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 回北京

    37  回归北京

清晨,顶着辰星,独自开车,上到临近的山顶。

一路观望。这里丘陵平缓,田园开阔。也许是因为纬度高,油菜花低矮疏落,大多刚刚齐膝盖。农田间种,形成一条条巨大的色带。油菜花明黄,玉米苗翠绿,土豆花清白,休耕的土地黑褐,间隔着多彩桦林,五色铺垫,无法言说的美丽。

半山,有一顶帐篷,周边百十来个蜂箱,发出很大的轰响。走过去,是养峰采蜜人。养蜂人40岁左右,饱经风霜的脸颊,很事故警惕的眼光。他对我把车开到半山很不解,问:“上这山林野地来干什么?”“拍风光!”“能看看吗?”“可以”。他看看视频,评价“还真美!拍这干啥?能挣钱是咋的?”“不挣钱,喜欢。”他说:“还是你们城里人安逸,来瓶蜂蜜吧,菜花蜜,多好的成色。50元一瓶,80元两瓶。” 看看,还真清亮亮的,“好,来两瓶?”,笑了,打开了话匣。

养蜂者姓王,河北承德人,为追逐蜜蜂来到这里。他说,“我父亲也是养蜂的,早先没有人民公社,也不讲以粮为纲,那时承德人大片种向日葵,花多,养蜂不用跑这么远。有了人民公社,不让养峰了,说是搞资本主义。可干部想吃,又说是副业,可以少养几箱。大多都被他们拿走了。这几年改革,没了公社,养蜂的人多了,花少蜂多,只能追着花迅跑。

长年在外,一年在家没几天。住野山坡,睡冷帐篷,一天从早忙到晚,吃不好,睡不好,遭老罪了。平时就两个人,没电,没电视,找个人说话都难。最麻烦的是经常碰到敲诈。过路要钱,放蜂要钱,卖蜜有人来收税。既没文件也没章程,我说没钱,他们就拿走几瓶蜜,拿就拿吧,还一大堆的道理。前些年还好点,这些年越来越厉害,到处是路霸,警察、城管,人人有份,真是没法干了。七、八十箱蜜蜂,一年收个千数来斤蜂蜜,搞好了能有七八万元收入,搞不好也就两三万。”他告诉我,城里人吃的蜂蜜大多都是勾兑的,用糖熬,再兑点蜜。有的干脆就是用化学材料做的,城里人其实吃不到真正的蜂蜜。就是蜂胶也一样,本来产量就低,现在很多蜂胶都是树胶熬的,真假难分。

他还告诉我,现在有些养蜂人也造假,把假蜜装瓶,放在蜂箱旁边,买蜜人尝到的是真蜜,买走的是假蜜。他又马上说,我这可是真的。

尝尝,味道很纯。他说,采下来的蜜有人收购。收购价压得很低,采蜜人挣不到钱,钱都让收购的公司赚去了。他说,过了今年花季他不准备再养蜂。

养蜂被称为“甜蜜的事业”,养蜂人到处追花,总是追赶着美丽,外人看着很浪漫,可养蜂人的生活很艰难。

告别养蜂人一路向南。至赤峰走出菜花带。满眼的玉米地,大地杀青,我们走进农业区。

真是农业区吗?说不清!我想起席慕容写的那首诗:

“父亲曾经形容草原的清香,

让他在天涯海角也从不能相忘。

母亲总爱描摹那大河浩荡,

奔流在蒙古高原我遥远的家乡。
如今终于见到辽阔大地,
站在这芬芳的草原上 我泪落如雨。

河水在传唱着祖先的祝福,
保佑漂泊的孩子 找到回家的路。”

能找到吗?那回家的路就是这里。这里地处年降水400毫米等降水线以北,适于游牧,不适于农耕。民国以前这里是著名的科尔沁草原。千百年来,科尔沁蒙古族生活在这里。

民国以后,外族入侵,军阀混战,内地人向这里移民。特别1960年以后的“三年灾难”时期,大量山西、河北、包括东北的”灾民”逃来这里。蒙古人善良,包容了他们。半个世纪下来,耕地增加,草场退化,汉族人已经远远超过蒙古族人。我不知那些漂泊的孩子能否找到回家的路。但我想,席慕容的父辈,即使能回来,也一定闻不到“草原的清香”。

这里已经看不到像样的牛群、羊群。耕地无边,村庄无际。这里正在修高速路,听加油站的人说,这里地下宝贝多,不仅有煤,还有铅、锌、硒、银,国家正在加大开采力度。

科尔沁富了,隔不远就能看到矿井的提升塔和电厂的烟囱。可“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呢?看到加油站工人充满憧憬的笑容,我的心在收缩,我深深的觉着愧对席慕容的诗歌。 

我想起这样一句告诫:“未来是我们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必然的命运。”可我们面对这 “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究竟选择了什么?

想想离这里不远的京津唐工业基地。那无处不在的雾霾,那春天了的沙尘暴。要知道,面对草场退化和无节制的能源开发。我们的蒙昧和不作为,牺牲的不仅是自己,还有我们的后代。

我想起一个温哥华小女孩玲木对成年人说的话:“……你们不知道如何让鲑鱼重回变成死水的河川吧?你们不知道如何挽救那些濒临灭绝的动物吧?你们也不知道如何再造沙漠上那些曾经郁郁葱葱的森林。如果你们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那就请别再继续破坏下去!……你们总说爱我们,那就拿出行动来证明吧!”

前方就是北京,我们此行,历时30天,穿越了锡林格勒草原,科尔沁草原,呼伦贝尔草原,翻越了大兴安岭,游历了漠河、北极村、乌兰浩特。接触了众多的人物,也因此写下38篇游记。把此行眼之所见,耳之所闻,心之所想记下来,留给后人,但愿能对他们有所启蒙!

copyright© 郭五一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