漠河行，源自一个心愿。
2009年金秋，邀朋友耿少峰、许天宁、丁月明驾车从北京北上敕勒川，穿越阿拉善戈壁，直抵甘肃、内蒙的交界——额济纳旗。那里正在举办“第十一届额济纳胡杨节”。
内蒙西部，人烟稀少，地域开阔。一连三天的自驾跋涉，无尽的戈壁连接着无尽的沙漠。白天，满眼黑灰，偶然几蓬骆驼刺，一派凄凉；黑夜，漫天繁星，清亮的银河，无声的蓬勃。穿越巴丹吉林沙漠，一条发源于祁连山的黑河（弱水）注入额济纳，有了戈壁绿洲，有了瀚海胡杨，有了居延海，有了枯寂的黑水城和那无尽的传说。
额济纳美，深秋的胡杨林庇护着小河，动荡着从黄到红的秋色。那秋色烘托着蓝天，天晴得让人眩晕。羊群从秋色覆盖的沙丘穿过。我站上高台向东瞭望：那里有“居延海”，金色的胡杨纠结着金色的芦苇，伸延着蔚蓝的大湖，融入无边的大漠。
我萌生了一个心愿，走进那里，沿边境穿越阿拉善戈壁，经锡林郭勒草原，科尔沁草原，呼伦贝尔草原，直抵东北漠河。那里有一条从西北走向东北的小路，贯穿着生命的寂寞到无限生机的壮阔。我想走过去，亲眼目睹，诗人笔下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3年过去，机会来了。还是盛夏，还是耐不住北京的酷暑。一早，拉上朋友王小平、许天宁、丁月明驾车走上通向张家口的高速路。
十点走上八达岭，这里熟悉。这里的长城脚下有个康庄人民公社。35年前我曾作为“下乡工作组驻队干部”在那里生活。说起来也是异数，我一生居然两度“上山下乡”，而且扮演着完全相反的角色。
第一次，1968年11月。随着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被插队到云南西双版纳关坪农场，作为被教育对象在那里待了三个年头。第二次，8年后（1977年），我被西城区委抽调到“农村工作队”，来到眼前的康庄公社，马房大队，承担起了教育知识青年的“责任”。
我曾经想过，从1949年夺取政权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整整27个年头。 我们究竟都做了点什么？
做的事很多，究其本质只做了一件事：夺取权力，并且向领袖集权。只采取了一个手段：不断的掀起运动，不断的阶级斗争。而“工作队”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当代青年对“工作组”陌生。可我们那个时代，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从未中断过“运动”，也因此从未停止派“工作组”。
那是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运动”不断翻新。每来一个运动，就组成特定的工作组下基层指导。运动多，工作组自然多，派出的干部就多。这既是对干部的整肃，也是对干部的教育，也因此培养出一批富于阶级斗争的骨干。
工作队如何阶级斗争，有一套历史传承的模式。老一套但很管用。特别对我们这些刚踏入“官场”的青年，有很大震动。
进村，首先是“恐吓”。第一件事，开批斗会。不问青红皂白，拉出5类分子就斗。什么叫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听明白了吗？不要说“反革命、坏分子、右派”没有法律意义的界定，就是真吃过地租的地主、富农那时也多被土改斩尽杀绝，能留下的只是子女。家庭出身就是他们的“罪恶”。
批斗的方式简单，把全村老少集中起来。把“五类分子”押到台上，由工作队领导动员，贫下中农“揭发”，把农村的“干群对立、邻里不和、小偷小摸、婆媳打架，甚至丢了牲口，卫生落后，”统统都归到“五类分子”的头上。挂上牌子，喊一通口号，少不了体罚，打得浑身是血。“五类分子”的“气焰”肯定是没了，全村男女老少的“气焰”也跟着熄火。紧接着就会宣布一套“紧箍咒”一样的政策，不许偷懒，不许偷球，不许私自外出，甚至不许养鸡超过四只。那时的“人民公社”，政教合一，高度集权，就像个大集中营。工作队实际上就是“集中营”的监护者。那时，村民抵触，毫无生产积极性。
1967年我所在的马坊大队一个工（一个壮年农民的全天收入）只有3.6毛钱，还是好的，附近有的生产队一年下来一个工不到1毛钱，只够买一斤玉米粒，根本无法生活。
那时的生产队，欠债是普遍现象，偷秋（偷粮食）是无组织的集体行为。知青就像一群没人管的“盲流”，口粮都不够。有的孩子偷秋，被民兵抓住吊打。我唯一的管理，就是掩护和动员孩子们“回城”，那里有家人照顾。我理解知青的苦衷和无奈！
那些不敢偷秋的“五类分子”，饿得实在受不了只能逃跑，我所在的康庄公社有很多人跑到了内蒙，边疆管得松，那里人善，可以保命生活。
那时的人民公社其实已经破产。村里一位参加过卢沟桥抗战的老兵告诉我：抗战时，村里捐钱捐粮，大户人家都有积蓄，小户人家也不会挨饿。现在哪还有大户人家？老百姓的生活连那时的雇工都不如。
我至今没想明白，一个有着3500年历史，以和谐和中庸之道作为追求的古老民族。为什么面临西方文化的进入，会反复陷入癫狂。爆发“太平天国”，“义和团”，直至“文化大革命？
我们从这些历史的悲剧中究竟应该吸收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