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傍晚，告别诺门罕战役展馆，前方阿尔山市。至此，我们围着大兴安岭走了一圈。再进阿尔山已是盛夏，遍地华彩，油菜花爬上了山颠。
我在世界行走，没见过其它国家有像中国这样多彩的油菜花田。欧洲也有无边无际的青黄灿烂，那是向日葵。1990年的夏末，在通向布达佩斯（匈牙利首都）的火车上，我领教了那绿野切割，金黄明艳的皴染。
中国的油菜花田多，从南方到北方，从二月到八月，从平陆到高原。那明黄艳丽的景色，沿着纬度节节推迟，把华夏大地分时分段的妆扮。
云南的罗平，早春二月，金黄就像彩云飘落山间；赣北皖南，春分刚过，大地就焕发出无边的明艳；荆州的四月，油菜花洋洋洒洒，汪洋恣肆；川西的五月，片片明黄像补丁一样点缀在山巅；可见过六月的汉中金黄漫散；可见过八月的青海，艳丽无边； 如今我们又走进内蒙，见到了七月的浪漫。彩带一样的花田，美得无法无天。
一路摄影，一路游玩，不觉已是傍晚。眼前一座山峰，一面绝壁，上有红色刻字，“玫瑰峰”。停车观看，有小路通向山颠。正是光线最好的时刻，兴冲冲上山。爬到山口，举镜拍摄。拍了不少美景，可就是不见许天宁夫妇上山。下山找，下了一半，忽听一声大喊，“下来”！观看，两辆吉普停在路边。四男一女，都是年轻人，两个是武警，徐天宁夫妇被他们阻拦。
奇了怪了！这里无墙无门，也无路牌告示，怎么就有人敢随便阻拦？
我大声询问：“为什么？”回答：“上山交钱？”再问：“凭什么？你们是干什么的。”大声答：“政府的。”“那个政府？”“共产党政府。”好大的口气，共产党政府就能随便收钱！我被激怒了。
徐天宁问，是怎么回事？回答，当地政府收钱。徐天宁有些书生气，给他们解释，收钱要有批文，要有明码标价，要有发票。那帮人支支吾吾不予答复。什么都没有就是要钱，而且口口声声“山是国家的，你上山就得交钱。”问他们“谁是国家？”回答得很肯定，“政府，共产党。”再问“是市党委？还是市政府？哪个书记？哪个市长？报上名来。”他们有些犹豫，让两个武警出手阻拦。
真没见过如此嚣张的“山大王”，现在至少表面还是人民的江山，怎么如此理直气壮地打劫？再看那两个武警，军服，军衔都不顺眼，怎么也不像是个军人。再说，军人怎么能掺合到收费的队伍里？怎么能给这类人帮闲？
我当过兵，在文革初期。那时的部队，还是有很高的素质，纪律很严，怎么今天到了这种地步？我被激怒，审他们，“你们是哪个部队的？谁是领导？谁派你们来此协助收钱？”又是不回答。“不说我就报警。”——慌了！其中一个说：“我是复员兵。”说实话了。
“你们收钱有文件吗？”不语。“为什么不明码标价？”还是不语。“有发票吗？”答复了，“有”。“拿过来看看”，竟是一家柴河某某公司的发票。
“怎么回事？”不语，再问“为什么用柴河公司的发票？”那个女孩子忍不住了，理直气壮的说“政府欠了我们钱，秘书长把此山包给我们了，允许每个游客收费30元。”。
看来问到症结了。我相信眼前这个不足20岁的女孩不会撒谎，事情一定有缘故，否则不会如此明目张胆的拦路“抢钱”。只是那两个武警是假的，整个一个山寨版。
一再追问，这几个孩子蔫了，不再挑衅。我知道，因为他们已经看见，我们挂着北京的车牌。害怕我们有更大的背景。
这是一段写实的记录。几个年轻人，因为官员的一句许诺，就敢大张旗鼓的坐地收钱，而且到了完全无视法规的程度。看得出他们绝不是第一次，也一定是屡屡得手，否则不会如此的嚣张，如此的理直气壮。悲哀的是，他们不过二十岁左右，就如此强烈的欺软怕硬。
我实在搞不清，我们到底是一个具有什么样人格特征的民族？我们从小被教育，中国人勤劳、勇敢、正直、善良。真的吗？
我想，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承。它会影响生活在其中的每个各人，形成民族人格的独自特征，正如鲁迅先生说的国民性。如德国人的冷静、法国人的热情、日本人的勤奋。中国儒家文化带给中国人的国民性又是什么？有人说，顺从、勤俭、保守。我以为不尽然，因为近代，儒家文化已经受到现代威权主义的长期批判，更强化了中国人格中，对权力的膜拜和对自由的疏远。中国人，从小臣服家长、老师、拳头；长大自然臣服长官、权威、暴力压迫。教育，特别是学校的灌输式教育，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更悲哀的是，这种国民性具有强烈的两面性，对下欺软，对上怕硬。
改革开放，权利日益集中，官场日益强势，青年越发世故。官阶、地位越发清晰，是非、公道越发模糊。仗义执言，打抱不平，忌恶如仇越来越少见；曲意奉迎，官商勾结，欺负弱小，越来越风行。我们的社会究竟是怎么了？难道还真像哲人说的：近代培养出了一代精细的利己主义者，是个抽掉了精神的经济蛆虫！
（放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