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7日
回到昆明，版纳行告一段落。妻子刘彬燕回北京；儿子郭悦去深圳，只有我和小耿自驾继续游历。
临分手妻子千叮咛万嘱咐只有一件事，不要去滇西藏区。
临行有计划，版纳回程，重游丽江古城，金沙江大峡谷，香格里拉，经东竹林寺再走阿坝藏区。
我喜欢藏区，不仅因为藏文化的奇异。更重要，老天爷太眷顾这个民族，把中国最美、最绮丽的山河都集中在那里。那里的山奇，那里的水秀，那里的天蓝，那里的江急；那里的自然景观无不散发着原始神秘的美，那种来自远古的自然基因总能给我深深的震撼。每到这附近就忍不住向那里走去。
可这次不行了，有了“3·14”。
我们离开北京时，拉萨就发生了“3、14”骚乱。我没当回事，以为过去也发生，闹闹就过去。没想到从三月闹到了四月底，从拉萨闹到了四川阿坝，闹到了云南的东竹林寺。
朋友马卓新发来短信，说从网上检索，东竹林寺有骚乱，不宜前往。
我五次进藏。最早文革初期大串联，最近去年，对藏民族自认为熟悉。我接触的藏胞和藏传佛教喇嘛，一般都很和善，对汉民族没有敌意。况且西藏是佛教领地，普度众生，并不追求暴力。
虽然1959年达赖出走，有过几次流血事件，但涉及的人数有限。特别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西藏和内地有了越来越紧密的联系。民族差异日趋缩小，社会正在变化，藏汉各族人民正在追求共同富裕。
可为什么会有骚乱？主流舆论，境外达赖集团操控。
达赖在国际社会有一定影响力，但我的了解，他并没号召武力对抗，也没提出过西藏独立，。他本人也因此获得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
问题的深层原因：1959年随达赖逃到印度的藏人有近十万之众。这批人，50年漂流，分散在世界各地，已发展成20万人的群体。他们没有国籍，没有家业，没有前途，才急切地要求独立，也容易倾向暴力。
达赖是否能控制这些人，实际情况也许更复杂。我真诚地以为，
该坐下来好好谈谈了。
半个世纪过去，时过境迁，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有什么恩怨情仇不能化解？上一代人的是是非非，又何必非要下一代承担？国共两党都能和解，只要承认都是中国人，又何必非要诉诸暴力？能否从有前提的接受流亡人员后裔回归，参加祖国建设开始，一步一步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
2004年我曾在滇西北东竹林寺住过一夜，当时有六个年轻喇嘛接待过我，为我们生火热饭。他们对国家非常关心，秉烛夜谈，问了我很多问题。
记得一个叫做鲁桑的中年喇嘛，去过北京、上海、杭州、普陀，他很真诚地说：我们是中国人，中国最好。他也想到美国看看。他告诉我2008年北京开奥运会，那时的北京一定是世界最好的地方。他们要去北京，我相信他的话，我看得出那六双眼睛的真诚。
四年过去，不知东竹林寺有多少僧人卷进了这场骚乱？不知那六个喇嘛是否安好？也不知鲁桑是否还记得自己的心愿？
我相信西藏多数僧俗民众不赞成独立，我更相信西藏脱离不了中华民族的主体。不是因为“主义”的说教，也不是因为佛教文化的影响，更不是因为国家机器。而是因为中华民族和谐融通的传统，因为上千年来藏民族在中华大家庭中的履历，因为改革发展到今天西藏和内地的骨肉相连，因为汉藏和谐才能共同走向富裕。
多年来，对中国境内的民族问题 一直有个误区。其实民族的概念在中国大地只是地域族群和文化的差异，并不具备现代民族的政治含义。与近代摆脱西方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民族独立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中国的民族问题从来都是内政问题，是不同文化族群追求共同价值、和谐相处的问题。这一追求从汉唐以来不断延续，正是这一追求与近代文明的结合，诞生了近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
从本质上说，没有孤立的西藏问题，西藏问题就是中华民族的问题，是中华大地各个族群对民主宪政和民生改善的追求压力。稳定和谐不是简单的对现有体制的维护，改革才是大道理。
答应了妻子的要求，放弃再进藏区。一早，到机场送走了刘彬燕、郭悦，我和小耿走进市区。
40年6次到昆明，每次都匆匆来去，反倒是40年前的印象最深刻。
1966年大串联，我第一次来到这里。那时的昆明，只有60万人口，古香古色，看着就疏朗。
东风路、昆阳大街等主要街道已经铺上了柏油，现代楼房聚簇。街心有花坛，两侧齐整的桉树。
最惬意，众多的铺着石板的小街小巷，木板门脸的商铺。商街楹联彩绘，描楣提记，古香古色。居民区大多是挑檐飞脊的木质小楼，街上跑着挂着铜铃的马车。街市间隙，古桥牌楼，池塘鸭鹅，青青菜地，凄凄细雨。
