何为穆斯林？正确解说，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注意，不是指地域血缘，也不是指世俗文化，是指信仰。可为什么西部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多？就不能不谈谈蒙元帝国。

中国历史，汉唐最盛。西北是汉族人的中原帝国，向外扩张的通道。8世纪，伊斯兰帝国在阿拉伯半岛兴起，急剧东扩，一度与大唐在中亚交锋，被唐帝国挡住。那个时期，不要说陕西、甘肃、青海，就是西域也是汉族文化覆盖，主要人口信仰佛教，遵奉中国。

12世纪，蒙古人崛起。成吉思汗西征，灭亡了诸多中亚的伊斯兰国家，俘获了大量穆斯林随军出征。随后，蒙古与南宋战争，历时50年，大批中亚穆斯林随蒙古军队进入，当时统称“色目人”。

蒙古人进攻南宋，屡次受挫。忽必烈执政，接受教训，避实就虚，采取大迂回战略。从西北甘肃、青海向西南四川、云南用兵。随军，大批的中亚回回兵。战争结束，一路留下诸多的回回驻军，亦兵亦农。形成了一条从甘南、川西、到云南的穆斯林移民带。松潘是西北通西南的枢纽。留驻的穆斯林多，600年后形成今天的人口结构。

当然，最重要的原因，伊斯兰政教合一。历600年，不能完全融入中原文化。十九世纪，还发生了同治回乱，造成1500万汉族，500万回族的大屠杀。可以说，这条回族移民带，都有不同程度的卷入。自那以后，又是150年过去。回汉对立已经大大缓和。但远没有彻底结束。1974年的云南沙甸事件，近些年西北不断发生的宗教对抗，都在提醒我们：“国有难，回必乱！”。

知道了吧，为什么说：“治大国如烹小鲜”。民族矛盾，不管是藏汉还是回汉，在民族交汇地区，都要谨小慎微的应对。

昨晚游览了灯光广场，一早，走进古城。

说是古城因为习惯。事实，古城已经不在，原有的古城门、古城墙已经翻新。我们走进时，这里正在翻修城内民居，多数居民已经迁出，到处是施工的队伍。新盖的房屋，青砖亮瓦，油漆彩画，太新、太靓、太阔，阔的让人无法接受。传说中的松潘古城，已然悄然逝去，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秀”。

如何保护古迹，如何开发旅游，近年已有很多争议。尽管学者们一再呼吁保留历史，“修旧如旧”。但当地百姓、官员不接受。都说，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哪有花钱维护，越维护越旧的道理。最可笑，越是古意盎然的西北、西南，越是求新求洋，拆旧翻新不可阻挡。听说过吗？前几年遵义古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看中，提名加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消息传来，当地官民欢呼，急匆匆拆去老城，只留下遵义会议遗址和一个簇新的广场。结果，一场闹剧，申遗无戏，贻笑大方。遗憾的是“翻新还有后来人”，曾经的闹剧仍在重复。

    古城无可拍也无可记，唯一印象深刻，岷江激流，仅二、三十米宽，穿城而过。

    有件小事很有意思。我们在游逛，一个藏族小伙主动接近，低声问我要不要古董，随即拉我们走到街边，避开行人从怀里颤巍巍掏出一束纸卷，郑重声明是从藏区百姓家里收购。我以为是庙里藏的经卷或唐卡，打开一看，竟是一幅刻意做旧的“清明上河图”。而且开口要价1000元。看着他清亮的眼睛，我想也许他是受别人雇用，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等我向他说明，他有些愕然，马上改口500元，200元也行。看我无意购买，一再声明他家里还有真品，邀请我们前去。小伙子是典型的康巴汉子，高高大大，看上去也忠厚。可在这远离大都市的藏区，面对信佛不打妄语的藏民，我真是哭笑不得。说这是商品文化的影响？可商品文化是契约文化，最讲诚信，这到底是怎么了？不可思议的事还在后头。

      9点40，告别“古城”，直奔黄龙。1 0点40上到雪宝顶山口。这里是当年红军翻越雪山的故地，海拔4007米，眼下温度零下1度。

     这里是连接四姑娘山和黄龙、九寨沟的枢纽。我们来时，山口停满旅游大车，游人多，纷纷拿出相机拍摄。有一队当地藏民小伙，阻挡摄影，高声吆喝，“拍照片，每人五元。”问为什么收钱？他们竟然理直气壮地说：“雪山是当地藏族的，政府规定收费拍照。”愕然，那么大的雪山，大自然的风光，什么荒唐的人，能做如此规定？而且，雪山难道不也是全国人民的？如此生财，欲争无语，莫可奈何。  

11点50赶到黄龙。车还没停稳就被一群小贩围住。奇怪的是，小贩大都藏族服饰，却操着满口汉话，手里举着小商品，推搡着挤在车门口。好容易钻出车，看他们的商品，粗糙的藏式项链，自称的“天石”，黑乎乎的藏式小吃。看那架势，不买会纠缠到底。麻烦的是，花钱本身都纠缠不清。小贩们围着你，比着降价，价格完全没谱。前脚砍了一半价买下，后脚又降了一半。文元，马卓新各买了些纪念品，一对比哭笑不得。好容易摆脱商贩的纠缠，又为雇导游起风波。

黄龙往返8公里山路，有人愿意收200元背摄影包兼导游。可不等你回话，马上就有人拦阻，降到150元，争来争去，降到100元，不能再降了，可他们还是争吵不休。最后，一个看上去是个头面人物的汪姓中年人出面干涉，也许他势力大，也许他拳头硬，总算平息，100元背包带路。

