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 2月22日 星期四
早就和朋友叶海约定去文昌看海，一大早出发，天阴沉沉的，车走上高速路。
今天是初六，按北方的规矩，过了“破五” 也就算过完年。春节，老天爷给足了面子，晴朗了五天。海南老人讲：“冬至天春节天”。去年冬至响晴亮日，今年春节也就艳阳高照，年一过，云来了。
9点45分赶到文昌市会文镇。大年节，看朋友总要带些礼，这里的规矩过年送鞭炮和橘子。放炮是告知乡邻有朋友来访，彰显人缘，橘子不过图个“平安吉祥”的口彩。会文镇热闹，街上人来人往，满镇跑的出租车，商家生意火爆。叶海讲：这个镇很富裕，百姓多有积蓄，仅中国银行一家私人存款就有一亿多。
放炮是中国民间的传统，源自何年何月，所为何事不太清楚。但北宋王安石已有诗记载：“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家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可见放炮是北宋以前更早的事，且与驱鬼祭神有关。只是那时火药刚发明，“换符”放的不知是眼下的炮仗还是烤裂的“爆竹”。 不管历史如何，眼下的动静要大得多。也许探亲访友的多，虽然已过“破五”，小镇仍是硝烟满天，纸屑遍地，炮声不断。 ( 从电视中得知：北京市区炮仗的残骸就有2300多吨。)
“文昌”是海南出了名的侨乡，也是中国近代史声名显赫的“将军之乡”，不仅出了孙中山夫人宋氏家族一门精英，而且北伐时期，为国民党输送了上百个将军，很有点湖北红安县对共产革命的味道。
“文昌”的富足显而易见，乡间公路开阔平坦，村里民宅高大厚实，成片椰林掩映村寨，卧车、摩托遍地穿梭。小镇周围有“上旗、中旗、下旗”村，叶海告诉我那是清初“八旗”军驻防海南时留下的称呼，至今那里还有很多“八旗”的后人。难怪海口人说，“文昌姑娘漂亮，但很高傲。”看来是因为有着北方贵族的血统。
10点来到海边老吴家。老吴大名吴多庆，人称“鱼老板”，是方圆几十里赫赫有名的人物。老吴的名声源自他的海产养殖。1991年开始创业，当年投入6个养殖箱，成功后迅速发展，很快就到了120几个养殖箱和十几个虾池，总有几百近千万的家产。有了养殖箱和钱也就有了名气，招徕不少城里人到这海角渔村休闲、钓鱼。从此交游更广，收入更多，名气更大。
老吴原计划移民海外，使子女能有更大的发展，更好的教育。可去年老吴家遭了灾，一场台风，百年不遇(老吴说有16级)，把他的网箱、浮宅和梦想都送到了对岸的红树林。我们此次来已是半年之后，仍然到处可见台风后的网箱残骸。 眼下老吴正在恢复生产。现在的网箱基地，邻水而建四间砖房，水泥框架，平顶小窗，很厚实，看来能防更大的台风。房前几株粗大的枇杷树，对面隔水十米是主人的水上住屋，过去要乘船。老吴御船熟练，上船脚一登岸，借力船往前滑，几步走到船头，船已抵“家”，抬腿上去已进堂屋。这个水上之家200多平方米，三排建筑，中间是住房，两头是网箱，随潮水起落，浮在水面。住房四室一厅，客厅40几平方米，铺着厚厚的塑料板，电视、现代音响一应俱全，客人 进来席地而坐，前后都有门，四围全是水，通透明亮，难得的娱乐聚会场所。周边四间卧房，都不大，很精致，看得出来是为来往客人准备的。老吴家养了十几只狗，看护网箱，行走网箱如履平地。
这是一个长长的海湾，一百多米宽，像一条大河。两岸海埂密密的红树林，枝干梢头憩息着成群的鹭鸟。乘着老吴的游艇沿海湾巡视，这里养殖户多，到处是漂浮的网箱和水上住屋。网箱大小不一，大的三十几平方米，小的十几平方米，十几个，二十几个网箱扎成一个浮在海上的大排，就是一个养殖基地。入海口，捕虾的排网密密麻麻，只留出船行的水道，真可谓天罗地网，鱼虾经过这里很少逃命的可能。
我在澳洲也见过这样的热带海湾，也是长长的水道，也是密密的红树林，也有众多的鹭鸟，但那里没有渔民的网箱，更看不到密密的排网，捕到的鱼低于12英寸也统统放生。那里渔民的收入不靠养殖，靠开展旅游，带游人出海钓鱼，组织垂钓比赛。一条小渔轮每天收入也在200—300澳元之间，收入不低破坏也少。