那时行人很少穿制服，妇女大多盘扣右衽，服饰绣着图案。背着竹篓的妇女，戴着斗笠的老人，挑着担子的小贩，攘攘煕熙，亲密祥和。
那时的西山，一眼望去，清清丽丽，错错落落，一幅巨大的睡美人图，昆明真美。
40年过去，昆明一下热闹了起来。楼房高大华丽，车流无以计数，道路交错纵横，空气弥漫薄雾，像个暴发户。
从世博园找大观楼，高架桥像迷宫，堵得瓷瓷实实，转了向。停停走走，问来问去，仍是走了不少冤枉路。
昆明的交通，连交管人员也说不清。你问路，他就给你推荐一个带路的，以致兴起了带路的行业，每个大路口都有带路的摩托。
路面，大车、小车、摩托、蹦蹦混杂一处。行人在高架桥上穿行，跨越隔离栏，不管不顾。最奇特，走着走着，路口砌出一排砖墩，路断了，可地图却绝无标明。从机场到大观楼十公里左右，我们摸了一个小时还多。
顶着太阳进了大观楼公园，几片水面，数排浓荫，松了一口气。
大观楼地处昆明西南，濒临滇池。清初，为运粮在这里挖出一条大观河，自此成为交通500里滇池的码头。康熙年间，巡抚王继文见这里北控滇池，遥望西山，湖光山色，遂筑堤堰，种杨柳，建楼阁，起名“大观楼”。
然大观楼驰名中华却主要不是因其景色，而是源于布衣名士孙髯翁的180字长联。上联写大观楼500里滇池景观，下联述云南府数千年历史。气魄宏大，对仗工整，情景交融。被誉为“天下第一联”，从此大观楼跻身中华名楼。
中国素称江南三大名楼，是为：洞庭岳阳楼，武昌黄鹤楼，南昌滕王阁。可昆明人把大观楼也挤了进去，合称江南四大名楼。虽说此议只是当地认可，而我却以为不无道理。
仅从历史年代看，三大名楼都是前唐建筑，而且文化灿然，典故丰富，大观楼没资格比翼。但从三大名楼都是因文得名来看，孙髯翁的长联也可争一席之地。
大观楼长联，意境立心比不得散文《岳阳楼记》；情致飘逸，达不到唐诗《黄鹤楼》；文采音韵，追不上长赋《滕王阁序》。然其文学形式却独树一帜，以对联成文，把三大名楼的“诗、文、赋”扩展为“诗、文、赋、对”，成为中国文学一大奇观。
昆明人也许觉得还不足以说服天下，专门在大观楼旁建廊，陈列中华历史名楼。把湖南长沙的天心阁，江苏南京的阅江楼，山西永济的鹳雀楼，山东烟台的蓬莱阁都搬了进来。捎带也把明末俞仪的《天心阁眺望》；明初宋濂的《阅江楼记》；唐代王之涣的《登鹳雀楼》；宋代苏轼的《海市》，也请了过来，龙凤呈祥，洋洋大观。
中国人嗜好“四大”，凡事一进入“四大”就扬名天下。可天下“楼”之多之杂。欲跻身“四大”的不知有多少。我想，江南三大名楼之地位无论从自然、历史还是文学典故都不可撼动，剩下一个位置只得大家来争，争不出个长短就广施恩泽，一起陈列，昆明人很懂。
大观楼自清初建造，有十数次修缮。眼下四海升平，旅游成风，又在修缮。大观楼40年前的景观我已无从印象，但根据孙髯翁的长联，变化应是很大的。如今，虽也小桥流水，亭台楼阁，繁花垂柳，碧波荡漾；但“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风韵不再，更别提“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如今的大观楼已成了旅游场所，长联前熙来攘往，人头攒动。很多外国游客看得很仔细。一件事让我很惊诧：导游的小伙子把长联中“汉习楼船”的历史典故解释成，“汉武帝为了统一云南，在北京仿滇池挖昆明湖操练水师。”把2000年前汉武帝在长安西南挖昆明池操练水师安在了北京，和清末慈禧太后修颐和园、挖昆明湖混在了一起。我不知导游词是否有统一审查，更搞不明白如此明显的历史纰漏竟然堂而皇之地当众宣讲。不知那些翻译怎么翻的，可怜那些外国游客，还在神情专注的做笔记。作为炎黄子孙，惊诧汗颜。都说云南十八怪，也许更怪的事还在后头。
值得一记的还有，大观楼长廊下，一群60多岁的老人在操琴自娱。一首文革中流行的歌曲《沁园春·雪》吸引了我。这首歌已成了遥远的记忆，好像走过了一个世纪。似乎一切都已消逝，听到这旋律才知道，它还埋在我的心底。
我理解这些退休的老人。“文革”对他们不仅是不公平，甚至是悲哀残酷。但那里毕竟有过他们的理想，他们的追求，他们的情感。他们并不简单是怀旧，更是舍不下那段曾经青春的岁月。
一个手风琴，一把二胡，一只笛子，唱得激越、投入，我也随了进去。眼前仿佛当年知青的宣传队。说来也怪，对那个时代，同龄人一般很不愿意回顾，但对那个时代的歌曲又几乎都有一种难舍的亲密。
那个时代尽管迷信、扭曲、偏执，但也有理想、追求、付出。这歌声抒发的不仅是青春已逝的怅惘，更有一种对昔日淡泊名利，单纯热情的回顾。
而昔日的单纯热情对今日难道就毫无意义？
附大观楼长联：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芒芒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苯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孤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长廊内的天心阁图案(隔着玻璃) 
操琴自娱的老人 Av4.o Tv1/40 Iso100