     摆脱呱噪，走进山口，眼前一亮：一条近千米宽的山沟，两侧长满松林的高坡。当中，一袭清流黄中透绿，沿山势，层层跌落，水光潋滟，山色空蒙。那多彩的沟顶，亮闪闪，清凉凉，玉翠雪峰巍峨。

询问老汪，支支吾吾说不出清，只是告诉我，玉翠峰海拔4872米。他领我们走上观景台，看广告介绍：玉翠峰石灰岩质地，山顶黄龙洞流出的溪水，溶解了石灰岩中的碳酸钙，沿山体下流，千百年沉淀，形成一层长几公里，宽近500米的石灰壳。天公造化，鬼斧神工，像打碎的镜片，凝聚出一片片乳黄的平台，高低错落。那溪水，或为腾跃的山溪，或为喧嚣的瀑布，或为清浅的水潭，或为流动的湖泊。水浅的地方，天光徘徊，一派蔚蓝；水深的地方，水藻沉浮，团团翠绿；有些地段含有铁质，水面微红。有些地段含有硫磺，高台黄褐。一道五彩的山谷，透着奇异。

一路顺山溪上行，挑夫老汪告诉我：黄龙1982年辟为景区，对外开放。现在的木质栈道是1996年建造。这几年，来黄龙的人多，现在是淡季，每天仍有2000多人，夏天旺季可达20000人左右。

黄龙沟文革前曾有前、中、后三座寺庙，分属不同宗教。前寺是佛教青教寺院。中寺是藏传喇嘛教，后寺是道观。其中以前寺最为辉煌，有著名的罗汉堂，规模很大，“文革”中被捣毁，丢失珍宝无数。现在仅存中寺和后寺

14点上到黄龙寺。黄龙寺是道观，大殿后有黄龙洞。一座很大的钟乳石山洞，可容200人，洞中有高台，台上有三个酷似人型的钟乳石柱，被尊为黄龙真人和弟子，一条潜溪从洞中流出。黄龙洞后有占地百亩的黄龙池，被尊为人间瑶池，也称五彩池。沿池有游览栈道。

上到观景台：两侧，松林山脊，背后，玉翠雪峰，眼前，千池秋水，含金吐翠，天光云影徘徊，仙境一样的地方。

14点半，一阵山风，乌云密布，云降到了山腰，人在雾中行走，能见度也就十几米，几乎瞬间大雪飘落。惊奇的是，云上响起闷雷，轰鸣震荡山谷。我还是第一次听到11月的秋雷。小汪告诉我，要赶快下山，争取雪没结冰前越过雪宝顶，否则很难回到松潘。

急急下山，5点半翻越雪宝顶，已是云雾缭绕，漆黑一团。摸黑下山。当晚入住川主寺。

川主寺，既是佛教寺院，也是川北行政镇的名称，大多数国人不熟悉。但国人一定熟悉它周边的景区。它东距黄龙39公里；北距九寨沟87公里；西距松潘大草原40公里；南距松潘古城17公里。是横断山区走向甘南、西北的枢纽。

说是枢纽，我也是昨天才加深印象。为什么？昨天去黄龙景区，经过这里，远远的看见元宝山上红军纪念碑。打听，知道，红军长征，最艰苦的路段在川西阿坝地区。也正是从这里，红军为争取苏联援助，开始北上，走上抗日大舞台。奏响了中国革命的主旋律。

一早，走进红军纪念园，好大的景区。这里有文字介绍，1985年，中央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弘扬“长征精神”，决定在四川阿坝地区修建一座纪念碑，不是长征路上具体事件的纪念，而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总碑”，选址在这里。

1988年4月动工，1990年8月落成。命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总碑”。包括元宝山纪念碑，长征纪念馆，及一系列大型浮雕。纪念碑碑座为汉白玉，寓意雪山的艰难；碑身亚金贴面、三角立柱体，象征三大红军主力。碑顶一位红军战士双手高举，一手持花，一手持枪，寓意红军长征的胜利。这里成了红色旅游最重要的纪念地。
     所以选址川主寺。因为红军长征，在横断山区历时20个月，足迹遍及数十个县市，进行大小战斗数百次。取得了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沪定桥的辉煌胜利。特别1935年5月至1936年8月，红一、二、四方面军都曾从这里经过。进行过激烈的战斗，举行过一系列重要会议，留下了许多革命遗址。最主要，这里地处长征途中，最艰苦的夹金雪山、松潘草地的结合部。川主寺就有了象征意义。

我在园区徘徊，乌云低垂，毛毛细雨。突然纪念碑后的山脊，乌云裂开一道缝隙，一绺金光穿出，射上一座祭坛，一颗牛头缠着红色的经幡，我不知这是否藏民对烈士的祭奠。

 其实我最想记录的是昨晚在这边远小镇的遭遇。

川主寺怪，离松潘县城不到20公里，不足万人，汉藏杂居。竟然到处可见，霓虹闪烁的餐厅，桑拿洗浴的广告，灯火辉煌的饭店。其繁华热闹程度远超松潘。

走进一间足疗店。二层，粉红的灯光，裸体的壁画，间隔的小屋，一股说不清的暧昧。和一个来自江油的老板聊天。他告诉我，解放前这里是个三不管地面。民族混杂，娼妓、毒品泛滥。解放后，因为是老区，参加红军的人多，中央一直特殊照顾，每年给钱。但这里地处雪山草地边缘，交通闭塞，工农业很难发展。一直戴着老少边穷的帽子，很少人烟。