中国正在发展，百姓逐步富足，旅游市场扩大，开展旅游渔业也许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前几年我到浙江舟山群岛，那里原是中国的大渔场，可随着渔民捕捞能力的增强，鱼源已近枯竭，在普陀岛地道的野生黄花鱼已很难买到。
老吴说：这里是渔村，土地不多，且都是沙地，种庄稼长不好，村民主要靠海生活。近几年村里的人都在开展养殖，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网箱。养殖收入高，风险也大，除了台风、海啸等自然灾害，随着养殖业的发展，每年的行情变化很大，市场风险也越来越突出。不过比起北方的农民，这些养殖户要富裕得多，网箱就是他们的农田，鱼虾就是他们的庄稼，老吴养的鱼最大的到120斤。
渔民饿了吃虾蟹，渴了喝椰汁，岸上养 的有鸡、猪，窗外吊着自家的蜂桶，院内种着各色的热带水果，绿色天然，难怪这里人长寿，被称为 “长寿之乡”。
老吴一家四口。儿子高中毕业无事可做，去广州打了一段工，吃不了苦，收入也太低，又跑回渔村。前不久征兵，(这里现役义务兵每年村里补助2—3万元)怕新兵训练苦也就没去。女儿还在上学，学护理，他的理想是让女儿到海口医院上班。不过他对儿子的前程充满自信，他说，去年台风后，又投了几十个网箱，重挖了十几个养虾池，雇了八个人帮工，还有亲戚帮忙，虽然他没说年收入多少，50几万总是有的。这里海滩长，海产也丰富，他说：只要勤劳，生活是没问题的。
中午在老吴家吃火锅。渔家火锅以鱼、虾等海产为主。喝的饮料也奇特，有法国的白兰地，美国的可口可乐，中国的普洱茶，本地的蜂蜜。世界各地的饮料齐聚这天涯海角普通渔民的饭桌。
回城的路上，谈到海南的发展，叶海认为海南发展缓慢，主要是省级首长更换太勤。海南是小省，建省时间短，人口少、产值低，不容易做出成绩。来这里的省官主要是两类，一类是过渡型的，到省级岗位上镀镀金就走，像已荣任北京市长的王岐山。再就是养老型的，最后一站，给个省部级，荣养几年，等着退休。这两类干部都不可能有大作为。
在高度集权的中国，官是举足轻重的，遇到一个有责任心的好官是地方百姓的福气。可中国2000年大一统的宗法文化，实行的是“流官制度”，地方官要由中央委派，而且几年一换届，官员只对中央负责。
“流官”每届四年，最长两届。就算官员有造福乡梓的操守，可了解情况，制定规化，考察干部，调整结构没有几年时间完不成，好容易调顺了，任期已满，新上任的官员又要重新调整。而且官员的调升主要不是看造福百姓的福祉，而是看贯彻上级指示的力度，这种用人制度表现在实践中自然是利益无主体，百姓无意志，政策无恒定，官员无作为，不仅行政效率低，而且换届的成本高。
况且中国的官场集中着巨大的利益和权力，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精英。就是当代青年精英多数也是把“做官”作为人生的最佳选择，把做大官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而青年一但进入官场，巨大的官场文化就会使他们丧失做事的热情，沉溺做官的追求。可见，“流官”制强化的是中央，弱化的是地方；强化的是“官格”，弱化的是“人格”。有这样的制度，又在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社会，官员很难有长远发展的追求。
海南应该说是幸运的，毕竟它远离中央，远离首都，也就有了更多的自由。百姓除了可以远离当不上官的烦恼，也少思想钳制和反钳制纠纷的骚扰。当北京的自由知识界正在为《伶人往事》《如焉》等八本书的命运大声疾呼时，这里的人民却在街头茶馆缓缓的品着茶。百姓是以自然的时间形态对抗着专制的空间形态，百姓憧憬的是“发财”。随着千千万万“老吴”的兴起，主义的说教早已烟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