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边疆，我们还没摆脱文化革命的阴影。
记得1968年12月22日的傍晚，我们从半导体收音机中得知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依照在北京的惯例，应该组织游行。
可往哪游呢？我们所在的蒙曼寨子山里，十公里范围内，只有深山、雨林，要走出大山，到关坪场部，来回20公里不止。山里，除了两个知青队，只有三公里外的“基建队”，那时叫八队，有120多老工人及子弟。
“忠不忠看行动”，那时完全是一种下意识。当晚9点多，部分知青，拿出宣传队的锣鼓，打着手电，提着马灯，几十人的队伍，一路走向八队。 那时游行是一种本能，可真走在黢黑寂静的山林，总觉得有些不对劲。到了八队，满想着会受到热烈的呼应，没想到老职工没有半导体收音机，根本不知道，都已经睡觉。被我们的锣鼓声惊起的老职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听我们宣讲最高指示，没有兴奋只有诧异。我们在八队空场上呼口号，没人响应。我第一次想到这种形式是否必要？
后来我发现，这里老职工太“落后”。不知道《5·16通知》，不知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不知道“二月兵变”，只知道毛主席。那时开会要呼口号，挥动红宝书，可老职工文盲多，没有红宝书。基建队的几个“高级别”木匠，在木牌上刻毛主席像，涂上红绿色彩，称为“忠字牌”。文革中开大会多，职工要走到场部开会。来回20多公里，拎着个“忠字牌”，花红柳绿，很煞风景。
“忠字牌”有把柄，开会时拿在手里挥舞，走路累了还可以垫在路边，坐在上面休息。起初，感觉很不庄重。可你拎块牌子走20公里试试。很辛苦，很无聊，也很无奈。
知青能人多，因为知青的到来，场部、生产队增加了很多标语和版画，为原本平和质朴的山区增加了不少斗争气息。
版纳和平解放，没经历土改，没划分成分。我们到版纳的第二年，搞“政治边防”。不少知青被抽去参加工作队，到村寨给村民划分成分。可这里的村民怪，受过教育，了解外部情况的人都称自己是贫下中农。而真正的穷人又不承认自己穷，不愿意接受贫下中农成分。原因很简单，在他们看来：穷是和懒惰、笨拙连在一起。正是这最简单、最直观的态度让我产生了最早的反思—贫穷并不光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