改革开放，兴起了旅游经济。九寨沟、黄龙寺、大雪山、松洲古城、松潘草地，成了独一无二的旅游资源。加上这里独特的红色旅游，独特的多民族人文景观。这几年，借开发大西北的东风，路通了。这个三不管的地面，形成了独特的“享乐旅游”文化。

他告诉我，川主寺热闹。这里藏族、回族多，政府不好管。来的游客多，也肯花钱。有钱，汇聚了四面八方的漂亮姑娘。以四川姑娘为主，也有北方姑娘，甚至新疆、西藏、俄罗斯姑娘。服务也是五花八门，按摩、推油、陪浴都有，并不避讳，只要你肯花钱。

现在川主寺是名声在外，每到周末，这里汇聚着成都、绵阳、甚至重庆的大款。也有北京、上海、甚至外国人到这里度假。这里的，旅游、餐饮、按摩、洗浴一条龙服务，名声传得很远。本地的老板，高薪聘请姑娘，花样翻新。这里有赌场，也可以买到毒品，比松潘好挣钱。

果然，这里的姑娘漂亮，做一个足疗要80多元，比北京几乎贵了一倍。可姑娘接客才200多元，又比北京便宜很多。

西部开发公路通了，人流动起来，信息流动起来，经济流动起来，百姓越来越富。不过旅游开发也使当地千百年形成的文化价值受到冲击。厚重少言，千金一诺的西部汉子越来越少；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蔚然成风。

我们一路走来，藏、汉、回、羌各族百姓推销假货，不断纠缠；风景区拍风景要钱，拍民俗还要钱，甚至问个路也要钱。除了对当官的优惠，到处都在乱收费。我们遇到一些从沿海地区来的游客，对四川旅游乱收费、乱拉客，官本位、不平等待遇非常不满。

    好好想想：改革开放，我们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还有很多问题。我们还面临着资源短缺，环境污染；面临着科技落后，人才匮乏；面临着地区差异，贫富悬殊；最重要中华民族面临着价值观和道德的提升。挣钱致富像一个“潘多拉魔瓶”，一旦打开，或者推动民族崛起，或者断送5000年文化。从这里藏、汉、羌、回百姓的行为选择，我们都看到了什么？

再前行，走出横断山区，我们将沿213国道向北，前方，松潘草地。

松潘草地可谓中国大地形的一个奇迹。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向东，地势沉降，和秦岭山地之间留下一个巨大的缝隙，地势进入二级高原。海拔3000米，纵横六百里。水流滞缓，河道迂回，水草盘根错节，气候变换无常，一片无边无际的沼泽地。

沼泽地荒无人烟，怎么就成了旅游圣地？因为红军长征。1934年到1935年，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曾经先后通过这里。那时，后有追兵。前方是大沼泽，杳无人迹，几乎是生命禁区。红军处于九死一生的境地。但红军在当地向导协助下，克服了千难万险，付出了巨大牺牲，硬是走出了这片大沼泽，创造了亘古未有的人间奇迹。

有奇迹就有故事。我在部队长大，从小就知道长征，看过电影《万水千山》，从那里见过雪山草地。文革前，北京风行《长征组歌》：“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牢牢地记在我的心里。我也听父母讲过，解放战争，他们所在的部队十八兵团62军，就是从甘南沿着松潘草地走进川西，解放了西康。此次南行，在内心，我一直憧憬着走进这里。

真来了，和想象中的草地有很大差异。

2004年的草地，水泽被排干了许多。沿着草地边缘，213国道起伏颠簸。那时还没有铺设柏油，砂石路，路基下的沼泽结着薄冰，草头东一滩，西一坨。正是深秋，天高云淡，上百公里阔的大草场，满目金黄，牛羊无数。奇怪的是，沿途几乎看不见牧民，牛羊自由自在的游荡，偶尔有摩托车拉着长长的灰尘，从路边驰过。那就是当代的牧民，已经很难看到跃马扬鞭，百鸟飞翔的景象。

走近郎木寺，路边有村庄。这里的房屋已大多为木质结构：木头框架，木门木墙，木瓦盖顶。富裕点的家庭也有砖瓦房。村庄正在通电，有的年轻人用上了手机。

走进一个村庄，一排藏民坐在墙根晒太阳。主动和他们招呼，他们叼着香烟好奇地看着我们。看得出来，多数人不懂汉语。这里的藏民，皮肤黧黑，头发很长，见人就笑。大多穿着皮袍，比丹巴的嘉绒藏民木讷厚重。

我们和年轻人聊天。他们告诉我，村里住的都是牧民，除了放牧没有别的生路。吃粮食要用牛羊换，集市在郎木寺。牧民的生活很传统，烧饭仍用牛粪。300人的村庄没有学校，孩子们上学要走很远，更多的小孩辍学在家。这里的年轻人对外面的世界很好奇，但消息闭塞，唯一的精神生活是宗教。平日最大的享受就是蹲在墙根，抽烟、晒太阳。

 我不知他们是否满意自己的人生，不知他们如何看待我们这些外来人。我以为，这里并不适宜人类居住。尽管传统可以使他们生活无忧，但和外面的世界隔得太远，太封闭，太落后。我们一路走来，看得出，这里正在变化，沿途到处在筑路。牧民最终还是要走出草地，融入现代社会，保留传统不是出路。

13点35走进郎木寺。

郎木寺有些类似川主寺，既是寺院名称也是地名。村中心一条不宽的小溪，南岸四川，北岸甘肃，有一个响亮的名称——白龙江。

郎木寺有名。首先有故事：相传莲花生大士，曾在此地降妖伏魔。清乾隆年间，拉萨甘丹寺活佛在此地兴建了郎木寺。其次，文化多元。当地僧人告诉我：小镇以白龙江划界，江南是黄教寺院，有僧人200多。江北是红教寺院，有僧人800多。还有一座规模不小的回教清真寺。第三，1926年，美国传教士埃克瓦尔来到此地传播基督教。后来在美国出版了一本书《西藏的地平线》，郎木寺引起世界关注，纳入欧美多国的旅游手册。

真走进郎木寺，爬上高坡，一座佛教的天国。怎么讲？四野群山沉荡，山坡寺院错落，天幕下金色的寺顶，红色的寺墙，白色的佛塔，黑色的门窗，层层幢幢，辉煌闪烁。寺院周边，蚁穴一样的民居，住满各地朝圣的喇嘛、圣徒。红色的僧袍在高墙、小巷里闪动。

走进寺庙，巷道狭窄，高墙矗立，白塔、大雄宝殿巍峨，远处传来阵阵法螺声，低沉悠远，传播着圣洁和神秘。

     圣洁吗？一个老喇嘛告诉我：这里文革中僧众造反，砸佛毁寺，最痛心，一具供奉的活佛肉身，遭到毁坏，煌煌古寺付之一炬。那火烧得昏天黑地。

我知道他说的是真话，因为那里也有我的间接记忆。

1966年11月，大串联来到拉萨，古城正在动荡，大昭寺也险些付之一炬。我清楚地记着，走进大昭寺殿堂，火刚扑灭。巨大的包金佛像推倒在地，佛像后背凿开，露出经书、玛瑙、珊瑚、草药、五谷；地上撒着银元、珠宝，有经书在燃烧，满地狼藉。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珍宝，第一次知道佛像内有这么多的秘密。回首往事，那僧袍遮面，被批斗的活佛；那充满激情，砸佛毁寺的僧侣，那遍地的珍宝，燃烧的经书，还会充塞我的心头，令人喘不过气。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中央不允许内地串联的学生进藏，有数的汉族学生大多是四川、陕西民族学院的学生。现在想起，红卫兵运动不过五个月，西藏又交通、通讯闭塞。怎么就会掀起那么大的风浪？以至大昭寺、布达拉宫不得不进驻军队保护。

回到现实，老喇嘛说，现在的郎木寺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重筑，这里的讲经佛堂，转经长廊，祭奠白塔，甚至一座雕塑，一幅唐卡，一道门楣，一级台阶都有故事。我们一行四人听着，乐昏了头。文元徘徊于古寺深巷，马卓新干脆跟上一群做法事的喇嘛上了山岗。

     老喇嘛还说：以前甘南、川北道路狭窄，很少交通。这几年旅游发展，来了不少中外游客，惊诧之余，介绍出去。于是有了投资，有了公路，有了宾馆，有了巨幅照片，有了游客，有了旅游天堂。

  一早，越过白龙江，走进甘南藏族自治州。

甘南是个说不清的地方。为什么？风光太多彩，民族太驳杂，文化太丰富。特别在我近30年的旅游生涯中，三次自驾走进这里。眼看着它修公路，眼看着它起高楼，眼开着它一步步从黑白照片升华为彩色视频。每次来都耳目一新，每次来都瞠目结舌。这不是文学描述，实在是它变化的太大、太快，真是不知如何记述。

 那就记点最重要的。甘南地区的政教中心拉卜楞寺。

 来之前从网络得知：拉卜楞寺，建造于18世纪初期，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之一。有多大？号称108寺，4000僧侣，世界第一的藏文化学府，半个县城。

也许因为地处甘南山区，又是以藏传佛教密宗著称，很长时间不被外界熟悉，充满了神秘。也确实神秘，解放后这里一直封闭，直到1980年才对外开放，1982年才宣布为重点保护文物。我们来时，国家提出西部开发刚刚4年，甘南经济、文化、交通包括宗教百废待兴，是一片刚刚开发的处女地。

走进夏河县城，正逢赶集。城区尘土飞扬，人流拥挤。到处是光鲜服饰的姑娘和大红僧袍的僧侣，汽车和牛羊挤在一起。这里的街道独特：一条长街，大多两三层的民居，经幡彩旗飞扬，竟然混杂着中式、藏式、欧式建筑。刚从大草地走出来，如此热闹，看什么都新奇。文元和老马提前下车，追着姑娘拍照。我和小耿开车随着人流移动，正不知所以，发现竟然被挤到寺院门口。这里，寺院和县城连在一起。

拉卜楞寺与一路走来的大多寺院管理不同。门口有僧侣和警察维持秩序。经过联系，不仅为我们安排了车位，还为我们安排了导游，一个正在佛学院学习的中年僧侣。

我不知为什么会安排僧侣导游？也许受过培训的导游太少，僧侣对寺院更熟悉。一个很清秀的喇嘛，开口就知道有一定的佛学根基。介绍起藏传佛教，寺院文化，不卑不亢，条清缕析。他告诉我：佛教传入中国分为三大系，汉传佛教，南传佛教和藏传佛教。藏传佛教传入最晚，和西藏传统苯教结合，派系多，有黄教、红教、白教、黑教、花教之分，各有不同的教义、戒律。拉普楞寺是黄教寺院，也称格鲁派。是18世纪初期宗喀巴大师融合传统噶当派教义创立。格鲁派戒律严格，不近女色，不食肉，废除男女双修。受藏族百姓拥护，近300年，成为藏传佛教第一大教派，接管了全藏的政教事务，政教合一。

黄教有六大寺院：前藏拉萨有三大寺，哲蚌寺、甘丹寺、色拉寺；后藏日喀则有扎什伦布寺，西宁有塔尔寺，甘南有拉卜楞寺。

他带我们走进去，巷道曲折，殿堂密集，眼之所见，四围白墙黑窗，窄窄的天幕，有雄鹰翱翔，我们像行走在迷宫里。他告诉我，这里的总建筑面积达40万平方米，是一个建筑群。但大多寺院、经堂仍在延用，允许参观的不多。

走进寿安寺。这里有记录：拉普楞寺创建于1709年，供奉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宗喀巴1667年出生青海，先后住持过西宁塔尔寺，拉萨哲蚌寺，晚年住持这里，主持开办了六个扎仓（佛学院），其中一个是显宗学院，五个是密宗学院，培养了大批佛教子弟。他将一年划分为九个学期。大学期，每学期为一个月；中学期，每学期为二十天；小学期，每学期为十五天。接受完整的佛教教育，要经历四年大学期、二年中学期、三年小学期。我感觉就像我们的9年义务制教育。

走进大经堂，这里正在讲经，说不清有多少喇嘛。香烟缭绕，法螺呜咽，低沉的咏颂。我们在导游带领下，双手合十，静静的沿周边参观，一派肃穆。

这里殿堂大，屋顶高，由很多油漆彩画的立柱支撑。殿顶垂下密集的彩条、经幡，遍布蜡烛、酥油灯，空气中浓浓的酥油味儿。大经堂有三个后殿，分别供奉着弥勒佛和八世、九世、十一世班禅大师。出乎意料的是，还供奉着仍在西方流亡的十四世达赖喇嘛肖像。

这里有世界最长的转经长廊，信徒们低头合十，排队转经，很多是不足十岁的小姑娘。

我接触过一些佛学，一路和导游喇嘛探讨。他告诉我：他已经在这里学习8年，明年可以毕业。他说，上师教他藏密，他有很大收获。但藏密博大精深，有八万四千法门，修成正果不易。他的师傅已经70岁了，还没修成佛身。师傅告诉他，修密宗得付出毕生精力。他计划这里毕业就去拉萨哲蚌寺继续学习。我问他，显宗和密宗有什么区别？他告诉我：凡人修佛，都要经历三个阶段：一是放弃世间享乐，建立出离心，也就是出家为僧；二是放弃自私，建立菩提心，也就是“发心为利他，求正等菩提”，简单说就是利益一切众生。这两等境界是学佛的根基，不分显宗、密宗。区别只在第三阶段，就是放弃我执，建立无我智慧，立地成佛。

无我是大智慧，说不清，要靠修炼，显宗密宗不同。密宗以智慧开发了诸多方法，可以将不净身转化成清净身，成就现世金刚。就是此生经过修炼，实现金刚身。一旦修成金刚身，地、水、火、风四大不侵，也就是外界对你无任何影响；生、老、病、死可以自己做主。甚至可以穿墙入室，飞檐走壁。他说，最高等级是“中阴身修法”，也就是大圆满。他以为，显宗的方法不如密法，而密法不如大圆满，就是这样一层层上去，大圆满是最高法门。那些大圆满修行者死时，在众目睽睽之下肉体会逐渐缩小直至消失，天上出现彩虹。

他看我很惊诧，说：你们是无神论者，没有信仰，不信神。听他这样说，不知因何，我有些愧意。我相信，他深信他的上师，有坚定的人生方向，不会迷惑，活得坦然。我发自内心的羡慕。

   何为信仰？信仰是否一定是能够实现的期待？是否一定离不开世俗功利？没有信仰是否精神就终生漂泊？当代人类究竟需不需要信仰？我们又何以安身立命？

面对人生认知，反差如此巨大的喇嘛，我不禁扪心自问：和他比起来究竟谁更自觉？更幸福？

告别拉卜楞寺，横断山之旅结束，只剩一个目标，回京。

一路狂奔，中午途径兰州。我是第三次走进兰州。第一次38年前，大串联，从乌鲁木齐乘火车返回内地。我清晰地记着，车厢内座位、过道、椅背、行李架，甚至厕所都挤满人，像个塞满沙丁鱼的罐头。没水、没饭、没座，仅靠在沿途车站买的几个烤馕，几个白兰瓜，四天三夜走进兰州，也因此记忆深刻。

     文革中的兰州，依稀保留着战争痕迹。黄河铁桥两侧，坍塌的碉堡，错落杂乱的房屋。那时的兰州，不足百万人口。街道陈旧，马路肮脏，遍地马粪、骆驼粪。跑着马车，走着骆驼。车辆经过，一阵烟尘。正是文革，到处是大字报、大标语，灰蹋蹋的人流。唯一深刻印象是漂亮的黄河。

    记得游览黄河十八滩，站上高坡，眼前一条清亮亮的大河。都说“黄河清，圣人出”，可那时正是天翻地覆的文革。那时不仅黄河水是清的，天也是蓝的，极目远眺，晴空万里，白云朵朵。也正是面对黄河，我们产生了走进黄河源的念头。

    那时年少，敢想敢做，又正逢无法无天的文革。到处打听，竟然找到省委红卫兵接待站，要求进藏串联。接待站乱哄哄的，也许中央没有明确精神，接待人员对我们的进藏要求不置可否。那时的干部做事认真，不会像现在借故推托。禁不住我们一天一夜不屈不挠的纠缠，给了我们通行证，并借给我们一人一身棉衣。从这里我们开始了历时3个月，行程6000公里的西藏游。

那次在兰州没住几天，好像已是上百年前的事情。这次再来，车流滚滚、人头攒动。兰州变了，蓝天白云不再，黄河畔，无以计数的高楼、烟囱。兰州已成西北重镇，中国重工业的摇篮。 

告别兰州，一路向东，当天9点走进洛阳。

上次来洛阳是1986年春，和中国青联张大千兄为中华针灸进修学院联系面授。

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初始。被偏废了十多年的职业教育开始恢复，文凭有了含金量。一时间，各种学历教育风起云涌。那时全党抓教育，中央组织部利用西城区的基层条件，组织中央讲师团的老师为西城区处以上干部开展科普讲座。我那时正在西城区委宣传部，负责理论教育。依托街道文化站，自筹资金，办起了三论(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函授部。1984年在函授部的基础上，区委批准成立“北京市信息公司”，为中央讲师团的老师们服务。我也因此留职停薪，下了海。1985年，在教育部的支持下，函授部升格为“北京现代管理学院”。随后在北京市信息公司的支撑下，又和吕炳奎(原卫生部中医局局长、中华气功研究会理事长)老人合作办了“中华气功进修学院”；和张大千(时任全国青联常委、天津中医学院教授）合作办了“中华针灸进修学院”。

那时学风浓，招生容易，唯一的困难是如何在全国重点城市开展面授。1986年春我和张大千兄来洛阳组织面授，受到洛阳市卫生局的接待。在他们带领下参观洛阳，来过龙门石窟。

那时的洛阳，正处于拨乱反正，清算文革的时候，龙门石窟还没恢复，随处可见文革遗迹。记得是五月，天下着小雨。香山寺云雾凄迷，伊水河悄然流淌，龙门石窟一派沉寂。那时还没有开发旅游，无人管理，我们在石窟漫游，巨大的佛龛，沉浸着绵绵细雨，愈显苍凉神秘，印象深刻。

这次再来，已是十八年后。洛阳有了很大变化。陪老马、文员再一次走进龙门石窟。还是那个伊阙，山口修了一座很大的停车场。伊水河下游筑了滚水坝，河面开阔。龙门石窟已经修复，喧嚣中，游人如织。

真走进龙门石窟，让我感触最深的，既不是石窟的宏伟，也不是伊水的开阔，甚至也不是花里胡哨的游人，而是这花里胡哨中数不清的商贩纠缠不休。

河南怪，旅游区，到处是商贩的呱噪。也不知他们如何进到这里，也不知他们买不买如此高昂的门票？总之，不管你走到哪里，都有他们，而且是不屈不挠，纠缠不休。

洛阳，六朝古都，古玩多。小贩们在神神秘秘卖一些仿制品，揪着你，说的天花乱坠。我们也确实想买几件纪念品，但对个人小贩不敢相信，走进大商店，还是中了圈套。

     景区门内有一批很有规模的古玩店，我们来时，门楣上横幅“梅花玉展”。售货员介绍：梅花玉，黑中套白，圆润光滑，质地坚硬，儒雅高贵。问价，一对手镯260元。想给外甥女雯雯买点纪念品，砍价到150元，自以为得意。不到十分钟看到老马窃笑，一问才知，他以80元买了一对，而且是同一地点，同一时间，同一商品，同一售货员。惊诧！不及回味，前行百十步，下一个商店。同样的东西才卖50元，河南旅游区卖纪念品竟然有5倍多的差价。

知道什么叫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了吧。遗憾的是，这些近似欺诈的商业行为，都发生在有正式营业执照的大商店。 

我想起近年市面上流行的一本书，《河南人咋地你了》。我看过，很为河南人被其它地方人歧视不满。对河南人自喻为中国人的“母亲”很以为然。可真到了河南，有了亲身体验，才知河南人被歧视并非空穴来风，也决非偶然。想不明白的是，这样的“母亲”，这样的做派，是从来如此，还是近代新文化使然？

前面就是北京。此次西行，行程6100公里，历时18天，跨越河北、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五省，游历了川东南、川西、川北、甘南16个景区。拍了50几卷照片。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思之，甚以为然。不读书，何以为知？何以为识？何以为行？不身行，何以知生？何以知身？何以知命？不读书不身行何以自觉于人生？ 

20年的商海生涯，孜孜较较，争争斗斗。以致忽略了真实的自然，真实的自我。走出去，甩开压力，亲近自然。从平和的审美游历中找回自我，收获平静和快乐。

别了，横断山。

去年秋，携友人在川西北横断山旅游，15天走了6000公里。野性的山河，奇异的民俗，全新的体验，每天都在兴奋中，写了四万字的游记。从那时起就计划再一次走进川西，从那里向南，经香格里拉南下昆明，走遍横断山区。 

香格里拉是英国人詹姆斯.希尔顿，上世纪初写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里的虚构地名：一个神秘祥和的佛教天国。小说面世引起争论。争论什么？哪里是真正的香格里拉？

一个世纪过去，争论没有结果。香格里拉却深入人心，成为美丽祥和的代称。旅游经济兴起，云南、四川、西藏抢着注册。三年前云南中甸“抢注成功”，更名“香格里拉市”。

抢注归抢注，可争论依旧，人们仍在寻找那个被詹姆斯描述的“地球的肚脐”。上穷碧落下黄泉，几十年过去，没有结果。可争论有了共识：广义的香格里拉就是川、滇、藏三省交界地区。那里有太多的美丽和神秘，特别是三江并流（金沙江、澜沧江、怒江）。1988年，三江并流被国务院定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前年，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目录》。 

清晨6点，与影友马卓新、许天宁、耿少峰一车出发。仲春的华北，杨树含苞，柳树飘絮，麦田一派新绿。走出北京，村庄连着村庄，工厂靠着工厂，高速路旁楼房密集。最引人注目，路旁的高墙，刷满标语口号。我对这里的口号熟悉。近五年来，曾经的“严禁”、“打击”、“狠抓”一类的政治口号，逐渐被“经济”、“教育”、“和谐”的劝导代替。

9点，走进徐水县。徐水，现在的年轻人多数不熟悉，可我们那代人熟悉。熟悉什么？“一个共产主义的神话”。我摘录点当年《人民日报》的记忆：1958年8月四日，毛主席到这里视察。县委汇报：当年3个月修建水库190座，全县平均亩产粮食20000斤，皮棉５０００斤，一棵白菜５００斤、一只猪1000斤。

也就是在这次视察，当县委提出学习苏联，农业社更名“第八瀑河农庄”，伟人一语定音：“还是叫人民公社好”。从此有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为纪念伟人这次视察，还流行过一首歌曲：“麦苗儿青来，菜花儿黄，毛主席来到咱们农庄”。这里也从此更名“八四人民公社，八四大队”。

我为什么对这段历史熟悉？

也是缘分。文革中，响应那时中央文革小组号召。1967年5月，我和五个人大附中的同学来到这里，向贫下中农学习。学习什么？如何革命教育！

真是个荒唐的岁月，城里的中小学校已经停课，我们却被派到乡下学习。怎么“学习”？大讲集体劳动的意义，动员农村的孩子“学农”，组织他们给大队养猪场打猪草、积肥。农村的孩子，天天学农，家家养猪。大队的猪场一片残破，没什么新奇，孩子们都跑回了家。“社员”不让自己的孩子“到学校学农”，“教育革命”流产，变成了农村对我们的教育。

那是个很特殊的村庄。因为领袖参观更名。光更名还不行，遵照领袖教导，建设共产主义新村。请城里人设计，建了九幢楼房，一座假山，一座喷水池，几个花坛。300多户村民被拆了老屋，集中在楼房住宿，过上了“共产主义新生活”。

我们来时已是人民公社成立7年后。多数农民已搬回自己的老屋，“共产主义新农村楼”还在，只是人去楼空，荒凉破败，到处是瓦砾垃圾。楼房只剩几座空壳。假山、喷水池早成了废墟，墙上有标语：“大炼钢铁”，“人民公社是铁打的江山，金饭碗”。

有意思的是，墙上还有依稀可识的人民公社规划图：当中，一座大花园。四周，一排排楼房组成的四合院。整齐的房舍，开阔的街道，有幼儿园、学校、医院、公园、体育场、电影院、公共食堂和供销社；外围是工厂、仓库、养猪场和鱼塘；再外围，有飞机场、铁路和平坦的农田。

我们有幸被大队安排住进新农村楼。这里尚余一户人家，一对憨厚的夫妇。他们领我们走进“新农村楼”：单砖的墙体，简易的框架，一排单间，没有单元，房门挂着肮脏的门帘。既没厕所，也没厨房，更没暖气，根本就没上下水。上厕所要到楼外。

进屋，土坯盘的炕，一面墙裸露着红砖，三面墙用白灰水粉刷，挂着几张残破的奖状。二楼以上都空着。一楼多数房间成了鸡窝，猪圈。有一间厨房，垒着土灶，摆着风箱，屋角一口水缸。满屋的灰尘、秸秆，鸡屎、猪粪。房间有框无门，窗户就是个窟窿，烧水时从那里排烟。我们住进一间空屋，四处漏风，最奢侈居然有一盏随时可能停电的电灯。那个年月农村能用上电就是奇迹，房东告诉我，是沾了毛主席的光。

正是文革，保定地区两派武斗，夜里经常听到枪声。这里离县城近，农民保留着赶集的传统。那时到处造反，管制放松。社员偷着做豆腐、粉条、鞭炮、笤帚到集上出售。我也是在那时知道了豆腐、粉条、鞭炮是怎么做的。那时农民的生活很苦，我们吃派饭，整天的玉米渣粥，有颗葱佐餐就很不错。实在饿了，跑到粉房找点豆渣，粗拉拉的一股豆腥气，也是佳肴。

那次出行两个多月。我们骑车走过很多村庄，在徐水、安新、高碑店一带流浪。文革中的白洋淀，水面开阔，芦花飘荡，到处可见水鸟翱翔。  

38年过去，“人民公社”已经作古，“共产主义新农村”也成了笑料，徐水已然大变了样。最令我不解的是：一场历时半个世纪的革命，一个久经考验的政党。怎么就缺乏基本的常识？能产生“人民公社”、“文化革命”这样的怪物？造成了几代人的创伤。

车行驶在华北平原，就不能不谈谈海河水系。海河，我幼年时人称“害河”。为什么会如此称呼？你看，华北平原东滨渤海，西邻黄土高坡。太行山平均海拔1500米，台阶一样，毫无过度。雨季一来，水流倾注，能是什么景象？

史料记载，自1368年明朝迁都北京，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凡581年，海河流域共发生387次严重水灾。最严重，1939年水灾冲毁津浦铁路，淹没天津，市中心低洼地带水深2米，有近两个月百姓在街道行舟。

我清楚的记着，1963年永定河大水。我父亲的部队就在永定河畔，一片汪洋。那时就听说，铁路停运，从上海到北京乘火车需绕行兰州。从那次，领袖题词：“一定要根治海河”。于是有了口号，有了动员，有了不计成本的千军万马战海河。10年不到，海河流域修建大型水库31座，中小水库无数。华北地表水分布彻底改变。20年后，天津开始缺水，具有千年历史的白洋淀严重萎缩。

有那么严重吗？看看眼前的漳河。一公里左右的河床，水脉枯竭，黄沙滚滚。一路所见，海河九大支脉多是如此景象。

为什么对漳河特别关注？这条漳河的一脉，发源于山西省左权山区。1970年到1976年我曾在那里武装部服役。那时的漳河，100多米宽的河床遍布卵石。雨季，三、四米深的水流激扬清澈。就是旱季也有两米的潺潺清流。每年8月，上游水库放水，河床窜着一尺长的草鱼、鲢鱼。那里的百姓不吃鱼，拾来的鱼喂猪，便宜了我们这些外来户。从县城到八路军总部麻田镇，100多里，沿河村庄不断。每年5月，河滩两岸麦苗青，菜花黄，槐花、梨花，回护着村庄，空气中一股沁人的甜香。那时的麻田镇，漳河水穿村而过。夏季的清晨，薄雾青冥，稻浪翻滚，蛙声一片，一派江南景象。那时的漳河就像个梦，直到被“农业学大寨” ，“红旗渠”引水下山的隆隆炮声惊醒。

那是一个激情错位，无辜牺牲的年代。太行山到处是“农业学大寨”，“人定胜天”，“备战、备荒、为人民”的石头标语。漳河两岸，炸山毁林、垒堰造田，成了战天斗地的战场。那时实行军管，地方部队领导“农业学大寨”，我经常下乡。

记得泽城公社有个后山大队，一个50几户的山庄。村民住的分散，一条沙石土路通向山上。村里最现代的建筑是小学校，一排石垒的平房。石头墙，石板顶，一间大屋做教室，两间小屋住人，只有一个教师。我住在学校，刚进村不了解情况，王老师为我打来一盆水洗脸，洗完随手泼在地上，王老师非常惋惜。第二天一早，我出去挑水。王老师告诉我，泉水在山下，你挑不了。我不以为意。没想到竟走了两里多山路才看到山泉汇聚的水塘。这下惨了，磕磕碰碰，跌跌撞撞，一路歇了不知多少回，好容易回到学校，一桶水只剩个桶底。从那以后，整整二十天，尽管身上爬满虱子，我从没洗脸、洗衣裳。

那里缺水，老百姓饮水大多靠水窖。什么是水窖？就是在低洼地挖个深坑，用胶泥涂抹在坑壁上，再盖上石板。下雨，水流存入，像个超大型的地下水缸。水窖里满是孑孓、蚊虫，喝水碗底一层尸体。赶上天旱，水窖干枯，只能下山挑水。为引水，村里人十冬腊月钻进石窝开山，两手震的鲜血流淌。

后山是老区，村长、支书都是抗战时期的模范，带头战天斗地。那时造大寨田，垒石堰、挑土垫地。造一块大寨田要付出太多的人力。我因此知道水、土对山区百姓的意义。很多年后，出了一部电影《老井》，那部影片的外景就在左权县的拐儿公社，离后山村没有几里地。

这里三省交界，山西在山上，河北、河南在山下，因为争水，历史上械斗不绝。看过电影《红旗渠》吗？那里的水生娘因为打翻一罐水而轻生。不要以为是艺术夸张，在这里，抢水就是抢夺生命。

文革前后，河南林县截断漳河，修红旗渠引水下山，改变了漳河水域。我清楚的记着，山西、河北的官民意见很大。可红旗渠是政治工程，得到领袖关注。我服役的山西省军区，不少部队都曾经支援开山修渠。那时的红旗渠，到处是标语口号。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愚公移山，造福子孙。”

2001年我携子女重游太行山。漳河，满河床的卵石沙滩，荒草凄凄。回想曾经的经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结果呢？水渠修了，青山秃了，人牺牲了，可漳河干枯了。当年的“老愚公，铁姑娘，钢铁汉”多已作古，子孙后代又是否受益?

我听当地百姓告诉我：文革，毁林开荒，修大寨田，水土流失。山西在上游筑坝拦水，河南、河北打官司，不饶不依。河南、河北人也在抢水。红旗渠几次被人为破坏。1992年还发生了河北白芟村炸毁红旗渠事件。几十年了，一代人千辛万苦，毁了山，修了渠。可百姓仍在争水，一个多么巨大的历史悲剧。

也许正是这旷古未有的悲剧，奠定了一个民族从底层开始的觉醒，奠定了当代思想解放的根基。才有了后来安徽小岗村摁着红手印的责任田，才有了联产承包，乡镇企业和万千青年农民走出山区。

悠悠30年过去，历史还在艰难的拉锯。我不知漳河是否会有记忆，能否告诉后人：尊重常识，尊重自然，别再折腾，使漳河再度清流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